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永远告不赢的女人
 
大生
 
2009-8-16
 
【人民报消息】她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人,个头不高,瘦瘦的。长得白白净净,说话时总爱笑,一笑脸蛋上一边一个小酒窝。她心眼好,爱帮助人,性格又开朗。左邻右舍都说她是个好人。她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她那与众不同的那一串串铜铃般的笑声。

我认识她是在三十年前,当时她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个着落在深山里的小连队。生产建设兵团其实和农民一样,也是起早贪黑地种地,不同的是他们的各级主管领导人,都是现役军人。

文革期间,兵团的“革命斗志”比地方高,他们早晨天天读学毛选,天天晚上开大会。把被揪出来的地、富、反、坏份子拉上台。让他们站在长条凳子上,低头哈腰。再往他们脖子上挂上一只水桶或吊几块砖。这些都是用很细的铁丝栓着,不一会。血就顺着铁丝流下来了。谁坚持不住就打。被斗的人经常被打得头破血流。对这些 “地富反坏右”谁都可以上台去打。想入团、入党,想提干的人都冲上来了。谁打得狠,谁无产阶级立场坚定,谁的旗帜鲜明。谁就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接着他们就可以入团、入党、提干了。

文革结束后,不少“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摘了。一直轮不到她。人们在街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个披头散发,满脸血迹,穿着一身血衣,后背上还缝了一大块白布,上面写着诉状的女人。她一边走,嘴里还直嘟囔。她像疯子,像傻子,像精神病。她背着这块白布去上访。到团里告,到师里告,到兵团告,到省里告。她被抓回来,再跑,再告。她与其他“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不同的是,她就是不认罪,打死也不服。这属于“态度不老实”“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党中央”。所以她比别人不知多挨多少揍。算她命硬,要么早没命了。

当地领导对她恨得咬牙切齿,说她到处告状,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了咱组织(党)的形象。“恨不得一棒子打死她!”。她就是文革期间被戴上“坏份子”帽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的杨大珍(化名)

她该不该平反,党委迫于群众的压力,勉强同意覆核一下。我接了这个案子。翻开薄薄的卷宗,她的罪行共有五条。

第一条“老子在台湾,企图反攻大陆”。是她老子要反攻大陆,还是她要反攻大陆。不清楚。她质问省里人说:“我老子在台湾是给谁干事?是为国民党干事,我为什么是‘军属’?如果是为共产党干事,他为什么要反攻大陆?”经过多次上访,最后得到了秘密答覆:“这事别嚷嚷大了,要让台湾知道了,你爹就没命了! ”

第二条“反动透顶,企图枪杀党团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年大珍二十多岁,风华正茂,又是中专毕业,在当地是文化人。知道的事多。那年开春,大伙围着粪堆用镐头刨粪。是把冻得像石头一样的粪,用镐头一块块刨下来,再用车送到地里。她一边干活,一边兴致勃勃地给大伙讲着离奇的故事。当时有一个人问她:“什么枪最厉害?”她说:“枪分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当然机关枪厉害了。”说着她端起镐把说:“这要是机关枪,我这么一突突。”说着她把身子就地转了一圈说:“你们就全死了。就这么厉害。”她说的这句话,被入党积极份子告到了团保卫科,因为干活这群人中就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

第三条“破坏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教导,倒插杨树苗”。那年植树,要把十公分长的树条,小骨朵头朝上插在地上。你如果不认真容易将骨朵头朝下插地上。这是常犯的错误。因为她出身不好,被上纲上线问题就严重了。

第四条“破坏毛主席支边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教导 ,腐蚀拉拢革命知识青年”。'她人员好,一天一帮支边青年到她家包饺子吃,她把一枚硬币包在饺子里说:“谁吃着它,谁有福啊。”结果被一知青吃到了,大伙一阵嬉笑。事后,有人将此事告发了。

第五条“道德败坏,流氓成性,乱搞两性关系。”卷宗里只有一个人证明她在恋爱期间和男友睡到一个炕上了。我找到了那个男人,他当时是机关干部。他对我说:“党的政策我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要是不承认是态度不老实,我不交代是抗拒组织(党),这让我怎么办呐。大珍能够证明我的清白啊。”说着他哭了。我没再问什么,看他可怜,也怕给他造成影响。

就这五条大罪,让一个原本活泼开朗的脆弱女子,遭受了十几年的折磨。冬天她被关进黑屋,要忍受北大荒零下二十八、九度的严寒。夏天她被关进阴暗潮湿的牛棚,任凭蚊虫叮咬。还常被揪去开批斗大会被打的鼻口冒血。她受尽折磨,受尽凌辱。就连她小便时,不让男人看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她要小便,看守将她带到室外后用手一指地说:“就在这尿! ”她说:“女人撒尿,男人该回避一下吧?”看守气急败坏地吼道:“回避你妈了个x!我就瞅你怎么了,你个坏份子。”

认识她的人都说:“要叫一般女人早折磨死了,她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还有人说:“你别说国民党的种,就是抗造,要么怎么说资本主义是腐而不朽,死而不烂呢。”

案子覆核完了,我向党委做了汇报。阐述了我认为此案该平反的理由。参加会议的一位领导说:“像她妈的杨大珍这种人,戴着帽还这么狂,要给她摘了,不就更管不了啦,要我看还是给她戴着吧,要么再找找法律,看看再给她弄个什么的,在咱共产党领导下,总不能让这种人太嚣张吧! ”'

团党委给没给她平反,我不清楚了。我调走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头两年偶尔想起她,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熟悉她的人,人家告诉我说:“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整天上访告状。她告场长盗伐林木。她告书记挪用公款。她告工程偷工减料。她有文化又能说都委托她去告。”我问“告赢了吗?”对方说:“有的领导被调走了,这就算赢了吧!被告的多半都升官了。她这么告,还影响她子女就业,只好自谋生路了。”

那天,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她的声音一点也没变,还是那么清脆。那么利落。我问她:“你还告吗?”她大喊一声:“告! ”我问:“告赢了吗?”她反问道:“你看还有这种可能吗?”我没有回答,她笑了,笑声中带着苦涩和悲哀。我脑海里浮现出了她那忧伤无助的表情。我同情她,可怜她,因为她是一个永远告不赢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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