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血寫的歷史
 
2009-6-4
 
【人民報消息】2009年6月3日,魏京生基金會在美國國會大廈公布其製作的有關1989中國民主運動的50分鐘長的電視記錄片的相關資料。我們無意尋求任何經濟補償,懇請大家廣泛傳發。正如魏京生所言: 我們以此來記錄一場屠殺,一段歷史,來讓年輕的中國人了解過去發生過的事情,來接受血的教訓。拒絕遺忘,拒絕謊言,拒絕奴役、拒絕暴政。這就是我們獻給中國人民的歷史證言。

1989——血寫的歷史

魏京生基金會製作
總策劃人: 魏京生
撰稿人: 孔捷生
執行主任: 黃慈萍
解說詞: 張敏,廖小強
錄音: 江月
制片: 司鵬程,尹剛
協助製作: 陳興宇,陳邦錚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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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片解說詞:

這裏是中國的心臟,它博大而宏偉。凝固著帝王氣象的古建築沿南北中軸線一字排開,而東西兩側卻是共和景象,糅合著蘇俄風格的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巍然相對,象徵著一個時代。這種皇權帝制與共產主義的奇異混合,在居東西南北之中的毛主席紀念堂有最強烈而集中的體現。這群風格矛盾的龐大建築物圍攏著一個空間,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天安門廣場。這座舞臺只有上演震撼全世界的歷史事件才配得起它的壯闊恢宏--氣壯山河的八九民運就在這裏拉開了帷幕,而六四屠殺卻把中國人民響遏行雲的吶喊鎖進了歷史的黑箱。

拒絕遺忘,揭開記憶黑箱上凝固著血痂的封條。在這裏,我們獻給全世界炎黃子孫的,只是歷史的真相。

八九民運的先聲,是西單民主墻和貫穿整個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

早在文革後期,中國就湧現了疾風勁草一般的地下運動,他們的心聲,凝聚到北島的一句詩裏:“我--不--相--信”。有了這“我不相信”的一代,才有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波思想解放運動--“北京之春”,《探索》、《今天》、《五四青年論壇》、《星星畫展》,這都是拱開冰層的春潮。1979年,西單民主墻被封,《第五個現代化》的作者魏京生被捕入獄,但思想解放運動並沒有退潮。“傷痕文學”、先鋒戲劇與電影、《走向未來叢書》、電視片《河殤》......成了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啟蒙。

80年代青年對新知的渴求,對權威的叛逆,致使共產意識形態受到了空前的挑戰。1986年北京大學生發起了一場要求民主選舉的示威遊行。1987 年北京當局開除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的黨籍,並開始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然而在嚴寒的政治氣候之下,以北大 “民主沙龍”為代表的校園民主運動並沒有中斷,這一代叛逆者,如同已經抽芽的種子,在凍土下等待著驚蟄的雷聲。

一九八九--在中國歷史上這個年份是一個大時代的開端。

1989年1月6日,在聯合國人權宣言發表40周年之際,方勵之教授給鄧小平寫信,呼籲釋放已被關押了十年的魏京生和所有政治犯。1月28日,王元化、王若水、蘇紹智、方勵之等一百多名知識份子,在《新啟蒙叢書》首發式上紀念法國大革命20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會上提出要完成五四先賢的未竟之業,僅靠書生空議論是不行的,要切實付諸行動。

2月16日,詩人北島發起聯署公開信,向鄧小平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呼籲在建國四十周年之際實行大赦,釋放魏京生及所有政治犯,以創造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順應尊重人權的國際潮流。在公開信上簽名的有老作家冰心、蕭幹、吳祖光、嚴文井,還有湯一介、馮亦代、蘇紹智、王若水、宗璞、張潔、金觀濤、李澤厚等33位著名知識份子。2月26日,爭取民主權利和呼籲政治改革的上書活動擴大到科學界,由許良英發起的要求釋放政治犯、尊重人權的公開信,共有42名學者簽名,大部份是著名科學家。3月1日,北大清華同時貼出《告人民書》大字報,要求“解除四項基本原則 ”;3月2日,北大貼出《為中國人的悲哀》的大字報,號召“ 為自由而戰”。

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個新紀元的序幕即將揭開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發猝然去世。當晚,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長沙、合肥、西安、哈爾濱等城市的多間高校,都貼出了大批挽聯、大字報,悼念胡耀邦,要求政治改革,結束封建專制的家長統治,弘揚民主、科學精神。

4月16日,天津南開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的學生率先沖出校門,走上街頭遊行。

4月17日,幾千名北京大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花圈和挽聯,這一天廣場上聚集的學生與群眾多達數十萬。

4月18日,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外靜坐,學生代表向人大常委會委員劉延東以及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遞交了請願書。當晚,數千學生聚集到新華門靜坐,要求與國務院總理李鵬對話。

4月19日,《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在北京聯合召開紀念胡耀邦座談會,由《新觀察》主編戈揚主持。座談會的主題就是呼籲立刻進行政治改革。

4月20日下午,當局出動武警驅散新華門外的靜坐學生,強行把學生拖進汽車送回學校。

4 月22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為胡耀邦舉行追悼會,幾萬學生聚集在廣場,要求瞻仰胡耀邦遺容,遭到拒絕。學生代表郭海峰、周勇軍、張智勇三人在人民大會堂東門長跪,高舉請願書,要求李鵬出來和學生見面。從這一歷史性的畫面,就可以看到,中國人從臣民到公民的蛻變,還要經過多少痛苦的蛻變。但是,無論請願者是跪著還是站著,李鵬始終沒有出現。

當局對學生訴求的蔑視和壓制,激起全國各地更大規模的學生請願集會和示威遊行。上海復旦大學貼出大字報,要求重新評價1986年的學潮。天津南開大學貼出的大字報,要求李鵬辭職。武漢、西安的學生走上街頭,喊出“聲援北京學生”的口號。到了4月25日,學生運動已經蔓延到全國28個省市。在連續多日的抗議活動中,北京高校的學生認識到團結起來成立學生組織的重要性,北大率先成立了“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宣布廢除原來官方控制的北大學生會。“籌委會 ”將原來的請願書擴充成其綱領。

根據這個綱領,“北大團結學生籌委會”發出了《告北京高校書》,倡議聯合起來,民主選舉代表,共同成立統一領導學運的學生組織。4月23日,北京 21所高校的代表在圓明園開會,成立了“北京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高自聯的崛起,是八九學運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從這一刻起,中共政權終於發現將要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受自己控制的組織,它哪怕再年輕、再弱小,都將對堅如磐石的黨天下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

就在高自聯成立的4月23日這天,主張“協商對話”和“在民主、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離開北京赴北朝鮮訪問。

4月24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報導了“4.19”中共紀念胡耀邦座談會的全部發言,引起社會強烈反彈。當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立即撤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並且迫使該報停刊。

李鵬在24日晚上至25日凌晨,召開政治局常緊急會議,給學運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鬥爭”。李鵬向鄧小平匯報時,鄧小平同意了政治局常委的意見,並進一步指出這是“陰謀”和“動亂”,要平息就要“快刀斬亂麻”,“一步也不能退。”“不要怕國際影響”,“要盡量避免流血,但又不可能完全避免流血”,鄧小平還表揚了上海市委的“果斷措施”。

按照鄧小平的指示,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當局的不可逆轉的政治抉擇,就成了八九民運的分水嶺,敦請政府實施改革的學生運動,被定性為“敵我矛盾”,形勢急轉直下,學生宣布罷課,並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四二七大遊行”,38所北京高校的三萬多名學生,沖出校門,突破警察的幾十道防線,會師天安門廣場。

這次大遊行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學生首次運用憲法賦予的“結社自由”的權利,組織起來和政府對抗,從此演變成全國性的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四二七大遊行”提出了反貪污、反腐敗和要民主、爭自由的更明確的政治訴求,並且得到社會各界的共鳴和支持,八九學運升級為全民民主運動,已勢不可擋。

迫於學運的磅礴氣勢和全國上下的呼應,4月29日,當局派出代表國務院的袁木、代表國家教委的何東昌、代表北京市委的袁立本和學生代表對話,但這些學生代表是官方控制的全國學聯所邀請的,被當局視為“敵對勢力”的高自聯依然被排斥在外。在這次對話中,袁木等人聲稱學生受到了某些“長鬍子的人”的操縱和利用,並且一再強調高自聯是“非法組織”,“我們不予承認”。

而“高自聯”理所當然地不予承認這次由官方導演的“對話”,王丹和吾爾開希代表高自聯在同一天召開記者招待會,指出這是愚弄和欺騙全國人民的行為。

當局對學生的恫嚇和高壓姿態,堵塞了一切政治協商和社會和解的途徑。然而就在此時,險惡的局面似乎出現了一線轉機。剛剛回國的趙紫陽於5月1日上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表明否定《四二六社論》的立場。5月3日,趙紫陽發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講話,刪去了講稿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字句。5月4日,全國100 多所高校發起了紀念五四的大規模遊行。在這同一天,趙紫陽在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談到學潮,再次強調“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與社會各階層展開對話。人大委員長萬里亦高度贊同。十位高級將領亦致函鄧小平,要求以和平方法響應學運。時局有了緩和的跡象。學生領袖在五四遊行結束時,宣布結束罷課。“首都高校對話團”也應運而生,隨時準備和政府展開平等的政治協商。

但是,趙紫陽和部份黨內改革派的主張,在中共高層並沒有得到認同,而且這種政治分歧迅速公開化。李鵬在接見八所北京高校黨委書記和校長時聲明:“ 趙紫陽同志的講話是他的個人意見,中央精神是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由於頑固派、強硬派始終把持著最高權力,趙紫陽等溫和派、改革派的主張無法貫徹,政府和學生的對話不能展開。中國共產黨就此錯失了與人民共商國是、推行民主憲政的機會。

而在學生這方面,他們不可能得知中共高層內部份歧的準確信息,密雲不雨的政治氣壓讓他們感到壓抑和焦躁,

5 月9日,北大學生經過民主投票,以64%的支持率贊成繼續罷課。隨後北師大、北農大等高校也宣布堅持罷課。5月13日,《絕食宣言》在北大三角地貼出,並成立了絕食團,參加絕食的學生都宣誓:為了促進祖國民主化進程,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指揮,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當天傍晚,絕食團四百多學生開赴天安門廣場,這是八九學運一條重要的分界線。無論在學生當中還是支持學運的知識份子當中,對絕食這種抗爭方式都是有爭議的。但無可否認,它是學生運動演變為波瀾壯闊的全國民主運動的新起點。

這時的另一個歷史契機就是,中蘇最高首腦會談就要在北京舉行,世界各大媒體都派出陣容強大的採訪團隊全程報導,當絕食的黑旗在天安門廣場升起,它牽動了所有新聞攝像機,也牽動了所有人的心弦。

5 月15日,戈爾巴喬夫將要抵達北京的這一天,一直在作思想耕耘、精神啟蒙而又只是坐而論道的知識份子走上了歷史的前臺。戴晴、溫元凱、包遵信、蘇曉康、於浩成、劉再復等17名知識界知名人士來到了廣場,他們發表演講,支持學生的訴求,要求當局實行政治革。戴晴勸諭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遭到學生的拒絕。

戈爾巴喬夫抵達中國首都機場之際,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十萬學生,他們打出中俄雙語的橫幅:“民主--我們共同的理想”。這個理想到底在哪裏能得到實現?當時幾乎沒有人懷疑,率先沖決專制堤壩、開創一個朝氣蓬勃新紀元的,將是中國。

以學運為前導的民主大潮迅速擴展為全民運動,重要的標誌就是知識界的“五一六宣言”和“五一七大遊行”,這個群體自從1957年被毛澤東敲斷了脊梁骨以來,第一次挺起了腰桿,發出了勇敢的吶喊。這場風暴把各個社會階層都卷進了歷史大舞臺,連國家公務員和宗教界人士都投入示威遊行,中國各大城市都翻卷著人海旗林,這是中國人經受了四十年極權壓迫之後的集體精神覺醒。

然而,就在5月16日這天,當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會談時,當局切斷了天安門廣場的供水,這一舉動泄露了當局對人民運動的震怒和“一步也不能退” 的決心。而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共黨內改革派的懦弱和消極態度,也揭示出中共這個政黨無法無天、無理和無情的遊戲規則。趙紫陽5月8日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清理官倒、限制幹部特供、公布副部長以上個人財產、開放新聞自由、推行司法獨立、在民主法制軌道上解決學運的六項主張,但由於李鵬的強烈反對,政治局常委會根本不予討論。實際上牢牢把持著最高決策權的非但不是趙紫陽,甚至不是李鵬,而是一小撮政治老人。

在中蘇首腦會談上宣布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是半退休的鄧小平,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卻在他之後,僅有10分鐘時間在釣魚臺國賓館和戈爾巴喬夫會面,已經內外交困的趙紫陽就在這一刻,押上了自己整個政治生涯作孤注一擲。他走進國賓館時的頭一句話是:“是直播嗎?”,確認電視直播後,趙紫陽把中共的最高決策人到底是誰,向戈爾巴喬夫和盤托出。趙紫陽的軟弱本質和他不願和黨內強硬派同流合污,都在這最後一把政治豪賭裏昭然若揭。

面對急轉直下的形勢,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擴大會議,楊尚昆傳達鄧小平的意見:事情的性質已經變了,要採取堅決措施。趙紫陽表示對此 “難以理解,難以執行。”中午,李鵬、李鐵映、李錫銘、閻明復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絕食學生代表,李鵬再次拒絕政治對話的要求。

深知大勢已去的趙紫陽懇求楊尚昆作安排,希望單獨會見鄧小平。但鄧小平召見的是政治局五名常委加上楊尚昆和李先念。就在這天深夜,中共權力核心在鄧小平的家中作出了最後抉擇。會上李鵬、姚依林對趙紫陽猛烈開火,鄧小平要求不作其他爭論,只決定是否戒嚴。常委會表決結果是:李鵬、姚依林支持;趙紫陽反對;喬石棄權,但服從黨的決定;胡啟立棄權,但保留個人意見。鄧小平當即表示贊成這個決定,而趙紫陽則表示他不能執行,以身體不好為理由,請求辭職。以武力鎮壓人民的和平運動這一決定已不可逆轉,20世紀未的一場大血祭,就這樣宿命般的設壇於中國的北京。 

5月19日凌晨,心力交瘁的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作最後的告別。此刻老淚縱橫的趙紫陽也是在和一個時代訣別,和他賴以安身立命的中國共產黨訣別,隨後他就被囚禁在了歷史的黑箱中。與此同時,鄧小平飛到武漢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三十萬大軍星夜兼程向北京集中。

5月19日晚10點整,電視播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黨政軍幹部大會,李鵬代表政治局講話。5月20日,李鵬簽署的《國務院關於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正式發出。八九民運從此又掀開了新的一頁。

北京這座自“八國聯軍”以來從未領略過炮火硝煙的古城,在一覺醒來之際,發現數十萬大軍正在向城市的心臟逼進。於是驚駭而且震怒的北京人上演了一出“全民截兵”的悲壯劇。

戒嚴部隊的多路進軍都被人民的血肉長城所阻擋,動彈不得。北京郊縣的農民用鐵耙等農具封鎖公路,北京的工人用汽車堵塞道路幹線。而學生糾察隊和廣大市民則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用“和平、非暴力”的意志,截住了滾滾鐵流。新成立的北京“工自聯”站到了人民運動的前列。不畏強暴的學生與市民堅信,天理與民心不可輕侮,希望能堅持到6月20日全國人大會議開幕,給危難之中的中華民族以新的轉機。

戒嚴令的發布,並沒有統一黨心軍心,更不用說民心了。中共體制內的一批中青年幹部在黑雲壓城的危難之際發表了“三所一會”的《六點聲明》,他們是以陳一諮為所長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此外,最權威的《人民日報》也一直頑強地發表隱晦地支持民運的文章,並和中央電視臺、《中國青年報》等結成神聖同盟,和死硬派的《解放軍報》、《北京日報》、北京電視臺列陣對壘,大唱反調。這種體制內的“集體反水”現象,在中共過去的黨內鬥爭史裏從未有過。

軍隊內部也充滿歧見紛爭,張愛萍、肖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宋時輪等10名上將上書軍委主席鄧小平,反對戒嚴,而38軍軍長徐勤先因反對武力鎮壓,最終被關進了秦城監獄。戒嚴部隊進軍屢屢受阻,軍心浮動,四十年前北平市民萬人空巷,簞食壺漿,夾道歡迎人民解放軍入城。而四十年後,茫然不知所措的解放軍官兵在郊縣風餐露宿,到處挨罵,部隊士氣沮喪,不知此來為何。除了用“四二六社論”反覆洗腦外,連電視及報紙都禁止。面對四面楚歌,他們覺得除了抽像的“上級”以外,誰也不需要他們來北京丟人。

與此相反,在民運這一方則愈戰愈勇。用和平正義對抗槍桿子的氣壯山河的史詩場面,讓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中國人的民氣從來沒有這樣昂揚過。

5 月23日,北京和多個大城市的各界民眾無視戒嚴令的恫嚇,發起了八九民運以來最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中國人追求自由的勇氣,在全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響。在香港、臺灣,在西方世界,在蘇聯和東歐,中國民主的浪潮成了舉世矚目的焦點。香港成立了“支聯會”,並爆發了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大遊行。在臺北中正紀念堂,臺灣同胞多次舉行支持大陸民運的集會,蔣緯國、馬英九慷慨解囊,在歐美留學的中國學生紛紛回國投入民運......戒嚴期間,廣場學生反而擁有了更多資源,社會各界的捐款和食物醫藥源源不斷,全球華人捐獻給中國民運的物資也絡繹不絕地運抵北京。

在這期間,北京的治安與秩序都空前良好,學生與市民自覺地遵循“和平非暴力”原則,他們要向全世界展示,北京不需要戒嚴!然而,無論是年輕的學生還是經歷過無數次政治運動蹂躪的民眾,都未能真正了解這個政權的殘暴本質。他們天真地幻想:人海旗林的隆隆聲威足以壓倒一切。 

進入六月,儘管北京上空戰雲密布,廣場上十數萬年輕的丹心赤子,衷心祈盼著奇蹟--幾千年的專制陰魂會被一張“和平、非暴力”的符?鎮住,顫巍巍地匍匐在潔白的民主女神像腳下。

六月二日,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位知識份子來到天安門廣場,宣布“四十八小時絕食”,劉曉波說:“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幾千年來......基本上處於順從地位。中國的知識份子只會動口而不會動手,只會空談理論而很少行動。今天,我們四個站出來,就是要代表我們自己,在中國歷史上開始一個公開的,知識份子聯名出現的,真正的行動!以行動抗議李鵬政府的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我們幾千年的沉默,軟弱,盲目,順從所犯下的種種過失...... ”

6月3日凌晨。北京人在床上,學生在帳篷裏。營地的旗幟呼拉拉卷著廣場上的風。戒嚴以來持續的憂憤、焦慮、警覺已徐徐松弛成酣夢。然而,就在凌晨兩點半,六、七千穿著便衣的軍人對廣場發動了一次突襲,但在距廣場僅一箭之遙,軍隊竟無法逾越這最後的兩百米。幾千軍人被聞訊而來的群眾分割包圍,沮喪地退到人行道樹下。

這些軍人都沒穿軍裝,白襯衫、花格子衫、圓領衫,五花八門,顯然是一次精心偽裝的偷襲。他們看上去都是徒手,只拎一個包,內裝壓縮餅幹之類的物品。後來才知道並非如此簡單。士兵們一概腰纏兩條軍用皮帶,拉扯撕纏的混亂之後,地面遺落了很多磨尖的鐵條、匕首、鋼筋、尼龍繩索、甚至還有菜刀等。無論如何,戒嚴部隊一改青天白日下列隊進城的方式,而對和平的學生市民採取夜半偽裝的偷襲,這是要寫進軍事史的醜聞,更何況,它竟然失敗了。 

凌晨四點,一輛掛著民用牌照的廿四座旅遊中巴,剛駛過北京音樂廳就被學生截停。車內約有十條漢子,平民裝束掩蓋不住軍人的精悍之氣。學生請他們說明身份和出示證件就放行。軍人先是支吾而後沉默。市民旋即包圍此車。一支外國電視採訪組聞風而至,攝像燈光之下,學生從窗口鑽進車內,其發現令人震驚。車內堆滿的麻包和紙箱內裝的是奇形怪狀的兇器。學生在車頂展示這些物證,激起群眾一陣陣怒吼。車內軍人神情緊張,好像有更重大的隱密而默不作聲。直至天色初亮時,學生又在麻包裏發現一批自動步槍、機槍和大量彈藥,還有兩個可以隨時更換的民用車牌。原來這次行動,部隊是從東突襲,武器從西路偷運。

面對當局劍拔弩張的架勢,學生再次訴諸社會的公義良心,號召各界人民下午2時舉行全市大遊行,對當局作最後的泣血之諫。 

當日的民情已達沸點,自中午起,整條長安街已水泄不通地湧動著既驚又怒的人海。義憤填膺的人群振臂?喊,高亢的《國際歌》聲和口號聲如怒濤般拍擊著歷代帝王血色的宮墻,棲身於故宮殿檐的燕雀呼啦啦驚起,久久落不下來。任何一個民選政府,面對如此波瀾壯闊的人民革命,除辭職下臺或立即和人民對話談判,實在已無其它選擇。問題是:中國有過這樣的政府嗎?中國會有這樣的政府嗎? 

下午2時,預料中的軍民衝突果然發生了。從中南海西門和新華門沖出大批軍警兩路夾擊,用催淚彈、電棍、大棒毆擊和驅散人群,奪回在六部口的旅遊巴士。

3時半,潛伏在人民大會堂內的數千軍人突然從西門開出,旋即被上萬群眾包圍,旋即發生軍民扭打,十幾名學生和市民血流滿面地被扶走。雙方對峙數小時後,學生代表和軍官談判。軍隊終於答應“撤回大會堂”,群眾即時讓路,並鼓掌夾道歡送。 

暮色初臨,充滿火藥味的一天即將過去,大致可算有驚無險。血肉長城又一次擋住了滾滾鐵流。學生與市民個個意氣風發,他們相信,天理與民心不可輕侮,只要堅持到6月20日全國人大會議開幕,無論中南海的宮墻裏還是全世界的骨肉同胞,都會激發出難以估量的能量,霎那間將歷史改寫! 

這是多麼天真爛漫的想像!

六月三日晚上,一場民族浩劫已經乘著死神的翅膀,在夜色中盤旋、迫近。而這時,經過一夕數驚的折騰,北京的學生大都回校或回家休息去了,廣場上以外地學生為主體的學生廣播站,不停播出通過長途電訊傳來的“海峽兩岸對歌”,以及“廣場民主大學”成立的消息。這就是大屠殺前夕學生的精神狀態。他們當中好多人到生命最後一息,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反革命暴徒”。蒼天昭昭,請記住民主女神下這最後的羅曼諦克。

晚上10時15分,戰幕震耳欲聾地拉開了。兩輛裝甲車就如龐大的恐龍從夜幕中沖出,沿前門西大街開足馬力全速衝鋒,將淩散單薄的路障輾得火星四濺。事出突然,街上並無人墻。鋼鐵怪獸橫沖直撞,疾馳至前門才首遇巴士路障。第一下衝擊將巴士撞出個大窟窿,接著退後再硬闖,把巴士尾部撞得稀巴爛,然後拐彎突入廣場。 

沿街的市民如遭雷殛。鐵甲車所過之處,老百姓霎時淚灑長街,人們無法接受這極具震撼性的事實。此刻,政府和人民無可挽回地徹底決裂了。

強行突進廣場的裝甲車,未能起到震懾作用。各院校的學生打著旗幟增援廣場,學生糾察隊則開赴各路口組織堵截。市民群起設置路障,更用公共巴士堵住前門通廣場的要道。 

大軍壓境,殺氣彌漫,北京市民依然鬥志高昂。他們經歷過13年前另一次悲壯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北京人的血沒有白流,他們曾經創造了一個時代,現在他們更要著手創造另一個時代。中國向何處去,將在廣場立見分曉。夜色蒼茫,廣場四周的帝王宮闕和共和建築被抽像化,只剩下黝黑的輪廓,大氣中凝固著詭異和嗜血的氛圍。 

就在這時,槍聲大作,由遠及近。廣場廣播站召集學生進行最後的宣誓:“我起誓,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決死的誓詞一語成讖,把1989年6月4日這一天鐫刻進了歷史。傷口將永難彌合。

1989 年6月4日北京時間凌晨1時15分,第一支軍隊從正南方向殺入廣場,部隊前鋒通過前門十字路口,迎面正是嚴陣以待的學生與市民,他們手無寸鐵,以血肉之軀組成保衛天安門廣場的最後一道防線。軍隊沒有絲毫猶豫,端槍就是一輪猛射。防線立即崩潰,只有不畏死的市民仍用汽水瓶回擊,但已無法阻止他們前進。隨著這支部隊的開入,潛伏於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大批軍人也紛紛出動。設在人民大會堂頂上的高功率廣播自1時30分起反覆播出最新《緊急通告》,北京人初次聽到這駭人聽聞的說詞:“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只有小部份人聽從《緊急通告》離開廣場,另有更多被槍炮聲驚動的市民趕到。在最危急的關頭,北京的老百姓站到了最外圍,用胸膛護衛舍生取義的年輕子弟。

不斷有傷者被擡進廣場救護站。不斷有學生和市民跑來報告各個城區的慘烈戰況。殺戮最慘重的是西長安街,從公主墳到木樨地,長街伏屍累累。崇文門、建國門、珠市口多個方向槍聲連成片......一切無望的抵抗都停止了。各隘口敗退下來的人群悲憤地向廣場核心攏聚。那是最後的營地。這裏的年輕志士從未進行過抵抗,他們只是靜靜地坐著,手挽著手,恍如雕塑群像一般。決死的心志超越了血腥和恐懼,超越了仇恨和罪孽。他們準備好了頭顱和熱血,去完成一場永載史冊的大獻祭。

凌晨4時正,廣場上突然全部熄燈。 

為了驅走黑燈後的恐怖,為了表達不屈的抗爭,民眾點燃了拆卸下來的廢帳篷、破棉絮和垃圾堆。廣場上騰起熠熠紅光,如一堆堆巨大的篝火。受到火光的召喚,大批在外圍觀望的市民紛紛向紀念碑附近集結。他們或許有生的強烈欲望,卻決不能坐視骨肉同胞去死。中國人骨髓裏最精華的成份,瞬間轉化為最美麗光輝的精神,在這個生死場驀然輻射出來。 

中國人。你為什麼只能壯壯烈烈地去死,而不能壯壯烈烈地去生? 

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侯德健懇請學生和市民保存自己的生命,他說:“同學們,讓我們最後做一件民主的事情吧:就是否和平撤離廣場作一次表決。”首先站出來支持撤退的是抵抗軍隊最勇敢的“ 工自聯”代表。在以“同意”或“不同意”的喊聲作出表決後,學生開始向廣場東南邊撤退。 

4時30分,廣場燈光大亮,成串紅色的信號彈劃過夜空。大批裝甲車和坦克震耳欲聾地駛入廣場。四面八方的士兵平端著衝鋒槍踏著帳篷的殘骸推進。一些學生尚未撤離紀念碑,成群穿迷彩服的突擊隊已蜂擁衝上來,用槍恐嚇毆打學生。

這時,廣場上一片狼藉,火光熊熊,坦克車隆隆行進,沉重地輾壓著。一切都結束了。然而,屠殺並沒有結束。撤退的學生隊伍在六部口遭到坦克的追輾,現場血肉模糊,慘絕人寰。下午3時,慘白灼熱的天空陡地陰暗下來,眨眼間風馳雲走,飛淚頓作傾盆雨。北京哭了。 

血路和火海之上,化為飛灰的只是人類的一個並不新鮮的、平平常常的理想。她在中國已經喊了一百年,先後招致了大刀、絞索、高壓水龍、槍桿子和勞改營的鎮壓。最後是大炮、坦克、裝甲車。她的敵人越來越殘忍了,而她自己卻仍然是個夢。

6月5日,槍聲不絕。

6月6日,槍聲不絕。  

6月7日,槍聲不絕。 

6月8日,槍聲漸落。

這場大屠殺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非命?六四第二天,中國紅十字會回答外國傳媒詢問時,提供了2600人死亡的數字,但三天後中國政府提出了自己欽定的數字,只有300人死亡。準確的數字從此被鎖進歷史的黑箱,成了永遠的懸疑。

六月九日晚上七時正,全世界的衛星通訊網都同步轉播了鄧小平亮相並發表講話的電視新聞。

於是全世界都屏息聽取這位東方強人的現身說法。這是一種典型價值體系的箴言,是一種獨特思維方式最清楚不過的解釋--鄧小平斬釘截鐵地給這起劃時代大事件“ 定性”,指出這是兩個不同主義你死我活的嚴重鬥爭。世人再一次被明白無誤地告知: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不同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間。所有理想的衝突,必須用流血來解決。

接下來,鄧小平提議黨政軍頭腦們集體起立,為衝突中死去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公安幹警默哀一分鐘。儀式之後,鄧小平竟沒有對百倍於軍人的死傷學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

更殘酷的精神暴虐還在後頭,當局一連開出三榜通緝名單,分別通緝“工自聯”、21名學生領袖和7名知識份子。不在通緝名單上卻又在大搜捕中被抓進監獄的“動亂分子”、“反革命暴徒”不計其數,從北京到外地,監獄一時間人滿為患。舉國上下,彌散著一派肅殺氣氛。

就這樣,一個新紀元尚未開始就結束了。中共始終無法回避而又理屈詞窮。唯一的辦法就是像清洗十里長街的斑斑血跡一樣,把中國人對六四刻骨銘心的記憶統統清洗掉。

人民沉默了。他們在高壓的恐懼下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八九民運給世界貢獻了什麼?給中國留下了什麼?

鮮血、白骨和冤魂昭告歷史,極權制度擁有與生俱來的殘暴和深入骨髓的冷酷,中國共產黨正是集大成者,它永遠不肯把自己壟斷的公共權力讓出來與人民分享,他們自己已經不相信共產主義的神話,但卻用暴力與謊言劫持著整個國家,把中華民族拖向一條它自己也不知道方向和終點的危險道路,

八九民運告訴人們,中共黨內開明改革派天生的怯懦和無能,他們無法逾越共產黨自己設定的無情的遊戲規則。

八九民運還告訴人們,知識份子所表現出來的良知、道義和擔當精神,依然像一盞冷風中搖曳的孤燈,微茫而孱弱。他們必須拿出更大的道德勇氣,去面對未來中國的變局。

八九民運還告訴人們,學生所作為一個社會群體,他們通常是人民運動衝鋒陷陣的前驅,卻難以擔當時代大變革的主力。

我們堅信長夜將盡,卻不相信可以坐等黎明的到來。

拒絕遺忘,拒絕謊言,拒絕奴役、拒絕暴政。這就是獻給中國人民的歷史證言。

錄音連接:
http://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09/WJSF64audio.mp3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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