逃港被打破頭！

【人民報消息】從陳秉安家位於14樓的陽臺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橋。這座由深港兩地合作興建、於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橋，是連接深圳與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數時間裏，橋上車流滾滾，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橋背後，卻有着一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慘痛歷史——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這被研究者認爲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羣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橋所在的深圳灣，便是當年逃港者的一條主要路線。

爲了弄清這段歷史，陳秉安前後用了22年時間，採訪了百餘名相關人物，收集了大量資料。今年10月，其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公開出版。

每當有記者來訪，陳秉安都會不斷重複深圳寶安的一個農民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改革開放』這4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

後來發生的所有故事，都要從一家酒店的開業慶典說起。

1987年，深圳市羅湖區的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其總經理邀請深圳特區報派記者出席。這個任務落到了剛剛到報社工作的陳秉安身上。

慶典的開頭很尋常，可到了主人致辭的時候，情況卻起了變化。臺上的總經理，在唸了一半歡迎詞後，居然捧着演講稿嚎啕大哭起來。

臺下一片寂靜，人們都望着這個失態的總經理。他稍微冷靜了一下，突然用腳蹬了蹬鋪着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說：「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揹着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逃港失敗者的墳墓。

就像臺下的許多人一樣，剛剛辭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來深圳「闖天下」的陳秉安，並不清楚在這片土地上裏曾經發生過什麼。他趕緊詢問一個在場的當地居民，才得知，「原來這個老闆，是逃港過去的呀」。

「逃港？什麼是逃港？」他開始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在這個總經理的身上，在這座看起來熱火朝天的城市背後，似乎藏着一些不爲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後，類似的事情又一次發生。

陳秉安去一家港資工廠採訪，邱姓廠主在接受完採訪後，突然把他拉到了一個無人之處，問道：「有一段發生在我身上的歷史，你敢寫嗎？敢的話，請你跟我來。」

好奇的陳秉安，坐上了這個廠主的汽車。公路崎嶇蜿蜒，進入深圳東部的閘門山。兩人在一處河岸邊下了車，河對岸便是香港。廠主指着對面的一處小樹林說：「請你仔細看。」

陳秉安順着對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樹林的邊上，有一丘小小的墳墓。

「那是我的哥哥。」這個廠主的眼睛裏，突然蒙上了一層白花花的東西。

在隨後的聊天兒中，陳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廠主和哥哥一起從這個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邊防部隊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槍，他眼睜睜地看着哥哥倒在河裏，卻沒有一點辦法。

後來，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業，還把廠子設到了深圳。在來內地之前，他在河的那邊堆了一座空墳，立了一塊墓碑。

「請你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告訴所有人，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這對我個人，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民族，都是一筆財富。」他這麼懇求陳記者。

從那一刻起，陳秉安突然意識到一種使命感，「就如同已經被掩埋了許多年的寶藏，突然無意中露出了一絲縫隙」。

他開始尋訪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歷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於寶安縣農村的山中小徑、舊村瓦舍，採訪那些逃港的親歷者，聽他們傾訴當年藏在心底的種種怨氣，以及對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62歲的陳秉安坐在家中書房的椅子上。當年風華正茂的記者，如今已是兩鬢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幾個裝得滿滿的編織袋，裏面都是這些年來的採訪筆記。

「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或許將留下一頁空白。」他緩緩說道，「能給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間的窮困的偷渡者和他們的親人以一點慰藉，是我最大的心願。」

這是一部跨度達30年的驚心動魄的逃亡史。

六、七十年代。

在民謠背後，則是一組驚人的數字。根據陳秉安掌握的資料，在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文件裏，從1955年開始出現逃港現象起，深圳歷史上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計56萬人(次)；參與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 (縣)。

逃港者多爲農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甚至軍人。從政治成分看，普通羣衆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有一份來自深圳市的數據表明，至1978年，全市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遊過深圳灣，順利的話，大約一個多小時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廣東人把這種水路偷渡稱爲「督卒」，借用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在許多當地人的記憶中，一到夏天，水庫和河裏便人滿爲患。不少孩童從小就被家人灌輸，「好好練游泳，日後去香港」。偷渡者通常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還有人將多個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

當時，上述物件都屬於嚴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後來，就連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爲邊防部隊發現，甚至有人將數百個乒乓球串在一起，作爲救生工具。

泅渡畢竟是年輕人所爲。中老年人和兒童婦女通常選擇陸上偷渡，從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代，翻越邊防鐵絲網，粵語中戲稱爲「撲網」。爲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臨行前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便不敢追蹤。

當時對偷渡者的打擊是異常嚴厲的。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都被視爲「叛國投敵」，抓到就處以收容。而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礙。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邊防戰士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塗上和山裏。此後，由於上級的嚴令，開槍的現象才逐漸消失。

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職業——「拉屍行」。在鼎盛時期，深圳活躍着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

陳秉安曾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告訴他，最多的一天，自己從公社領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個是他的親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強行衝關的情況。

據寶安縣委《關於制止羣衆流港工作的情況彙報》等文件記錄，1962年，廣東出現嚴重饑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餘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羣衆成羣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來勢洶洶」。

這些偷渡者成羣結隊，每人持一根4尺多長的木棒。帶頭的偷渡者公開說：「誰阻撓我們，我們就用木棍和他們搏鬥，衝過去，就算開槍也不後退！」

由於大量外逃，深圳許多村莊都「十室九空」。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彙報提綱》裏寫道，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爲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當地政府新建了百餘個收容所，但常常人滿爲患。

在那個年代，偷渡是公開的祕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會大擺筵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

廣州番禺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爲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外逃之時，甚至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爲其餞行。惠陽澳頭公社的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委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陳秉安曾遇到過一個逃港者中的傳奇人物，這個人先後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創下了一個記錄。到第13次，邊防戰士看了他都臉熟，實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殊死爭奪的陣地、社會主義教育堡壘、反偷渡的「紅旗村」，結果逃掉了一大半

爲什麼要逃港？這個問題，陳秉安曾經問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貧窮和饑荒。

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一步升級。寶安縣委通過《關於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準開荒，不準棄農經商，「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爲國有。

到了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饑荒。一份資料顯示，當年全省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少收了61.25億斤糧食，這相當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

一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伙食裏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爲了緩解飢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

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爲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是最爲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飽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鋌而走險，乘船逃往香港。他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報紙與電臺都報道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分子和知青爲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陳秉安曾經採訪過一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

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裏發現了一個從臺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裏，有許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一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這個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實在捨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

幾天後，他穿着白背心參加了一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溼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爲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寶安縣決心在這裏「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裏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

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裏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但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

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那邊去！」

真正的香港奇蹟，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淚創造出來的

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一開始，香港政府雖然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這些偷渡者其實並不拒絕。逃港者們開始在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樓天台上搭建，這也形成了一個後來香港報刊常用的名詞：「天台木屋」。

逃港者們從事較多的工作，是最爲初級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業——粘紙盒、縫襪子、勾紗等。因爲他們工作賣力，要求又低，正好爲經濟開始騰飛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於逃港者的數量越來越多，港英當局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實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於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親屬、朋友或者同鄉，這樣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對。

在陳秉安蒐集到的許多香港報紙裏，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1962 年5月，有3萬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區附近的一座名爲華山的小山上。據香港媒體的統計，平均一個逃港者，能與10名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發生聯繫，這等於牽動着30萬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當時的300萬人口中，平均每10個人裏就有一個人要爲華山山頭的情況擔心。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着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臺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

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羣裏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在陳秉安採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裏，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艱難時刻。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

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在這些人中，陳秉安印象最爲深刻的，是一個叫葉小明的企業家的故事。

葉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當時他還只有11歲。5月的一個深夜，母親揹着他，隨着逃港的人羣，扒開鐵絲網，由沙頭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當晚深圳突降暴雨，數千名逃港者身處的山間，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經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僅有200餘人僥倖脫險，其餘盡爲洪水吞噬。

葉的母親便是遇難者中的一個。在被洪水包圍的時候，這對母子發現了一棵大樹，母親先把兒子推到了樹上，然後再往樹上爬。由於樹上的人太多，有人擔心樹幹斷掉，便在這個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腳，她摔進了洪流中。

兩天之後，水退了。僥倖逃生的兒子又回到這裏，尋找自己的母親。在離那棵大樹一里多遠的地方，他找到了母親的遺體。她被卡在兩棵小樹之間，手指緊緊地摳住一截樹幹，樹幹上都被摳出了一個小洞。

兒子含淚掩埋了母親，然後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葉爭氣，「發誓在香港幹出一番事業來，一定要對得起死去的母親」。他從底層做起，奮鬥了數十年，如今已經是大型物業公司的老總，行業內數一數二的人物。

「我們不是總在討論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奇蹟嗎？你聽那些專家分析這個指標、那個政策，他們懂得香港嗎？他們懂得什麼是真正的香港人嗎？」在採訪中，葉小明流着眼淚，這樣告訴陳秉安，「我告訴你，真正的香港奇蹟，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淚創造出來的！」

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應該拿逃港者怎麼辦？這成爲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的一個難題。

1962年，人民日報的一個記者受上級委派，來到深圳。他想搞清楚，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個當時負責接待這個記者的當地官員向陳秉安回憶，他爲這個記者辦理了一張過境耕作證，派一位會粵語的公安科長陪同，隨着逃港的羣衆，前往香港九龍。

當時，內地對香港進行醜化宣傳。官方發過一份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其中是這樣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會橫行，三、香港是最大的製毒販毒基地，四、香港自殺者是世界上有數的……

但這個記者在香港看到的，並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對方哭着說：「我們也是黨員啊，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給社會主義丟了人，可我們實在沒辦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並非像宣傳的那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的生活，比內地高出了許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在內地還吃不飽飯的時候，香港居民已經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

回到深圳後，這個記者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閉門不出。他先後寫了4篇內參，把自己看到和認識到的情況向中央報告，希望執政者能從大逃亡中「吸取教訓，反思歷史，調整政策」。

在30年後的今天，「逃港」已經成爲一個歷史名詞。但讓陳秉安感到不安的是，這段歷史卻逐漸被人們遺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這個城市，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故事。很多當事人對這段歷史都諱莫如深，畢竟，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許多檔案管理部門，也以各種理由，拒絕了陳秉安的查閱請求。

如今，從陳秉安家中的陽臺望去，蛇口深圳灣，這個原本荒涼偏僻的逃港之處，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機與挖掘機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這裏正在興建一處海濱公園，周邊許多樓盤的價格也水漲船高。購買者中，有許多香港人。

但歷史依然會頑強地留下自己的印記。在這處工地裏，時常會挖出一些逃港死難者的遺骨。不久前的一天，一個朋友告訴陳秉安，他們在灘塗中挖出了兩具逃港者的遺體。從屍骨的大小形態上判斷，應該是一對男女，他們的手腕，用繩子緊緊地綁在一起。逃生成功在一起、失敗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