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死刑犯眼中的中共
 
輝發河水
 
2008-5-3
 
【人民報消息】阿梁是我的獄友,其他的犯人看不到他跟隨我的時候,經常問我:“你的保鏢呢,你的警衛員怎麼沒有跟著你?”,我回答“那是我的領導”。從我到監獄的第一天起,阿梁就與我形影相隨,基本上是一天24小時在一起,吃飯、睡覺、上廁所,無時不在。白天在工廠監工,他要竭盡全力限制我的活動範圍,防止其他犯人與我說話,交流。每天晚上還要將我一天都幹了什麼,與誰說話了,說了什麼,全部記錄下來,及時向監獄的警察匯報。在我到監獄的初期,偶爾有人與我說幾句話,第二天馬上就會有警察找其談心,結果相當長一段時期沒有人敢與我講話,與我講話的除了阿梁這樣的明探,就是警察十分信任的暗探(又稱為眼線)。

阿梁擔任監房的組長,負責監房的衛生和秩序,還是分監區改積會(改造積極份子委員會)成員,有權力對各監房的情況提出管理意見。一次,我們監房的一個新到的小伙子,早上忘了將漱口杯擺放整齊,被阿梁發現,他馬上匯報給了主管的警察。我與他說,只是個小孩子,晚上回來說一下就行了。阿梁說就是這些新來的,我上次說他他還不服氣,就得讓他們吃點苦頭,要不然記不住。按監獄規定,衛生不好,要扣分,扣分後就要減少每月購買食品的金額,扣分多了就只能購買日用品。而且,一旦扣分,不管當天什麼時間勞動結束,都要抄寫“服刑人員行為規範”,有的人甚至要抄寫到午夜12點以後。即便如此,阿梁仍不滿意,多次與警察建議,不要讓違規的人抄寫“服刑人員行為規範”,內容太少,抄寫“監獄積分考核辦法”最好,一遍就要用去2、3個小時。

阿梁的信條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如果有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只要有機會,一定要報負的。他一方面向警察及時匯報別人和分監區的各種情況,另一方面,在監獄的勞動生產等各方面都積極表現。犯人的話就是會“敲邊”,會“搶鏡頭”,因此,監獄的警察都對其很信任。監獄要求每星期要寫周記,即一個星期的自我總結,每月要寫一次思想匯報。平時每天必看中央臺的新聞聯播,經常有各種形式的思想政治學習。對於一般人來講,每天的勞動已經夠人難過的了,一有空閑還要學這學那,而又都是些假、大、空的東西,其實就是讓人放棄思考,成為勞動的機器。阿梁在這種環境中遊刃有餘,成為犯人積極改造的典型,經常受到表揚,來到監獄兩年就拿到了改造積極份子,減了一次刑。他自己的思想匯報也不斷地說自己要踏實改造,重新做人,積極靠攏黨和政府等等。

一次,我看到他用藥膏塗抹長瘡的頭頂,然後又塗抹生癬的腳掌,我半開玩笑地說:“你真的是頭頂長瘡,腳底冒膿,壞到底了!是不是壞到骨子裏了?”他聽了很生氣,反駁我說“我壞!我也沒有共產黨壞,我不過是個小流氓,共產黨是徹頭徹尾的大流氓!我說的話十句有九句都是假的,可能還有一句半句是真的;共產黨的話十句有十一句是假的?”我說:“為什麼?”他說:“共產黨的一句話騙你兩次三次的,你還會相信。再說了,我今天的這一套,全是跟共產黨學的。我不是好人,我就是要做壞人。共產黨讓你相信他是好人,然後把你賣了,你還在替他數鈔票呢。”

從一個小學都沒畢業,天天說擁護黨和政府踏實改造,唱歌也要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犯人口中說出這番話,令我對他刮目相看。後來他陸續給我講了他三十多年的鐵窗生涯,自己的一些真實感受與思考。

“我上到小學還沒念完時,文革就開始了,我就開始在社會上游蕩,那時只有十多歲,後來,居委會那些人看我經常在街上亂逛,晚上又回去得很晚,就經常到我家裏找我,我覺得煩,乾脆躲出去,經常不回家。1972年,那年我17歲,有一次我回家,被他們發現了,結果被送到派出所,說我經常和壞人在一起,危害社會,就將我送到了上海的崇明強制勞動,其實就和勞動教養差不多。最開始是強勞一年,在那要幹很多重體力勞動,挖溝、開渠、種地,吃的又不好,我就經常逃走。最後,給我加到了三年。到1975年我才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後,我也沒有工作,只好在社會上胡混,有一次,我到南通去玩,那時到哪都要有介紹信之類的東西,不能到處隨便走的,結果我被當成盲流,關到了公安局的遣送站裏邊,每天只給一個窩頭,好的時候兩個窩頭,3個月的時間我沒洗過澡、洗過臉、刷過牙。當地派出所把我接回上海後,我氣憤難消,想起在公安局他們將我吊起來打我的時候,看到他們的櫃子放了很多沒收來的錢。過了些天,我就跑到南通,將公安局給偷了,前後我到那偷了兩次。後來我的一個朋友出事,將我說出來,我被判了7年徒刑。”

“1976年,我開始在提籃橋監獄吃官司,你看現在監獄裏用用電警棍,所有的人都沒聲音了。我在提籃橋的時候,什麼吊在鐵門上,死人床,開飛機,招式多的是,我都經歷過,有很多人被吊完了,怕痛,不活動,不是胳膊就是腿就殘廢了,我每次被折磨完不管多痛都及時活動,那時年紀輕,還好沒留下後遺症。上海監獄的各種整人的辦法都是從提籃橋學的。那時候,提籃橋關的最多的是政治犯,一些老頭子,文化水平很高,我今天認識的字就是與我關在一起的老頭教我的,‘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有這句話吧?”

“1983年我刑滿出獄,已經快30歲了,依然沒有工作,除了被歧視是沒有人理的。我也想自己做點小生意什麼的,混口飯吃,可是一點本錢也沒有。那時我有幾個親戚在浙江倒賣軸承,有風險但賺錢。我那時的想法就是弄夠錢,做正經生意。我就在一個晚上跑到上海一個軸承廠的倉庫,找到了他們要的軸承。但東西太重,又多,我拿不走,只好先將東西藏在了下水道裏邊。第二天晚上找了個朋友幫我運走了。結果沒幾天,我這個朋友因為其它事被抓住了,他為了活命,將我點掉了。”

“這樣我出來後,沒幾個月又進了看守所,83年正趕上嚴打,全都是從重、從快處理,一審判下來,就判了個死刑。我當時整個人都崩潰了,怎麼也沒想到偷了2萬塊錢的軸承,就將命搭上了,那真的是絕望。可能那時槍斃的人實在太多了,在我上訴到上海市高院的時候,中央下達了新的文件要求減少死刑,二個月後,我在高院裁定為死緩。到鬼門關走了一圈,命是保住了。”

“我在提籃橋待了幾個月,84年被發配到新疆,一去就是十八年。在農場幹活,那邊的條件就不用說了。但要是混得好,可以經常到團部轉一圈,也可以到外邊買老酒,買吃的。當然孝敬值班的警察,看門的警察是應該的,否則有好果子吃了。當地老百姓都說,最壞的是監獄裡的警察,專門指使犯人出來幹壞事,出事了是犯人不服從管理,沒事嗎,警察撈好處。然後是武警和當兵的,其次是我們這些犯人。”

“你們這些有點知識的人,還老講什麼法律,哪有什麼法律,他們嘴大,你嘴小。中隊裏中隊長就是法律,監獄裏監獄長就是法律。不服氣,就弄你,你覺得你有理,他違法,就搞你了,怎麼的吧?看到我身上的疤痕了嗎?這些就是代價。中國的法律都是騙人的,監獄裏更不用說了,你也看到了,即使你有理,但所有的旁證材料都寫的是你沒理,你有辦法嗎?誰來調查都沒用的。”

“2002年初,我從新疆假釋回到了上海,我原來住的地方早就拆遷了,我是一無所有,沒收入,沒地方住,父母也將近80歲了。我就到居委會、安置辦去鬧,當年拆遷的時候,我父母說我在新疆,刑滿釋放還要回來,拆遷辦和居委會不相信,說我早就被槍斃了。我父母還讓我在監獄裏找人開了證明再配上照片確認有我這個人,可他們還不相信,所以拆遷就沒我的份。後來好像在上海要開什麼會,我嚇他們再不給我解決,就和他們同歸於盡,最後,好歹給我弄了個一居室,算借給我住。其實,這些年他們拆遷沒算我的人頭,已經賺了幾個一居室了。”

“我自己沒收入,只好吃低保,而且吃低保就不能用空調,不能有電冰箱,反正有很多限制條件,在上海,幾百塊錢,你說我怎麼活吧?現在這個社會,做正當生意賺錢很難的,除非你有背景,還要有第一桶金作基礎。要不然就是走黑道的。剛回來時我就幫一個朋友打點洗頭房,其實就是妓院。後來,我一想要是出了事情,我還要替別人吃官司,還不如給自己幹,就開始賣大煙(毒品)。我運氣不好,沒幹多長時間,2003年就被抓住了,不過將我勾出來的人是個警察,這種偵查手段是違法的,只好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起訴我,120多克判了我8年,再加上假釋的余刑兩年,共10年。”

“你不要以為我真的積極改造,那都是騙他們的,給共產黨幹事,沒好處誰幹呀,我不表現誰給我減刑,共產黨就是大騙子,從上到下說話都沒有算數的,你要相信了共產黨咋死的都不知道,對付他們就得騙,他們也知道你說的是假的,他們就喜歡假話。在中國說真話肯定沒好下場的!你看監獄的什麼955還是595工程,犯人的文化課考試、技術考試有幾個是自己考出來的?不都是找人替考嗎?甚至全國的自學考試都替考?還有什麼95%矯正率,只要進了這扇鐵門的,10個有九個還會再來的,這裏是壞蛋培訓中心,好人到了這都得變壞,壞人就更壞。你也看到了,社會上很黑暗,這裏不知比社會上黑暗多少倍,什麼“監獄法”、“公平、公正、公開”那都是給外邊人看的。”

“我以後怎麼辦,我就是要爭取早點出去,你知道我一天能幹多少事呀?我已經給共產黨幹了30多年了,我準備出去後,幹場大的(指販毒),錢掙夠了就好好養老,安度餘生。被抓住了,就到監獄裏‘養老’。現在都時興互聯網,你有時間的話,教教我這方面知識,怎麼樣?我準備通過網絡來賣我的小包裝(毒品),到時候,我的網名就叫大煙,或賣大煙,你要看到這名字就是我,別忘了和我聯繫。我們這些販毒的不是好人,吸毒的也不是好人,他自己願意買,我們又沒逼著他買。再說,要講危害的話我們只影響個人,那些共產黨的貪官危害的是國家,拿著全國人民的錢,就像陳良宇吧,以各種名目拿了多少錢,誰能說得清,就算他抓起來了吃官司,也是在監獄裏享受高官待遇,跟我們吃官司完全兩回事,呆個幾年弄個保外就醫什麼的就出去了。這時候就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我以前在新疆經常在晚上聽國外的電臺,我覺著那些報導比國內的真實,至少關於新疆的事和監獄裡的事,我相信是真實的。你看這些年監獄的管理表面上文明瞭許多,外電的報導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你出去後有機會的話也要講講監獄裡的真實情況,也許我們在監獄的日子會更好過點。”

我離開監獄已經半年多了,但我仍會想起與我24小時生活在一起的阿梁,想起他的灰色人生,想起他是怎樣從頑劣少年成長為十惡不赦的鐵桿罪犯,想起他那說不完的牢獄生涯,想起他說過的真實而又無奈的話語,更會想起他眼中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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