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她是在三十年前，当时她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个着落在深山里的小连队。生产建设兵团其实和农民一样，也是起早贪黑地种地，不同的是他们的各级主管领导人，都是现役军人。

文革期间，兵团的“革命斗志”比地方高，他们早晨天天读学毛选，天天晚上开大会。把被揪出来的地、富、反、坏份子拉上台。让他们站在长条凳子上，低头哈腰。再往他们脖子上挂上一只水桶或吊几块砖。这些都是用很细的铁丝栓着，不一会。血就顺着铁丝流下来了。谁坚持不住就打。被斗的人经常被打得头破血流。对这些 “地富反坏右”谁都可以上台去打。想入团、入党，想提干的人都冲上来了。谁打得狠，谁无产阶级立场坚定，谁的旗帜鲜明。谁就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接着他们就可以入团、入党、提干了。

文革结束后，不少“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摘了。一直轮不到她。人们在街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个披头散发，满脸血迹，穿着一身血衣，后背上还缝了一大块白布，上面写着诉状的女人。她一边走，嘴里还直嘟囔。她像疯子，像傻子，像精神病。她背着这块白布去上访。到团里告，到师里告，到兵团告，到省里告。她被抓回来，再跑，再告。她与其他“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不同的是，她就是不认罪，打死也不服。这属于“态度不老实”“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党中央”。所以她比别人不知多挨多少揍。算她命硬，要么早没命了。

当地领导对她恨得咬牙切齿，说她到处告状，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了咱组织（党）的形象。“恨不得一棒子打死她！”。她就是文革期间被戴上“坏份子”帽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的杨大珍(化名)

她该不该平反，党委迫于群众的压力，勉强同意覆核一下。我接了这个案子。翻开薄薄的卷宗，她的罪行共有五条。

第一条“老子在台湾，企图反攻大陆”。是她老子要反攻大陆，还是她要反攻大陆。不清楚。她质问省里人说：“我老子在台湾是给谁干事？是为国民党干事，我为什么是‘军属’？如果是为共产党干事，他为什么要反攻大陆？”经过多次上访，最后得到了秘密答复：“这事别嚷嚷大了，要让台湾知道了，你爹就没命了! ”

第二条“反动透顶，企图枪杀党团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年大珍二十多岁，风华正茂，又是中专毕业，在当地是文化人。知道的事多。那年开春，大伙围着粪堆用镐头刨粪。是把冻得像石头一样的粪，用镐头一块块刨下来，再用车送到地里。她一边干活，一边兴致勃勃地给大伙讲着离奇的故事。当时有一个人问她：“什么枪最厉害？”她说：“枪分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当然机关枪厉害了。”说着她端起镐把说：“这要是机关枪，我这么一突突。”说着她把身子就地转了一圈说：“你们就全死了。就这么厉害。”她说的这句话，被入党积极份子告到了团保卫科，因为干活这群人中就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

第三条“破坏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教导，倒插杨树苗”。那年植树，要把十公分长的树条，小骨朵头朝上插在地上。你如果不认真容易将骨朵头朝下插地上。这是常犯的错误。因为她出身不好，被上纲上线问题就严重了。

第四条“破坏毛主席支边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教导 ，腐蚀拉拢革命知识青年”。'她人员好，一天一帮支边青年到她家包饺子吃，她把一枚硬币包在饺子里说：“谁吃着它，谁有福啊。”结果被一知青吃到了，大伙一阵嬉笑。事后，有人将此事告发了。

第五条“道德败坏，流氓成性，乱搞两性关系。”卷宗里只有一个人证明她在恋爱期间和男友睡到一个炕上了。我找到了那个男人，他当时是机关干部。他对我说：“党的政策我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要是不承认是态度不老实，我不交代是抗拒组织（党），这让我怎么办呐。大珍能够证明我的清白啊。”说着他哭了。我没再问什么，看他可怜，也怕给他造成影响。

就这五条大罪，让一个原本活泼开朗的脆弱女子，遭受了十几年的折磨。冬天她被关进黑屋，要忍受北大荒零下二十八、九度的严寒。夏天她被关进阴暗潮湿的牛棚，任凭蚊虫叮咬。还常被揪去开批斗大会被打的鼻口冒血。她受尽折磨，受尽凌辱。就连她小便时，不让男人看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她要小便，看守将她带到室外后用手一指地说：“就在这尿! ”她说：“女人撒尿，男人该回避一下吧？”看守气急败坏地吼道：“回避你妈了个x!我就瞅你怎么了，你个坏份子。”

认识她的人都说：“要叫一般女人早折磨死了，她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还有人说：“你别说国民党的种，就是抗造，要么怎么说资本主义是腐而不朽，死而不烂呢。”

案子覆核完了，我向党委做了汇报。阐述了我认为此案该平反的理由。参加会议的一位领导说：“像她妈的杨大珍这种人，戴着帽还这么狂，要给她摘了，不就更管不了啦，要我看还是给她戴着吧，要么再找找法律，看看再给她弄个什么的，在咱共产党领导下，总不能让这种人太嚣张吧! ”'

团党委给没给她平反，我不清楚了。我调走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头两年偶尔想起她，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熟悉她的人，人家告诉我说：“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整天上访告状。她告场长盗伐林木。她告书记挪用公款。她告工程偷工减料。她有文化又能说都委托她去告。”我问“告赢了吗？”对方说：“有的领导被调走了，这就算赢了吧!被告的多半都升官了。她这么告，还影响她子女就业，只好自谋生路了。”

那天，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的声音一点也没变，还是那么清脆。那么利落。我问她：“你还告吗？”她大喊一声：“告! ”我问：“告赢了吗？”她反问道：“你看还有这种可能吗？”我没有回答，她笑了，笑声中带着苦涩和悲哀。我脑海里浮现出了她那忧伤无助的表情。我同情她，可怜她，因为她是一个永远告不赢的女人。

打印机版

如果您喜欢本文章，欢迎捐款和支持！

分享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