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父親——不會忘卻的記憶(多圖)
 
肖勁
 
2006-8-21
 

肖勁的父親肖必華 (1994年)。
【人民報消息】七月二十五日下午,父親離開了這個世界。

遠在大洋彼岸的我,晚了一天時間才知道父親過世的消息。當時的反應就是這個消息不是真實的,想立即乘飛機回國,和父親見上最後一面。可是又知道自己回不了國。不能盡做兒女的這片孝心,心裡特別難受,當天晚上,無法入睡。

我離開父母到海外已有十七個年頭了,讓父母來國外看看,是我這個做兒子的最大的心願。這些年來,父親身體不好,他自己吃穿不能自理,都是靠母親和弟弟、弟媳們的照顧,我這個做兒子連一天也沒有照顧過他,甚至連遞一杯水也沒有過……唯一能做的就是常常打電話給二位老人家,希望父親有一天能夠恢復健康,來海外看看。今天,我的這個希望不得不變成一個永遠的遺憾!生沒能盡一片子女的孝敬之心,死不能扶一下父親的七尺之棺。

在父親眼裡,子女長大了還是需要照顧的孩子

父親一輩子經歷很多很多苦難,從小喪母,國共內戰的戰亂,大饑荒,以及影響到那個時代的每個中國人的歷次政治運動……在經濟條件極差的情況下,還要把我們兄弟幾個撫養成人。這些事情對於我們這些晚輩來說,就像聽故事一樣,不會當回事。有時候會因為自己的願望達不到,或者按照自己的觀念來對待父母,不僅不知道感謝對父母的養育之恩,有時還反過來責怪父母。在父母那一輩人的眼裡,我算是個聽話的孩子,但卻也有讓他們傷心的時候。記得七十年代末我幸運考上大學,要離開他們去上學時。不善言辭的父親對我說了一句:你年紀太小了。那時我還不滿16歲,懷著夢想要遠行,心裡想父親怎麼小看我。後來有一次還對父親說:高中二年你把我管得太嚴了。當時只見父親氣得脖子發紅說不出話來,我還不以為然。在父親眼裡,我是個不懂事的孩子。直到我自己結婚成家,開始關心孩子的成長,才慢慢體會「可憐天下父母心」這句話的涵義。今天我要向父親說:爸爸,請您原諒我這個兒子曾經對您的不敬不孝和無知。當我教育自己的孩子時,我也在慢慢學會抱著寬容和忍耐的心態,相信孩子長大後,有一天會明白:父母總是給孩子最好的!

在貧窮動亂的環境給子女一點快樂


1964年,作者6個月時和父母合影。
小時候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兄弟和爺爺奶奶姑姑們住在鄉下,父親在城裡工作。每到週末就是我和大弟(小弟和我們相差10歲)最高興的時候:儘管是在物質十分貧乏的年代,父親還要從他微薄的工資裡拿出點錢買點水果,糖果給我們,這些只有城裡孩子才看到的零食。過年時當然是最開心了,父親會買上各種各樣的鞭炮和各種各樣好吃的東西。平時父親的話語不多,每次回去總會給我和大弟講些好聽的故事,都會讓我們很高興。記得我七八歲時,有時爸爸工作忙回不了家,我就在週末步行大約10裡路,去爸爸的工作單位。在單位食堂裡,可以吃鄉下過年才吃到的豬肉,還可以和城裡的小夥伴玩玩具,看小人書。我不上城時,就和鄉下的孩子們挖豬草,夏天在河裡摸蝦捉魚或者幫助母親幹農活。

記得1970年,我們村子裡開始有人蓋磚瓦房了,我們家仍然住在茅草房子。按當時的環境,我父親和姑姑都是拿薪水吃皇糧的,相比之下還算家庭條件可以的。積攢了一點錢買瓦蓋在房頂上。公社幹部看到這些蓋在茅屋頂上的瓦,馬上就激起他們的階級斗爭熱情,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查來查去發現我祖父開「地下工廠」。民國時代,祖父本來在城裡做小買賣,經營飲食業。五十年代被迫將全家搬遷到鄉下,他也不會種地,就是每年在春末夏初小麥收獲的季節,幫助村子裡的鄉親做一些油條油餅。或者做一點幹餅,托別人代賣經銷,每個餅賣二至三分錢,店裡零售五分錢。公社幹部終於發現我祖父賺了幾百塊錢,必需充公。家里根本拿不出錢來,於是房頂上的瓦被強行拆下來,家裡養的一頭豬也被兌現充公。記得好幾次晚上睡覺,被滴滴答答屋頂漏雨聲驚醒。原來是蓋屋頂的瓦被拆下後,外面下大雨,屋裡下小雨。也沒有聽到父母們抱怨誰。後來來到海外,父輩們的這些經歷,讓我常常在思考這樣的問題。中國的老百姓真的是好樣的。如果沒有中共幾十年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和禍國殃民,勞命喪財,中國人的日子一定好過多了,國力會更強大,我可能也不會選擇離開生我養育的故土,漂流在異國他鄉。

在六七十年代,整個中國不僅基本的生活物資缺乏,父輩們生活在高壓政治的恐懼中,父親所在的單位就是文革造反就嚴重的地方。可父親就像老母雞用翅膀護著小雞一樣,盡量讓孩子們少受傷害。

勒緊褲帶讓我讀最好的高中

我的小學和初中都是在鄉下讀的,這個時期正是文革鼓吹讀書無用,不學知識的年代。我初中畢業,連最基本的幾何題和一元一次方程還不會解。小學初中一共七年(那時的學制改革,小學五年,初中和高中都是二年)除了學校組織去生產隊義務幹農活,就是開政治批判會,憶苦思甜等,連作文也是寫批判文章。沒有學ABC,沒有學幾何。有一次父親和我的班主任老師聊天,我無意中聽到他們在擔心孩子們在學校學不到知識的擔心,才知道他們不贊同當時「大好的革命形勢」,如果說出去會遭到開批斗會。

當時家庭經濟情況不好,父親微薄的工資除了自己生活和日常開支所需外,還要供給在鄉下的一大家人生活需要。父母商量後還是決定讓我在縣裡最好的城關中學(後改為縣一中)上高中,一下子給家裡增添了很大的經濟負擔。剛剛開學沒多久,全校就要統考後按成績分班。當時和我同班的同學都在積極的復習備考,有同學貼出來的數學題目,我連看內容還看不懂。因為知道自己功底差成績不好,著急也沒有用,反倒心裡不怎麼擔心。可父親比我更緊張,他知道我功底差,每天晚上教我數學,學解方程,學幾何。語文沒有怎麼復習,按老師推薦的幾個模擬作文題,隨機的挑了個題目構思打了個草稿。考語文時,我準備的題目與試驗卷要求的作文題目接近,我現在仍然記得題目叫「沸騰的油江城」。要求寫文革動亂結束時舉國上下慶祝場面。那時候年紀小,根本不理解文革給中國和父輩們帶來的災難,只是按照我想像的歡慶場面寫了一番。考試成績出來,按成績分班,我被分到第二班,並被排在前10名,我完全沒有預想到我會考得這樣好。考試成績較差的學生被分到第三班到第六班。我知道如果不是父親的輔導,加上機會,我也不可能超水平的發揮,不能分在「尖子班」,而分在比較落後的第五六班,可能隨著大夥兒「破罐子破摔」。說句題外話,北美的高中並不按照成績分班,我認為這樣對孩子成長更有利。儘管小學初中的學業被文革荒廢掉了,真的是十分慶幸,父親還能輔導我的高中數學。

父親對我教育十分嚴格。上高中二年,不僅學高中內容,還要補小學和初中的內容。那時剛剛有電視機,父親見我看電視,就不太高興。我知道在城裡上高中不容易,以後就極少看電視。父親常常出差在工地施工不在家,母親和弟弟們在鄉下,我也不敢浪費學習時間。

據說我是文革後我們周圍那幾個村莊裡第一個考上大學的,除了我個人的努力外,全都仰賴父母在文革結束後,為我讀高中提供一個良好的受教育和學習環境。在智力上,我和我那些同齡的鄉下孩子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他們沒有這個學習環境。從這點上看,我真的比我那些鄉下的小夥伴們幸運。想到這裏,心裡就充滿了對父母的感謝。心裡真希望農村的孩子們能和城裡的孩子們一樣,獲得同樣的教育學習環境。

父親的鼓勵


大跨度拱橋(1987)。據父親生前講,在他設計的
眾多橋樑中,這座橋樑是最令他得意的作品。據
父親說,這是在國內外同類型橋樑中,單孔跨度
最大的拱橋。整個設計新穎,節省用料。
父親對子女的教育十分細心,卻十分謙虛,淡薄名利。印象中父親在我上大學前很少對我們談他的工作。記得有次在學校填表,要寫父母職業,我填的父親職業是「工作」。老師特地叫我去,問父親到底是做什麼的?我說我也不知道。老師又問那到底是做什麼事?我說整天他的工作就是畫建房子和橋的圖。那老師說這就是工程師,我才猜想這可能就是父親的職業。後來上大學時,父親常鼓勵我要珍惜時光,多學一點。因為我上的是農學院,心想數學對我用處也不大,也沒有興趣。父親就用他的親身經歷啟發我。他談到他設計建造的一座橋樑,其跨度在國內外同類型的橋樑中是跨度最大的,在技術上有一些突破和創新。我好奇的問,那您怎麼不在專業雜誌上發表文章?父親回答說:發表文章要十分嚴謹,這個設計需要用一些複雜的工程數學和高等數學運算,而他的高等數學知識不夠。我以後一直不敢怠慢我學習的每一們功課。後來在北美學習計算機軟件設計時,才發現自己以前學的東西沒有白學。

父母總是對兒女充滿希望。後來大學畢業分回家鄉,父親叮囑我趁年輕多學一點,要有上進心,並鼓勵我考研究生。坦率的說,當時在家鄉的工作生活環境很散懶,畢竟已經大學畢業了,不容易再靜心學習。我一直在堅持學習,後來有機會出國工作學習。如果沒有這個一直在學習的基礎,再好的機會我也把握不住,也很難在海外的生活中立足。

父親工作中的一些小故事

父親一生為人正直廉潔,剛直不阿,並對他的工作認真負責。父親一輩子不善言辭,但他用他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和實幹精神來感化別人。父親作為工程師,除了要規劃設計外,還要負責每一座建築物和橋樑的實施。父親告訴我一個故事,我一直記在腦子裡。七十年代有一次他負責一座他所設計的橋樑的施工,第一步是要把河裡的淤泥挖出來,打地基做橋墩。由於施工條件差,也沒有挖泥的機器,都要讓工人打赤腳站在淤泥裡作業。當時正值寒冬臘月,雖然湖北的冬天不像東北這樣寒冷,但赤腳站在淤泥了還是會冰冷刺骨。負責挖淤泥的民工誰也不敢下去開始作業。父親一看這樣也沒有多說什麼,脫下鞋子卷著褲腿拿著一把鐵鍬就跳下去開始挖淤泥。那些民工們看到這情形,都紛紛跳下去幹起來了。

每一個施工工程都有大量的建築材料,例如木板,鋼筋水泥。雖然父親負責這些有利可圖的肥差,卻從來沒有撈過一分放在自己腰包裡。父親所負責的荊江分洪工程大部份都是在鄉下地方,每個工程施工都是請當地的農民來做。每到一個地方,都要重新培訓工人,從配制水泥,到模板製作,澆灌鋼筋水泥土,安裝等,都要一步步的反覆的培訓工人,以確保施工質量。父親和工人們關係搞的很好。有一次我父親負責一個在家鄉地段修建的工程,家裡正好要蓋一個豬舍。參加施工的民工和父親都熟悉,他們主動要幫助利用工地的廢料材料幫助蓋豬舍。父親拒絕了,而是自己在鄉下稻田裡製作的泥土磚,用手推車運回來建豬舍。那時我才十來歲,常聽到那些大人們說肖工真廉潔,連一分錢便宜也不沾。



躲水樓(1987)這是中國著名荊江分洪區中最重要的
建築工程。其功能是在分洪區引入洪水時,來不及
撤離的人畜和糧食可以儲存在這個樓房裡,不分洪
時,則可用於學校校舍或辦公室。別看外表普通,
它卻可以抵抗幾十米深的洪水,10級大風造成的巨
浪,和承受超過8級的地震。當年為了設計成功,
父親花了大量的心血。
父親技術精湛,為人隨和,卻有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通病」,就是不會去拍那些喜歡別人奉承的黨官們的馬屁,有時無意中還得罪這些人。有段時間父親工作單位裡的某些領導對他有意見,想冷落他。故意把一個項目讓給另外一個單位設計施工。沒想到那個單位的技術人員遇到一些技術上的難題,這座在類似沼澤地的湖泊地段修一座橋樑無法動工,工程一再拖延。單位領導著急了,幾次上門,請父親出馬負責這個工程。父親也沒多說話就接手了,實地勘測地形,修改設計圖,有時候深更半夜想到一個主意,馬上從床上起來,在設計圖紙上寫上一些東西。最後解決了技術難題,並比最初的預算節省了好幾萬錢。父親偶爾提起他負責設計施工的工程通常都要比同類的常規工程要節省許多。幾十年來他為荊江分洪工程節省了大量的資金。

父親雖然精於工程計算,但他卻揣摩不准那些黨官們的言行。有一次組織部要提拔父親單位的一個人當領導,他們請父親談是否提拔這個人的看法。父親十分認真,對來考察的人員說:此人不學無術,只會拍馬屁,不適於提拔到領導。沒想到組織部的人不僅沒有接納父親的意見,還把父親出賣。那人上臺後,想把父親調離開,到鄉下去。幸好其他幾位負責人還很理智,說肖工是我們業務的頂樑柱,調走了誰來承擔。這樣父親就沒有被調離。父親從來沒有對我們提這件事情,是很久後母親偶爾提到這件事情。

可父親有個毛病,就是害怕在公共場所發言,一講話就打結吧。但平時講話有條有理。記得上高一時有一次開家長會,班主任要我請父親來家長會上發言,介紹我是如何用功學習的。父親本打算去開家長會,但一聽說要他去發言,他說不行,說工地有事,便於當天晚上騎自行車去幾十裡路外的工地去了。後來班主任見父親沒去,有點不高興。我也不知道怎麼向老師解釋父親不來的真實原因。我後來分析,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常常以言論定罪,父親可能是被歷次政治運動的批斗會整怕了吧,乾脆以沉默來自保,以至於患上在共存場所講話的恐懼症。

煉氣功見奇效

父親年輕時,就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常常要吃降壓藥才能控制病情。讀高中時我有一次無意中看到父親寫給母親的遺書。我有點不解,就問父親。父親向我解釋,因為他有段時間,血壓很高,感覺身體很差,擔心自己會隨時去世,就寫些了這份「遺書」。一想孩子都還小,父親很怕死。生老病死很早就困惑著他。

我1990年離開家鄉到國外後,最擔心的就是父親的健康。按照他高級工程師的職位,本來要到65歲才退休的,但是因為他身體狀況很差,不到60歲就處於病休了。1996年春天,我在網路上看到一種叫法輪功的氣功,介紹祛病健身的效果很好。我很自然的就想到了父親。於是我寫信給父親,說我看到一種很不錯的氣功,您去試試,可能對您身體有幫助。等了些日子,我打電話問候父母。是母親接的電話。電話中母親很興奮地告訴我:你爸爸煉了法輪功後,一個星期就把藥罐子扔了,原來天天吃降壓藥,整天頭昏昏沉沉的,現在精神可好了。聽到父親的身體變好,我心裡感到十分興奮和安慰。我同時也感到十分好奇,法輪功果真這麼有效。原來我也只是抱著讓父親試一試的態度。我順便在電話中對母親說,既然這個功法這麼好,那您抽時間煉一煉。母親回答說:她家務事太多,每天做三頓飯,沒時間。當時我也沒有多勸。

到國外後因為一直處於高度壓力的生活環境,也擔心身體吃不消。既然父親煉了效果這麼好,那我就試試吧!所以我自己也於1996年開始修煉法輪功。到了1997年,有一天母親告訴我她也開始修煉法輪功。我聽了很高興。作為兒女來說,就是希望父母年老了有個好身體,安度晚年。

不平安的晚年


肖勁的父親肖必華。
天有不測風雲,1999年江氏惡黨集團開始全面鎮壓迫害法輪功,當地公安局和父親單位行政科的人來到我父母家,逼迫父親交出法輪功的書,並要父親寫不煉功的保證。父親擔心被抓,也不敢煉功。加上一次車禍後導致下肢行動不便。失去了煉功的自由。後來母親因為不放棄修煉,曾經二次被抓進監獄。第二次被母親被關達4個月之久。在母親被關押期間,父親無人照顧,病情加重。因為下肢不能行走,也無法走出去,又擔心母親的安危,常常一個人獨自流淚,要弟弟他們把母親要回來。在那段母親被抓的日子,引起了來至世界各地善良的人士的關心,無數個要求釋放我母親的電話,傳真湧到家鄉,甚至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的官員也幾次打電話到湖北過問。這些正義的行為和聲音引起了那些中共惡人們的恐慌,也給我的父親和家人帶來安慰。那段時間我給父親打電話最多。

1999年我回國探望過父母和親朋好友一次。原答應他們每過一二年就要回去看他們一次。法輪功受迫害後,和其他海外法輪功學員一樣,我也失去了回去看望父母的權利。父親好幾次在電話中問我:你什麼時候回來看看。我回答說等:迫害結束後我就立即回來看您!沒想到這句話成了永遠實現不了承諾。

父親,您本該享受安度晚年的幸福,儘管你為這個社會做出了許多貢獻,可是您晚年連鍛練身體的權利也被中共剝奪,這幾年你沒有安寧過。甚至就在你過世的前幾天,湖北省610和當地610在沒有征得您和母親同意的情況下,還來家裡騷擾。您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差,您心裡常惦記著我這個遠在異鄉的兒子,嘴裡常念叨著我。母親常常安慰您說,快了,等迫害結束,兒子就回來看你!

一位出席您葬禮的朋友告訴我,和您認識的每個同事,熟人和朋友,對您一生的為人處世,充滿了讚譽和敬意。

願您的靈魂在天國得到安息!

初稿 2006年7月27日
修改於2006年8月2日
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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