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延軍與孫東東(圖)
 
章天亮
 
2009年5月11日發表
 

在大陸學界頗有影響的青年學者孫延軍。
【人民報消息】前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孫延軍日前在華盛頓DC的國家記者俱樂部召開了題爲「中共暴政下的宗教心理學」新聞發佈會。公開宣佈決裂中共,並揭露中共如何「利用心理學誹謗被鎮壓對象的聲譽,迷惑他們的理智,欺騙他們的感情,動搖他們的意志,控制他們的行爲,最終摧毀他們信仰的核心價值。」而這樣的心理學「研究」項目,據最保守的統計,從1999年至今達兩千餘項。

孫延軍教授是以自己的學識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但是孫延軍對中共的認識能如此深刻,卻並非因爲他是博士、教授,思考力特別深刻所致。事實上,我從來都認爲,能否認識到中共的罪惡是一個常識問題,即一個人是否願意聆聽良心的聲音的問題。

中共維繫統治的一個辦法,就是竭力把人變得和它一樣壞,最終導致民間蔓延一股絕望的情緒──認爲換了統治者,事情也不會好到哪裏去。中共的特務們最喜歡散播的一類謊言就是:他們先是慷慨激昂地痛罵中共,甚至揭露得比普通人還兇,然後把所有反對中共的人都說成和中共是一樣的。

許多人意識不到的是,每個人是可以從自身做起,不與中共同流合污的。這也就是中共最怕的一件事情。歷史上並不乏正反的例證。

在中共並不長的執政歷史上(當然對那些分分秒秒遭受迫害的煎熬的人們來說,實在是太漫長了),也出現過不同的反對者。一些反對者也曾嘯聚成羣,但又風流雲散。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並沒有贏得道德上的勝利,而僅僅在制度層面上打轉。如果這樣的話,民衆認爲換了一個執政者,仍然是換湯不換藥。乃至很多地方的民衆甚至悲觀的希望貪官不要走——因爲這個貪官已經養肥了,再換一個人還要重新養起。

從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此時站起來的反對者,卻完全站在一個全新的,也更高尚的道德高地去反對或揭露中共,由此帶來的則是社會道德與正義的重建。這才是真正讓這次的解體中共行動能夠持久和深入的進行下去,並直到中共解體爲止。

在這個過程中,湧現出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人。孫延軍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可以放棄國內已經功成名就的利益,忍受對家人、故土和傳統文化的思念,毅然公開拋棄中共。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成爲中共喉舌。
這讓我聯想到另外一個「孫教授」,即北大的孫東東。《中國新聞週刊》3月23日刊登了一篇對孫東東的採訪,孫東東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一類。因爲它擾亂社會秩序。」「把他送到醫院就是(對其人權)最大的保障。」

此言一出,天下大譁。其後大約半個月的時間,去北大向孫東東「討說法」的訪民絡繹不絕,當然遭到中共的強力驅散、拘捕和迫害。

對比這兩個孫教授,固然讓我們看出道德上的反差,知識份子的氣節與墮落,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孫延軍所揭露的,在中共治下搞「宗教心理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對孫東東的講話進行學術包裝而已。

其用心之險刻陰毒,尤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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