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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梅貽琦在1931年12月3日清華大學校長就職典禮上，留下的中國大學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話。 正因爲有此真知灼見，在其任內，梅貽琦爲清華請來了衆多的大師，亦爲後世培養出了衆多的大師；而在其領導下，清華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並在世界排名100位左右。他在大陸的清華大學（包括西南聯大）任校長達17年，離開大陸後又在臺灣籌建國立清華大學，因此被稱爲清華「永遠的校長」。 1889年出生在天津的梅貽琦，童年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後前往美國留學，獲電機工程碩士學位。在留美期間，他成爲了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回國後，他於1916年開始在清華擔任物理學教授，並先後任教務長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當時清華的學生以「驅逐校長」而聞名，在梅貽琦之前的幾任校長，都是在學生的抗議下被迫辭職的。 不過，在梅貽琦被任命爲校長後，清華學生們卻是心服口服，喊出的口號是「擁護梅校長」。梅貽琦爲人重實幹，很少有慷慨激昂之時，而以「慢、穩、剛」著稱。他自己就說：「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故時人稱之爲「寡言君子」。 在當校長期間，梅貽琦嚴格選聘老師，併成功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制。評議會，是學校最高的立法、決策和審議機構，以校長、教務長、祕書長，各學院院長，以及教授會互選之評議員組成，也相當於教授會的常務機構，從而實現了「教授治校」。 梅貽琦特別鼓勵中西學術交流，積極支持教師出國講學與在國外發表論文。他實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後，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歐美研究，學校開支一半工資，還給予往返路費。 他還主張通才教育，重視「德」育，重視體育。他說，「學問範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於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於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了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梅貽琦時的清華有三難：進校門難、讀學分難、出校門難。任何一門課，59.99分的成績也要重讀，沒有補考，然而絕對公正。 在清華每一筆物資的使用上，梅貽琦則幾乎達到了「嚴苛」的程度，決不隨便亂耗費一分錢，決不爲己謀一絲私利。在任清華留美監督期間，他儘可能爲清華節省每一分錢，不僅辭去司機，自己學開車，而且還讓夫人韓詠華兼作廚師，不再另付報酬。在出任校長後，他按規定住進了清華園裏條件最好的甲所住宅。可是，他放棄校長的特權，家裏工人的工資由自己付，電話費亦自己來付，甚至連學校供應的兩噸煤也不要。他曾說：「清華有點兒錢，要用在圖書、儀器、請教授上。」 梅貽琦的一大愛好是喝酒，不過其酒品着實令人佩服，考古學大師李濟回憶道：「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的當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與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這種『不及亂』的記錄。」 在許多人的眼中，梅貽琦是一位「厚德載物」的君子。清華早期著名的體育教員馬約翰曾這樣評價他：「梅先生不但是一位真君子，而且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舉措態度，是具備中西人的優美部份。」 國學大師陳寅恪亦對梅貽琦讚賞有加：「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後來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先生在「比較廣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過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尋人們對梅貽琦的「異詞」或「謗語」，但卻迄無所獲。 1948年底，中共軍隊開始進駐北平（北京）。梅貽琦和當時許多大知識份子一樣，都面臨着走還是留的選擇。梅貽琦最終還是乘坐國民黨的最後一架飛機離開了北平，許多人對此不解，認爲他很可能是「被迫」離開的。 事實上，雖然梅貽琦具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身份，但在歷次學潮中，他都不分背景和黨派，保護遇到危險的學生和老師，包括中共地下黨員。因此即便梅貽琦留下，也是沒有任何「風險」的，況且從即將入城的中共，直到清華的普通師生，一再向他示意、招手、甚至通過電臺播音、校內遊行呼籲，要求他留下。那麼，梅貽琦真實的想法究竟是什麼呢？ 在清華任教的吳澤霖教授後來回憶說，他曾在學校門口碰見梅貽琦，吳問梅是不是要走，梅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爲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辦法保護起來。」他在擔心什麼呢？ 顯而易見，梅貽琦的走是深思熟慮後的結果，而絕非被迫之舉。他出走的主要動機，用同樣離開北京前往南方的陳寅恪先生稍後在詩文中一再使用的一字以蔽之——「避」，他們大概「避」的是向斯大林專制獨裁體制學習的中共，而這正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於時局的看法。 而且毫無疑問，在精神上信仰上帝、相信「神什麼事都知道」的梅貽琦很可能意識到，自己與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是無法相融的，因此他堅定地選擇了離開。 1955年，梅貽琦由美國飛到臺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他因爲一手奠定了臺灣的清華基礎，又被稱之爲「兩岸清華校長」。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於臺大醫院。他逝世後，祕書把他在病中一直帶在身邊的一個手提包封存了。兩個星期後，在有各方人士參加的場合下啓封。打開提包一看，原來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筆非常清楚。 在欽佩梅貽琦卓絕人品的同時，我亦讚歎其頗有預見性的洞察力。假如那一天他不選擇離開，不僅他的人生將與那些留在大陸的同僚們一樣，註定是悲慘的，而且清華基金必將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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