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梁擔任監房的組長，負責監房的衛生和秩序，還是分監區改積會（改造積極份子委員會）成員，有權力對各監房的情況提出管理意見。一次，我們監房的一個新到的小夥子，早上忘了將漱口杯擺放整齊，被阿梁發現，他馬上彙報給了主管的警察。我與他說，只是個小孩子，晚上回來說一下就行了。阿梁說就是這些新來的，我上次說他他還不服氣，就得讓他們吃點苦頭，要不然記不住。按監獄規定，衛生不好，要扣分，扣分後就要減少每月購買食品的金額，扣分多了就只能購買日用品。而且，一旦扣分，不管當天什麼時間勞動結束，都要抄寫「服刑人員行爲規範」，有的人甚至要抄寫到午夜12點以後。即便如此，阿梁仍不滿意，多次與警察建議，不要讓違規的人抄寫「服刑人員行爲規範」，內容太少，抄寫「監獄積分考覈辦法」最好，一遍就要用去2、3個小時。

阿梁的信條就是「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如果有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只要有機會，一定要報負的。他一方面向警察及時彙報別人和分監區的各種情況，另一方面，在監獄的勞動生產等各方面都積極表現。犯人的話就是會「敲邊」，會「搶鏡頭」，因此，監獄的警察都對其很信任。監獄要求每星期要寫週記，即一個星期的自我總結，每月要寫一次思想彙報。平時每天必看中央臺的新聞聯播，經常有各種形式的思想政治學習。對於一般人來講，每天的勞動已經夠人難過的了，一有空閒還要學這學那，而又都是些假、大、空的東西，其實就是讓人放棄思考，成爲勞動的機器。阿梁在這種環境中游刃有餘，成爲犯人積極改造的典型，經常受到表揚，來到監獄兩年就拿到了改造積極份子，減了一次刑。他自己的思想彙報也不斷地說自己要踏實改造，重新做人，積極靠攏黨和政府等等。

一次，我看到他用藥膏塗抹長瘡的頭頂，然後又塗抹生癬的腳掌，我半開玩笑地說：「你真的是頭頂長瘡，腳底冒膿，壞到底了！是不是壞到骨子裏了？」他聽了很生氣，反駁我說「我壞！我也沒有共產黨壞，我不過是個小流氓，共產黨是徹頭徹尾的大流氓！我說的話十句有九句都是假的，可能還有一句半句是真的；共產黨的話十句有十一句是假的？」我說：「爲什麼？」他說：「共產黨的一句話騙你兩次三次的，你還會相信。再說了，我今天的這一套，全是跟共產黨學的。我不是好人，我就是要做壞人。共產黨讓你相信他是好人，然後把你賣了，你還在替他數鈔票呢。」

從一個小學都沒畢業，天天說擁護黨和政府踏實改造，唱歌也要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犯人口中說出這番話，令我對他刮目相看。後來他陸續給我講了他三十多年的鐵窗生涯，自己的一些真實感受與思考。

「我上到小學還沒念完時，文革就開始了，我就開始在社會上游蕩，那時只有十多歲，後來，居委會那些人看我經常在街上亂逛，晚上又回去得很晚，就經常到我家裏找我，我覺得煩，乾脆躲出去，經常不回家。1972年，那年我17歲，有一次我回家，被他們發現了，結果被送到派出所，說我經常和壞人在一起，危害社會，就將我送到了上海的崇明強制勞動，其實就和勞動教養差不多。最開始是強勞一年，在那要幹很多重體力勞動，挖溝、開渠、種地，吃的又不好，我就經常逃走。最後，給我加到了三年。到1975年我才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後，我也沒有工作，只好在社會上胡混，有一次，我到南通去玩，那時到哪都要有介紹信之類的東西，不能到處隨便走的，結果我被當成盲流，關到了公安局的遣送站裏邊，每天只給一個窩頭，好的時候兩個窩頭，3個月的時間我沒洗過澡、洗過臉、刷過牙。當地派出所把我接回上海後,我氣憤難消,想起在公安局他們將我吊起來打我的時候，看到他們的櫃子放了很多沒收來的錢。過了些天，我就跑到南通，將公安局給偷了，前後我到那偷了兩次。後來我的一個朋友出事，將我說出來，我被判了7年徒刑。」

「1976年，我開始在提籃橋監獄吃官司，你看現在監獄裏用用電警棍，所有的人都沒聲音了。我在提籃橋的時候，什麼吊在鐵門上，死人床，開飛機，招式多的是，我都經歷過，有很多人被吊完了，怕痛，不活動，不是胳膊就是腿就殘廢了，我每次被折磨完不管多痛都及時活動,那時年紀輕，還好沒留下後遺症。上海監獄的各種整人的辦法都是從提籃橋學的。那時候，提籃橋關的最多的是政治犯，一些老頭子，文化水平很高，我今天認識的字就是與我關在一起的老頭教我的，『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有這句話吧？」

「1983年我刑滿出獄，已經快30歲了，依然沒有工作，除了被歧視是沒有人理的。我也想自己做點小生意什麼的，混口飯吃，可是一點本錢也沒有。那時我有幾個親戚在浙江倒賣軸承，有風險但賺錢。我那時的想法就是弄夠錢，做正經生意。我就在一個晚上跑到上海一個軸承廠的倉庫，找到了他們要的軸承。但東西太重，又多，我拿不走，只好先將東西藏在了下水道里邊。第二天晚上找了個朋友幫我運走了。結果沒幾天，我這個朋友因爲其它事被抓住了，他爲了活命，將我點掉了。」

「這樣我出來後，沒幾個月又進了看守所，83年正趕上嚴打，全都是從重、從快處理，一審判下來，就判了個死刑。我當時整個人都崩潰了，怎麼也沒想到偷了2萬塊錢的軸承，就將命搭上了，那真的是絕望。可能那時槍斃的人實在太多了，在我上訴到上海市高院的時候，中央下達了新的文件要求減少死刑，二個月後，我在高院裁定爲死緩。到鬼門關走了一圈，命是保住了。」

「我在提籃橋待了幾個月，84年被髮配到新疆，一去就是十八年。在農場幹活，那邊的條件就不用說了。但要是混得好，可以經常到團部轉一圈，也可以到外邊買老酒，買吃的。當然孝敬值班的警察，看門的警察是應該的，否則有好果子吃了。當地老百姓都說，最壞的是監獄裏的警察，專門指使犯人出來幹壞事，出事了是犯人不服從管理，沒事嗎，警察撈好處。然後是武警和當兵的，其次是我們這些犯人。」

「你們這些有點知識的人，還老講什麼法律，哪有什麼法律，他們嘴大，你嘴小。中隊裏中隊長就是法律，監獄裏監獄長就是法律。不服氣，就弄你，你覺得你有理，他違法，就搞你了，怎麼的吧？看到我身上的疤痕了嗎？這些就是代價。中國的法律都是騙人的，監獄裏更不用說了，你也看到了，即使你有理，但所有的旁證材料都寫的是你沒理，你有辦法嗎？誰來調查都沒用的。」

「2002年初，我從新疆假釋回到了上海，我原來住的地方早就拆遷了，我是一無所有，沒收入，沒地方住，父母也將近80歲了。我就到居委會、安置辦去鬧，當年拆遷的時候，我父母說我在新疆，刑滿釋放還要回來，拆遷辦和居委會不相信，說我早就被槍斃了。我父母還讓我在監獄裏找人開了證明再配上照片確認有我這個人，可他們還不相信，所以拆遷就沒我的份。後來好像在上海要開什麼會，我嚇他們再不給我解決，就和他們同歸於盡，最後，好歹給我弄了個一居室，算借給我住。其實，這些年他們拆遷沒算我的人頭，已經賺了幾個一居室了。」

「我自己沒收入，只好吃低保，而且吃低保就不能用空調，不能有電冰箱，反正有很多限制條件，在上海，幾百塊錢，你說我怎麼活吧？現在這個社會，做正當生意賺錢很難的，除非你有背景，還要有第一桶金作基礎。要不然就是走黑道的。剛回來時我就幫一個朋友打點洗頭房，其實就是妓院。後來，我一想要是出了事情，我還要替別人吃官司，還不如給自己幹，就開始賣大煙（毒品）。我運氣不好，沒幹多長時間，2003年就被抓住了，不過將我勾出來的人是個警察，這種偵查手段是違法的，只好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起訴我，120多克判了我8年，再加上假釋的餘刑兩年，共10年。」

「你不要以爲我真的積極改造，那都是騙他們的，給共產黨幹事，沒好處誰幹呀，我不表現誰給我減刑，共產黨就是大騙子，從上到下說話都沒有算數的，你要相信了共產黨咋死的都不知道，對付他們就得騙，他們也知道你說的是假的，他們就喜歡假話。在中國說真話肯定沒好下場的！你看監獄的什麼955還是595工程，犯人的文化課考試、技術考試有幾個是自己考出來的？不都是找人替考嗎？甚至全國的自學考試都替考？還有什麼95%矯正率，只要進了這扇鐵門的，10個有九個還會再來的，這裏是壞蛋培訓中心，好人到了這都得變壞，壞人就更壞。你也看到了，社會上很黑暗，這裏不知比社會上黑暗多少倍，什麼「監獄法」、「公平、公正、公開」那都是給外邊人看的。」

「我以後怎麼辦，我就是要爭取早點出去，你知道我一天能幹多少事呀？我已經給共產黨幹了30多年了，我準備出去後，幹場大的(指販毒)，錢掙夠了就好好養老，安度餘生。被抓住了，就到監獄裏『養老』。現在都時興互聯網，你有時間的話，教教我這方面知識，怎麼樣？我準備通過網絡來賣我的小包裝（毒品），到時候，我的網名就叫大煙，或賣大煙，你要看到這名字就是我，別忘了和我聯繫。我們這些販毒的不是好人，吸毒的也不是好人，他自己願意買，我們又沒逼着他買。再說，要講危害的話我們隻影響個人，那些共產黨的貪官危害的是國家，拿着全國人民的錢，就像陳良宇吧，以各種名目拿了多少錢，誰能說得清，就算他抓起來了吃官司，也是在監獄裏享受高官待遇，跟我們吃官司完全兩回事，呆個幾年弄個保外就醫什麼的就出去了。這時候就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我以前在新疆經常在晚上聽國外的電臺，我覺着那些報導比國內的真實，至少關於新疆的事和監獄裏的事，我相信是真實的。你看這些年監獄的管理表面上文明了許多，外電的報導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你出去後有機會的話也要講講監獄裏的真實情況，也許我們在監獄的日子會更好過點。」

我離開監獄已經半年多了，但我仍會想起與我24小時生活在一起的阿梁，想起他的灰色人生，想起他是怎樣從頑劣少年成長爲十惡不赦的鐵桿罪犯，想起他那說不完的牢獄生涯，想起他說過的真實而又無奈的話語，更會想起他眼中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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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韻晚會巡迴演出，看了好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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