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是迫害中華民族的邪靈。

1840年，被史界認爲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從中古世紀走向現代化的起點。從那時候起，中華文明大概經歷了四波的挑戰和回應。前三波挑戰，可以以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和1906年日俄在中國東北的戰爭爲衝擊肇因所形成的挑戰，而中國對之的相應回應，則是器物引進（即洋務運動），制度改良（即戊戌變法和大清立憲），以及後來的辛亥革命。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的利益未被列強考慮，當時的許多中國人認定，前三波的回應全都失敗了，因此出現了五四運動，從而開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後一個層面的回應，文化層面的全盤西化，隨後更開始了極端革命，即爲共產主義運動。

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我
的馬克思主義觀》，將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大紀
元配圖)

本文所關注的，是中國最後一波回應的結果，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黨。分析一下在經歷了160多年時間，付出了近億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幾乎所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文明之後，中國所選擇的，或者說是中國所被強加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一、以暴力恐怖奪取和維持政權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宣言》是這樣結尾的。暴力，是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這是這個黨產生之日起便被決定的第一個遺傳基因。

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事實上是馬克思死後多年才產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蘇俄共產黨（布）正式誕生。這個共產黨是在對「階級敵人」實行暴力中產生的，之後則在對自己人的暴力中維持存在。蘇聯共產黨在內部整肅中，屠殺了兩千多萬「間諜」、「叛徒」和異己分子。

1954年成立的蘇聯國家安全委員部（即克格勃）
沿用了肅反委員會的標誌。盾象 徵着捍衛革命，
劍則象徵着鬥爭。(大紀元配圖)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就是蘇聯共產黨控制的第三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自然繼承了這種暴力傳統。1927年到1936年所謂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江西人口從二千多萬下降到一千多萬，其禍之烈，可見一斑。

如果說，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暴力無可避免，那麼世界上從來沒有像共產黨這樣的在和平時期仍然酷愛暴力的政權。1949年之後，中共暴力殘害的中國人，數目竟然超過之前近三十年的戰爭時期。

在這方面達到登峯造極地步的是中國共產黨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紅色高棉，其奪取政權後居然屠殺了柬埔寨全國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該國的大多數華裔和華僑。並且，中共至今阻攔國際社會對紅色高棉的公開審判，其目的當然是爲了繼續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惡劣角色。

必須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殘暴的割據武裝和殘暴政權，也都和中國共產黨有密切關係。除了紅色高棉之外，印尼共產黨，菲共、馬共、越共、緬共、寮共、尼泊爾共產黨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黨的領袖許多都是華人，有些現今仍然躲藏在中國。

而世界上以毛主義爲宗旨的共產黨，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軍，其殘暴行徑同樣爲世人所知所唾棄。

共產主義理論來源之一是進化論。共產黨把物種競爭，推演到社會進化中的階級鬥爭，認爲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唯一動力。因此，鬥爭成爲共產黨獲得政權以及維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澤東的名言「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正是這種生存邏輯的表白。

毛澤東的名言「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大紀元配圖)

和這個表白同樣聞名的，是毛澤東的另一句話：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重複使用暴力，是共產黨政權維持統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製造恐懼。每一次鬥爭運動，都是共產黨的一次恐懼訓練，讓人民內心顫抖着屈服，以至成爲恐懼的奴隸。

今天，恐怖主義變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頭號敵人。但共產黨的暴力恐怖主義以國家爲載體，規模更爲巨大，持續時間更爲長久，爲禍也更爲酷烈。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不能忘記，共產黨的這一遺傳基因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對共產黨未來走向起決定性的作用。

二、以謊言爲暴力的潤滑劑

衡量人類文明程度的標誌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發揮作用的比例。共產政權社會，顯然是人類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產黨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爲是進步。這些人認爲，暴力的使用，是這種社會進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過程。

這不能不說是共產黨對謊言欺騙運用得舉世無雙的結果。因此，欺騙和謊言，是共產黨的另一遺傳基因。

「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爲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

這是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1947年7月4日發表的社論，僅僅三年之後，中共便派兵在北韓和美國兵戎相見，並把美國人描繪成世界上最邪惡的帝國主義分子。每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看到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論，都會感到無比的驚訝，以至於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類似文章的有關書籍。

中共建政後，肅反、公私合營、反右、文革、六四、鎮壓法輪功，每次都採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號召知識份子給中共提意見，然後按圖索驥捉拿「右派」，當被人指爲陰謀的時候，毛澤東公開表示：那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謊言和欺騙，在這些奪權和保權過程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中國知識份子自古以來就具有深厚的歷史意識。中國是世界上信史最長也最完整的國家，蓋中國人要依據歷史來判斷現實，甚至從中達致個人精神的昇華。因此，隱瞞和篡改歷史也成爲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統治手段。從早至春秋戰國，晚至文革歷史全面加以隱瞞、篡改和改述，50多年來從未間斷，並且對所有還歷史本來面目的努力，都無情地予以封鎖和滅殺。

僞造歷史，掩蓋事實，進行洗腦是中共一貫的伎倆。
（大紀元配圖)

當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蓋修飾的時候，欺騙和謊言便登場了。謊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潤滑劑。

應該承認，這並不是共產黨的發明創造，只不過共產黨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徑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國共產黨承諾給農民土地、承諾給工人工廠、承諾給知識份子自由和民主、承諾和平，如今無一兌現。一代被騙的中國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國人繼續對中共謊言着迷，這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

共產黨給中國人的承諾從來沒有兌現過。
（大紀元配圖)

三、不斷變化的立場原則

在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的時候，其中一位候選人說，人可以經常改變他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但不能總是轉變他看問題的原則，否則這個人便不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這句話深具啓發性。

共產黨正是一個典型。以中國共產黨爲例，建黨八十年來的十六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竟對其黨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奪取政權之後的五十年，對中國憲法大改了五次。

共產黨的理想是社會公平，而社會公平的極致是實現共產主義。但今天，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已經成爲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而黨國大員在八億貧困人口的基礎上，大多成了腰纏萬貫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從最早的馬列主義，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鄧理論，最後又有三個代表。其中，馬列毛的主義和思想，和鄧理論及江代表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馳以至相差萬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擺在同一張神臺上加以膜拜，實在是古今一大奇觀。

共產黨從沒有祖國，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極端民族主義；從剝奪所有私有財產，打倒一切剝削階級，到今天的吸引資本家入黨，其基本原則南轅北轍自不必說。在其發跡和維持政權歷史上，昨天堅持的原則今天放棄，而明天又再改變的事情比比皆是。但無論如何改變，共產黨的目標明確，那就是奪取和維持政權，以及享受社會權力的絕對壟斷。

中共歷史上的十多次所謂「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說穿了，無非是改變其立場和原則時候的內部傾軋而已。

需要說明的是，每次立場和原則發生改變，都是因爲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無法迴避的危機而引起。國共合作，親美外交，改革開放，推動民族主義，無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協都是爲了對權力的奪取或者穩固。每一次的鎮壓——平反的週期循環，也莫不由此而發生。

西諺有云：真理需要堅持，而謊言永遠變化。智哉斯言！

四、以黨性取代和消滅人性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列寧式的政黨。中共建黨之初，便確立了建黨的三大路線，即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若以通俗的語言來描述這三大路線，思想路線是共產黨的哲學基礎，政治路線即確立目標，然後以嚴厲的組織形式來實現這一目標。

共產黨員以及共產社會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絕對的服從，這是所謂組織路線的全部內容。

在中國，人們了解共產黨員普遍的雙重人格特徵。在私下場合，共產黨員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樂，也有普通世人的優點和缺點，他們或許是父親，或許是丈夫，或許是好朋友，但凌駕在這些人性之上的，則是共產黨最爲強調的黨性。而黨性，按照共產黨的要求，永遠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當成相對的，可變的，而黨性則是絕對的，不能被懷疑也不能被挑戰。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人父子相殘，夫妻反目，母女告發和師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黨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級幹部的家人被劃爲階級敵人被鎮壓，中共幹部無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樣是黨性的作用。

文革中父女反目成仇。(大紀元配圖)

這種黨性，是共產黨組織長期訓練的結果。這種訓練，是從幼兒園開始的。在幼兒教育中，所給出的標準答案雖然不合常識和兒童人性，但卻是獲得成績的標準。中小學乃至大學的政治教育中，學生學到的，是必須遵從黨所給出的標準答案，否則無法合格和畢業。

一個黨員，無論他在私下對你表達了怎樣的意見，但一旦作爲黨員表態時，必然要和「組織」保持一致。這個組織由下至上，最後統一到這個龐大集團金字塔的最高一點，這是共產黨政權的最重要的結構特徵，絕對服從。

在今天，中共已經完全蛻變成爲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團，或已不再有共產主義的追求目標，但組織原則沒有變化，絕對服從的黨性要求沒有發生變化。這個黨，以凌駕所有人類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認爲可能危害到黨的組織或者領導人的人，都會被立即加以清除，無論這個人是普通百姓還是中共的高級領導人。

中共領導人。（大紀元配圖）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靈

天地萬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過程。

和共產黨政權不同，所有的非共產黨政權社會，無論其如何專制和極權，社會都有一部份自發組織和自主成份。中國古代社會，實際上是一個二元的結構，農村以宗族爲中心自發組織，城鎮以行會爲中心自發組織；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機構，只管理縣級以上的政府事務。

現代除共產黨以外的最嚴酷的極權社會如納粹德國，仍然保持了私有產權和私有財產。共產黨政權中，所有這些自發組織和自主成份被徹底剷除，取而代之的是徹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權結構。

中共集權。（大紀元配圖）

如果說前一種社會形態是由下至上的、自然發生成長的社會狀態，那麼共產黨政權則是一種反自然的社會狀態。

在共產黨那裏，沒有普遍的人性標準，善良和貪惡、法律和原則變成隨意移動的標準。不能殺人，但黨認定的敵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階級敵人父母除外；仁義禮智信，但黨不想或不願意的時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徹底顛覆，所以共產黨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會，大多承認人性善惡同在的現實，然後以固定的契約來達致社會平衡。共產社會不承認人性，既不承認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認人性的貪惡。剷除這些善惡觀念，按照馬克思的話說，是徹底顛覆舊世界的上層建築。

共產黨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萬物，「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戰天鬥地，殘民以逞。

中國人講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說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個連續的宇宙狀態。

共產黨也是一種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種反宇宙的邪惡生靈。

六、邪靈附體的特徵

共產黨組織本身並不從事生產和發明創造，一旦取得政權，便附着在國家人民身上，操縱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會的最小單位以保護權力不致喪失，同時壟斷着社會財富的最初來源，以吸取社會財富資源。

在中國，黨組織無所不在，無所不管，但人們從來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財政預算，只有國家的預算，地方政府的預算，企業的預算。無論是中央政府一直到農村的村委會，行政官員永遠低於黨的官員，政府聽命於同級黨組織。黨的開銷支出，均由行政部門開銷中付出，並不單列開支。

這個黨組織，就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如影隨形般附着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單元細胞上，以它細緻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會的每一條毛細血管和每一個單元細胞，控制和操縱着社會。

這種古怪的附體結構，在人類歷史上，有時候在社會局部出現，有時候在整個社會短暫出現，卻從來沒有像共產黨社會這樣徹底、長久而且穩定持續。

所以，中國農民才會如此貧窮辛苦，因爲他們不但要負擔傳統的國家官員，還要負擔和行政官員同樣人數甚至更多的附體官員。

所以，中國的工人才會如此大規模下崗，因爲那些無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來就一直在吸取企業的資金。

所以，中國知識份子才會發現自由是如此的困難，因爲除了主管的行政機構外，還有那個無所不在卻又無所事事而專門監視着他們的影子。

邪靈附體。（大紀元配圖）

附體，需要絕對控制被附體者的精神以獲得維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現代政治學一般認爲，社會權力有三個來源，即暴力、財富和知識。共產黨以壟斷和肆意使用暴力，剝奪人民財產，以及最重要的，剝奪言論和新聞自由，剝奪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來達到其絕對控制社會權力的目標。以此而論，中共這一附體對社會的嚴密控制，可以說是古今中外無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擺脫中共附體

馬克思在共產黨的第一份綱領文件《共產黨宣言》中這樣宣佈：1848年，「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一百年後，共產主義已經不僅僅是幽靈，而是真正具有了具體的物質實相。這個幽靈，在上個世紀的一百年中，像傳染病般在全世界氾濫展開，屠殺了數以千萬人的性命，剝奪了億萬人的個人財產甚至他們原本自由的精神和靈魂。

共產黨的初始原則，是剝奪所有的私有財產，進而消滅所有「剝削階級」。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是民衆所有社會權利的基礎，很多時候，也是民族文化載體的重要部份。被剝奪了私有財產的人民，也必然被剝奪精神和意志的自由，進而最後喪失爭取社會和政治權利的自由。

中國共產黨因爲自身生存危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經濟改革，把人民財產權利部份歸還，也把共產黨政權這個龐大而精密的控制機器，捅出了第一個窟窿，這個窟窿，到今天越來越大，發展成爲全體共產黨官員發瘋般爲自己聚斂財富。

這個以暴力和謊言，不斷變換自己外表形象的附體邪靈，近年來敗像盡顯，已經到了驚弓之鳥、風聲鶴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瘋狂聚斂財富和控制權力來試圖自救，但卻更進一步加劇了其危機的到來。

現今的中國，貌似繁榮，但社會危機已經積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習性，或許將再一次施展其過去的伎倆，這包括再次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對六四事件當事人或者法輪功等平反，又或者製造出「一小撮」敵人，以繼續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華民族在一百多年來所面臨的挑戰中，從器物引進、制度改良到最後的極端激烈革命，付出了無數生命，喪失了絕大部份民族文明傳統，現在證明仍然是一個失敗的回應。在全民的仇恨、憤懣中，一個邪靈乘虛而入，最終控制了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仍然繼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來的危機中，中國人無可避免地需要再次進行選擇。但無論如何選擇，中國人都必須清醒，任何對這個現存的邪靈附體的幻想，都是對中華民族災難的推波助瀾，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惡生命輸注能量。

唯有放棄所有幻想，徹底反省自己，而堅決不被仇恨和貪婪慾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徹底擺脫這一長達50多年的附體夢魘，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關愛爲基礎的中華文明。

反省自己擺脫中共附體。（大紀元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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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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