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人民日報》系列(六):人民日報是中共破壞傳統文化的打手
 
作者:仲石才
 
2006-3-2
 
【人民報消息】“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五千年來,中華民族在神傳文化的基礎上、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儒釋道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使得神的子民在黃河與長江所哺育的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

中國,又稱“華夏”,是傳說中神的故鄉,故稱神州。“華夏”一詞最早見於《尚書.武盛》篇,“華”是指禮之盛,“夏”指國家很大。古人把中國稱為“華夏”,其中深藏著為燦爛文化而自豪的情感。華夏民族這個神的子民自古以來認為她是居世界中心的國度,所以稱為中國。神州大地,歷經江山易主,分分合合,她悠久的歷史,她所孕育出來的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伏羲畫八卦”、“神農嘗百草”、“倉頡造字”等等奠定了中華民族神傳文化的基礎。約五千年前,時光進入到黃帝時代,“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在神傳的文化基礎上,開啟了以人為中心的半神文化,開創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黃帝和炎帝被認為是中華民族共同祖先。黃帝之後到顓頊時代有“絕天地通”之說,割斷了人和神的直接聯繫,即人神分隔,中華民族進入人本文化的時代。

兩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為人類留下《道德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萬物能夠和諧存在、生棲繁衍,遵循的無不是這個“道”。把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中華文化的血脈,在對世人教化這個層面上也可謂之聖人之道。是故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堯舜是中華民族道德文化的始祖,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媵文公上》)。與老子同時代的孔子,在堯舜所倡導的道德文化基礎上,把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傳與社會,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髓。儒家用“仁義禮智信”君子之道治理國家。

“公元一世紀,“慈悲普度”的釋教佛法東傳,中華文化變得更為博大精深。儒、釋、道三家思想交相輝映”《九評共產黨》),在神州大地上把傳統文化推向輝煌。

老子作經,紮根中原,修身養性,以真為源。釋教東傳,東土光大,化度眾生,以善為本。孔子著書、授學,歷朝尊承,以仁忍為宗,忠孝為本,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三教弘揚,光大神州,正氣充駐於世間,浩然於天地,歷滄桑歲月,成就無數智慧賢者,仁人志士,留芳於青史。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雖多次遭到侵略打擊,其傳統文化一直表現出極大的融合力與生命力,其精華代代相傳。傳統的文化是聯繫過去與未來的橋樑,文化精神的傳承構築起了民族文化的脊梁。“在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達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華國力鼎盛的時期,科學也因此在世界上獨領風騷。”(《九評共產黨》)那時聲威遠播,文化四被,使得中華傳統文化成為包容性極強的文化,它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並融化,使之成為自己文化的一部份,對外來文化具有極強的同化作用,兼容並蓄,使得唐代成為我國歷史上宗教思想最活躍時期,化被草木,賴及萬方。“當時歐洲、中東、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長安學習,周邊國家則以中國為宗主國,萬國來朝。”“中國常常被少數民族占領,包括隋、唐、元、清和其它少數民族割據的朝代,但是他們幾乎都被漢化,這不能不說是傳統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 (《九評共產黨》)

中共歷來不自量力的企圖以無道壓制天理,其存在的歷史,即是持續血腥殺伐人民的精神、道德、善良及基本權益的恐怖暴力以及謊言的歷史。它自1949年攫取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進行破壞,這是因為它在意識形態上與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恐怖暴力作為後盾的。中共附體於中華民族,附在民族文化上,同時破壞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迫害中國人。對此《人民日報》作為中共的喉舌、中共宣傳機器的龍頭老大,一直都充當了急先鋒和文字打手的角色,儘管有時這個喉舌對中共邪靈這個大腦的意圖揣摩不准。

中國的官方報紙,雖然它也用新聞紙張印刷、用報紙的形式,有標題、照片,還有新聞導語、新聞由頭等等,但它卻沒有客觀真實和公正。前《人民日報》一位副總編輯曾說,他所編輯的這家中國最大的黨報,只有上面的出版日期是真的。生動形象的說出了中共報紙的本質特徵。

一、傳統文化是社會和諧長治久安之道

傳統文化建立了一整套合乎自然(敬天),順乎人情(愛民),合乎客觀規律的理論,其核心內涵是“仁”,仁德慈愛;注重個人的社會行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善惡有報”是社會的常識;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構成了整個人類的社會關係;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人生處世的標準; “仁義禮智信”成為人和社會的道德規範。不論地位高下、知識多寡,人們都知道傳統文化的內涵,也就是說傳統文化在人們的心中根深蒂固。

傳統文化重視家庭倫理,家族文化占有重要地位,而“忠”、“孝(悌)”、“仁”、“義”是搭起中國“家”文化結構的四根支柱:“孝”為根本,維系家庭與家族的基本倫理;“孝”向上延伸為君主的“忠”;“悌”是兄弟之間的關係,橫向擴展為“義”,“四海之內皆兄弟”,代表人際關係的諧和;而“仁“則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長輩對下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忠”、“孝”、“仁”、“義”上下縱橫互為支撐,形成一個完整的框架,構成中國文化中倫理與道德的體系。

中國傳統文化崇尚自然,“天人合一”代表著我們祖先的宇宙觀,人與天互相影響,互相作用,是故易經說“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反之,逆自然而動,即逆天行事,勢必受到自然亦即上天的懲罰。

在藝術作品上,傳統文化也表現出對天地自然的敬畏。無論詩歌繪畫音樂,大地山河,草木花鳥都是主要表現的對象。繪畫中,通常山水是畫面的主體,人物於山水畫中往往處於從屬的位置,反映了人與自然的和諧。

傳統文化中處處體現了對天地的敬畏和對佛、道、神的敬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就是在神傳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史書對皇帝大臣及平民崇信佛道有很多記載,而民間信神、敬神的風俗更是源遠流長。小說中不乏對“善惡有報”、“輪回報應”、“天命”等的描寫,類似內容在民間故事、童話歌謠、民歌戲曲中也都隨處可見。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民重君輕”的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盡心下》通俗的說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在中國古代,皇帝們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稱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轄和制約,不時要下詔罪己,向天懺悔。”(《九評共產黨》)這對無法無天的中共及其黨魁來說無疑是一種約束。

正像《九評共產黨》所說“儒、釋、道信仰給中國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穩定的道德體系,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套道德體系是社會賴以存在、安定和和諧的基礎。” 中國人自古注重道德和良心,無不以修身養德為本,重視道德的教化,與“仁政”相輔相成,引導百姓重道德、講信義、知廉恥、明禮儀,從根本上解決人心的問題,使人心向善。是故魏徵對唐太宗說:“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這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傳統價值觀中對“忠義”的讚美就這樣通過知識份子創作的精彩紛呈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說教,通過文化的方式具體化,形象化。”(《九評共產黨》)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傳統戲劇、評書、連環畫、民間藝術、民歌民謠、或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這些都是民間百姓獲得民族文化和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中共對傳統文化藝術的破壞毀掉了中國的傳統道德,也瓦解了社會安定和諧的基礎。“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傳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對其文化的破壞就更是一種巨大的罪行。”(《九評共產黨》)

中國知識份子自古以來就具有深厚的歷史意識。中國是世界上信史最長也最完整的國家,文人習慣於以史為鏡來判斷現實。中國人在學習、承傳民族文化的過程中規範自己的行為,從而達致個人精神的昇華。為了自身的統治,割斷現在與歷史的聯繫、隱瞞和篡改歷史也成為中共的重要統治手段,那麼對於承傳民族文化的知識份子的鎮壓、改造、甚至殺戮在中共暴政下也就成為必然。

二、頻繁運動破壞傳統文化 《人民日報》充當打手先鋒

頻繁發動政治運動是中共維持統治的重要手段,幾乎每次運動都觸及到意識形態和思想領域,都存在著黨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碰撞。所有的政治運動,從運動的指導思想,組織方式以及具體的整肅做法,幾乎都可以從延安整風找到源頭。中共歷來重視輿論和“攻心術”的作用,而中共的“攻心”是以恐怖和暴力以及強大的國家暴力機器作後盾的。

“中共的一切都是為其政治服務的。為了攫取、維護和鞏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惡的黨性取代人性,用‘假、惡、鬥’的黨文化替代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種破壞和替代不僅包含著毀壞看得見的文物古跡和古籍,更是從人的行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變人們傳統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而在另一方面,卻把文化上無關緊要的表象視為‘精華’保留下來,再以這些‘精華’為門面,將其背後的內涵用黨文化偷梁換柱,然後打著‘繼承和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的幌子欺騙人民和國際社會。”(《九評共產黨》)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便有步驟的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對“傳統優秀文化”實行“批判的繼承”和“揚棄”。也就是說,要根據中共的需要和好惡來決定“繼承”什麼或者“揚棄”什麼。所採取的方針是“挖掘、改造、利用”,挖掘是為了改造,改造是為了利用。也就是說對承載傳統文化的各種文化藝術進行改造,包括各種文學、文藝、藝術、曲藝等,保存藝術形式外殼,換上黨文化的內涵為其所用,或者根據需要加以限制或禁止;再者就是根除承載傳統文化的物質基礎,剝奪私有財產, 也就扼殺了民族文化承傳的一個載體。利用手中各種宣傳機器,並以暴力作後盾,封閉人們的視聽,控制、封殺各種信息渠道。中共建政初期,借民間風俗習慣中存在某些不健康的東西,有系統的把傳統文化誣蔑為“封建迷信”,或貼上“封資修”、“腐朽、沒落”等標簽,發動全社會批判,同時強制人們自我挖掘、自我批判、自我改造。

1、改造民間文化藝術 黨文化取代民族文化

連環畫的改造: 連環畫,包括年畫、小人書等,是一種活潑的民間藝術的形式,是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對於文化不高的人或下層民眾來說,特別是農村,是他們獲得文化和歷史知識的重要渠道。其中年畫是民間最普及的文化藝術形式,其形成已有上千年的歷史,是歷史、生活、信仰和風俗的反映。

1949年6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以新小人書代替舊小人書》。1949年後,首先開始對最為普及的年畫、連環畫的改造。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批示同意由沈雁冰代表文化部發表《關於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該文件22日經陸定一、胡喬木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審批,27日由《人民日報》發表。1950 年,毛澤東又向文化部提出改造舊連環畫。《人民日報》5月28日發表了崇文的文章《關於五十種小人書》,文章指出:“把廣大兒童和勞動人民所喜愛的連環畫這個群眾文藝形式,掌握到進步文藝工作者手裏,作為提高群眾文化生活的有力武器,是當前文藝活動中的一個迫切的工作”,隨之改造所謂舊連環畫迅速在全國展開。1951年1月28日,《人民日報》報導:“廣大群眾喜愛的通俗讀物新連環畫,‘解放後’在上海出版的已逾七百余種,遍銷全國各地”。1951年4月 2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對連環畫書攤進行改造工作》。1951年5月20日,周揚在政務院第八十一次會議上,關於美術方面,提出:“發展新連環圖畫與新年畫,改革舊有連環圖畫與舊年畫,這是美術工作方面的重點。”“加強對舊連環圖畫畫家與出版商的團結改造工作”。1951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嚴正處理舊連環圖畫問題》,指出要清除各地“小人書”攤上出現的封建迷信的舊連環圖畫。年底《人民日報》“文化生活簡評”欄目又發表短文《用新連環畫代替有毒素的舊連環畫》。對連環畫進行全面的改造或查禁,逐漸以歌頌中共的新連環畫取代了舊連環畫。

對民歌民謠的收集改造:中共對民族文化藝術的改造是全方位的,從上至下的。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的“文藝大躍進”。1958年,毛澤東連續發出指示,要求收集民歌。《人民日報》於4月14 日發表《大規模地收集民歌》的社論。一場聲勢浩大的收集民歌運動在全國迅速掀起。收集的數量之浩瀚空前絕後,作品量驚人,詩集出版量遠遠超出了五四以後幾十年的總和。絕大多數作品都在“歌頌黨、領袖、社會主義”。有人認為,此舉是為了填充由於反右造成的文化領域的“空白”,“再造文藝繁榮之景”。這只是表面現象,其真正原因是,民歌民謠在民間有著悠久的傳統和廣泛的群眾基礎,蘊含著深刻的民族文化的內涵,中共在組織人們搜集民歌和再創作中,把人們喜聞樂見的民歌民謠的內涵強行被黨文化所取代,改造成為中共所用的工具。這種方式對民族文化的破壞力同樣是巨大的,而且不易被人們所覺察,表面上給人們“文化繁榮”的表象,實質上卻在蛀空著民族文化的內涵。“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發展史,民族文化的徹底摧毀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消亡。人類歷史上那些創造出輝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幸存,但是他們的民族卻隨著其傳統文化的消失而灰飛煙滅。而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傳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對其文化的破壞就更是一種巨大的罪行。”(《九評共產黨》)

2、禁止戲劇 改戲改人改制三管齊下

戲劇是一種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形式,在民間有著廣泛深入的基礎,正如《九評共產黨》所說:“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1948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舊劇改革工作》,這為奪取政權後“舊劇改革”制定了方針。社論指出“舊劇也和舊的文化教育的其它部門一樣,是反動的舊的壓迫階級用以欺騙和壓迫勞動群眾的一種重要的階級鬥爭的工具”, “改革舊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思想鬥爭。對於舊劇只能採取積極改革的方針”。各地一經“解放”都陸續開展了“舊劇改革”。1949 文化部專設戲曲改進局。1951年5月5日,周恩來簽發了《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所謂“五五指示”)。對戲曲改革從“改戲、改人、改制”(即改革戲曲的內容和形式,改造戲曲藝人的世界觀和改革管理體制)等三方面作了政策上的規定(後被稱為“三改”方針),要傳統藝人無條件地接受改造,服服貼貼地為政治服務。

在強大的輿論宣傳下,在各種方式的學習、攻心教育下,許多藝人紛紛表態,願意接受思想改造,認真學習政治。梅蘭芳在文化部舉辦的紀念他舞臺生活五十周年時說:“在舊社會裏,我辛辛苦苦地演了幾十年的戲,雖然在藝術上有過一些成就,但服務的對象究竟是什麼卻是模糊的。解放以後,我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才懂得了文藝應該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道理。明確了這個方向,我覺得自己的藝術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歸宿。”

1950 -52年間文化部相繼明令禁演26出傳統劇目。各地紛紛採取禁演的辦法,通化縣評劇禁後只剩6出;天津所屬漢沽縣京劇、評劇只準演10出。遼西1950年 3月前禁演京劇、評劇300出以上。華北地區除了10個所謂“解放區”創作的新編歷史劇和10個新編現代戲,只有63種傳統劇目。徐州禁戲200余出,山西上黨原有劇目300多出,被禁後只剩二三十出。許多地區出現公安機關與各級幹強行禁演劇目,甚至停止藝人演出、解散劇團。有的地方幹部強迫命令當場禁戲,以致與群眾衝突時有發生。由於禁戲太多,藝人無戲可演,群眾無戲可看,劇場無法維持正常運作。

經過改造後的藝人已然完全馴服,並且能夠不斷自我改造。吳祖光非常形象生動地描繪了這種情景“……廣大的民間藝人都是以他們對黨的無比忠誠來仰體戲改領導同志的意旨的。他們隨時注意諦聽領導同志的言論。……無須文化部下令,只要領導同志寫一篇不同意什麼什麼的文章,說什麼是‘落後’和?font color="#FF0000">‘醜陋’,說什麼是歪曲和無理……即使不寫文章,只要搖搖頭,或是做一個什麼表情,略顯不悅之色也就夠了。他們就明白了,就會服從組織,趕快收攤子,免得自討沒趣了。”真實地說明了當時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籠罩全國的威力。

1957年形勢發生了突然轉折,1957年5月17日,文化部發布了“文化部關於開放‘禁戲’問題的通知”,宣布對1950年代初禁演的26個劇目“開禁”。緊接著《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大膽放手,開放劇目》的社論,為文化部發布開放禁戲的通知做了輿論宣傳。1957年7月21日,經過“三改”“洗禮”後的梅蘭芳、周信芳、程硯秋、袁雪芬、常香玉等七位著名演員聯名投書《戲劇報》,建議“不演壞戲”,《人民日報》迅速發表題為《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的社論。全國各地的報刊雜誌紛紛登載各地知名演員“拒演壞戲”的表態以及來自“觀眾”的批評,而且“壞戲”的範圍也遠遠超出文化部1950年代初公布的26出禁戲,組織刊登的這些表態彷彿是在提醒人們,開放禁戲只不過是一種姿態。《人民日報》相隔不到3個月發表前後兩篇態度截然相反的社論,很容易讓人們聯想起1957年夏天發生的“反右” 運動,以及在此前後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反覆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在文藝界的禁演推向階級鬥爭的高潮。儘管由於中共最高層的權力之爭,導致喉舌《人民日報》無所適從,一時未能跟上,但到11月29日還是奮力跟了上來轉載了那篇評論,開始了“文革”的前奏。

3、批判《武訓傳》

電影是影響廣泛、民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是非常活躍的文化載體,中共從未放棄過對這一領域的控制。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醒目的推出由毛澤東撰寫〈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這是《人民日報》第一次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

社論批判武訓“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配合這篇社論,《人民日報》同日還發了七篇批判文章和讀者來信。同時,在該日報刊上“黨的生活”欄中,在“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的標題下,號召全體黨員“積極起來自覺地同錯誤思想進行鬥爭”。自此之後,以《人民日報》為首,全國各地報刊掀起了批判浪潮。5月 21日,即《人民日報》發表批判電影《武訓傳》社論的翌日,教育部立即組織動員,並議定立即通知全國教育行政部門和主要學校進行學習和討論,又在《人民教育》發表社論,要求教育界每個人都以《武訓傳》為鏡子“照照自己”,都“應該檢查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錯誤,嚴肅地作公開的自我批評”。用行政命令,搞人人過關式的批判和自我批判。1952年《人民日報》社論“繼續為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鬥爭”,文中說“資產階級思想對於革命文藝的侵蝕。這表現為脫離政治,……宣傳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錯誤思想以至反動思想。電影《武訓傳》便是這種傾向最典型的表現。”

對《武訓傳》批判後的一年裏,全國電影生產基本停頓。對《武訓傳》的批判拉開了中共建政後第一場所謂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序幕。

4、文字改革 對民族文化釜底抽薪

“中國的漢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華,從字形、字音到由此組成的成語、典故都包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中共除了簡化漢字之外,還曾經推行過拼音化方案,希望從活的語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傳統,後來因實在無法實施才作罷。”(《九評共產黨》)中共剛剛奪得政權就拉開了文字改革的序幕。1949年至1955 年,是文字改革的研究準備階段。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國務院的《關於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和《漢字簡化方案》。期間,從 1956年1月1日起,全國報刊實行了橫排版。在表面上,文字改革某種程度上簡化了書寫,但其實質卻是中共刻意對現代人了解歷史、了解民族文化造成障礙,漸漸割斷了後人與民族文化的聯繫,對民族文化承傳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中共處心積慮破壞傳統文化, 在此又見一斑。

正如《九評共產黨》所說,中共控制下的“教育是用來統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鎖。教育本是用來培養知識份子的。而知識是由‘知’和‘識’兩部份構成。‘知’指信息、資料、對傳統文化及時事的了解;‘識’指對所知的東西進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創造,即產生精神的過程。有知無識是書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稱為是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來崇尚‘有識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知識份子有知無識者、有知不敢識者比比皆是。學校對學生的培養也是要他們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一直以來,學校都設置有政治課、黨史,並沿用統一教材。教師並不相信教科書上的一些內容,但迫於‘紀律’大講違心之話。學生也並不相信教科書和老師講的內容,但是還得死記硬背,以應付考試。在中學生、大學生期末考試,升學考試的試題中就出現過批判法輪功的題目,背不出標準答案的學生則無法得到高分進入好的高校。如果學生說真話,則馬上開除學籍,取消升學資格。”

5、思想改造運動 人格和精神的虐殺

為造就中共一黨天下的大勢,它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和控制每一個人的思想。知識份子是承傳文化知識的主要群體,要控制人們的思想,中共再次選擇了從知識份子開刀。中共整肅知識份子的恐怖歷史由來已久,延安整風迫害了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人類的進步是知識進步,而在共產黨統治下,知識卻成了不好的東西。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沒有文化的人學習,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九評共產黨》)

思想改造,是指對於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也就是是知識份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朱光潛的文章《自我檢討》。1950年1月3 日和2月2日,《人民日報》相繼推出費孝通的自我檢討《我這一年》、《解放以來》。1950年1 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馮友蘭的《一年學習的總結》。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藝報》上發表了《我對今後創作的初步認識》,是一篇挖掘“舊我” ──全盤否定“舊我”──宣誓與“舊我”決裂、塑造“新我” 的“三段式” 檢討。

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說,在各種知識份子中,“廣泛地開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 10月24日《人民日報》)。10月23的《人民日報》也發表短評《認真展開高等學校教師中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此後,掀起了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浪潮。

1951年11月17日,全國文聯決定首先在北京文藝界組織整風學習。11月24日,北京文藝界舉行整風學習動員大會,決定了文藝界整風的學習方法。學術界也不甘落後,1951年12月8 日,中科院舉行思想改造動員大會,號召:“糾正自己錯誤的思想”。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各民主黨派也積極行動起來。11月2 日,民建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有步驟地開展會員思想改造。11月13日至27日,民盟在召開會議,把思想改造作為民盟的中心工作之一。

就這樣,地無分南北,只要是知識份子,無一能夠置身事外。從1951年12月開始,《人民日報》在顯要版面開設專欄:《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連續推出知識界知名人士的檢討文章,幾乎千篇一律的曹禺“三段式”。其中自貶、自損、自我作踐、自我羞辱的言辭,俯拾即是。所有這些自我檢討無不表明:作為中國知識界的代表人物,他們對中國和人民並沒有什麼貢獻,而只是助桀為虐。只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否定過去的自我,獲得新生。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恨不得把過去的歷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幹乾淨凈,然後重新一筆一筆寫過一遍。”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說:“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們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就像楊絳筆下的小說“洗澡”中所描述的,丁寶桂這位一直被改造的知識份子“典型”私下對老伴兒說:”我現在明白了。一個人越醜越美,越醜越香。人越是作惡多端,越是不要臉,越顯得覺悟高,檢討深刻”。思想改造把一個正常人,而且是知識份子,改造到不知廉恥的地步,實在可悲。

這些大師級學者,有著成熟和穩定的世界觀和學術觀,昨天還在標榜學術自由、思想獨立,怎麼會一夜之間全部推翻或者徹底改造呢?這樣的“自我改造”的“成就”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按規定程序,先進行政治學習,也就是洗腦,通過學習提高思想覺悟,也就是被剝奪思想的過程,然後 “進行尖銳的自我批評”,亦即“自我洗腦”。說到底,對思想的控制和改造,實質的是對身體的“控制和改造”。因為思想是模不著、抓不住的東西,那麼具有可操作性的就是“控制改造”人的肉體,或者說這些成功的“思想改造”是在暴力下的“屈打成招”,靠的是恐怖和暴力。對此,1951年12月9日《新華日報》的社論《思想改造是知識份子對人民祖國的責任》很能說明問題。社論說:“這是思想領域中的階級鬥爭,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須經過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輕鬆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長期的,這是說,從一個階級的觀念形態的轉變,……必須經過長期鬥爭的磨練,像經常掃地,經常洗臉一樣。”也就是說,反覆的、長期的、置人於屠刀之下的“思想改造”是中共改造文人的成功經驗。

自1951年以來,“思想改造”運動隔三差五一次,“反右運動”、“知識份子勞動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五七指示”等等。再加上批電影《武訓傳》、批梁漱溟、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適思想、整肅胡風反革命集團等等,浪潮一個接一個。人所受的傷害最大莫過於心靈的傷害;摧殘最大莫過於精神和人性的摧殘;侮辱最大莫過於人格的侮辱。頻繁的思想改造使知識份子的思想被剝奪,失去了獨立人格和思考的自由,徹底犧牲其證偽本能、批判本能,徹底捨棄自我,無條件服從中共惡黨領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否定過去的自我,斷絕與過去思想上的聯繫,“獲得新生”。清除了知識份子頭腦中傳統文化的痕跡,並且使知識份子在恐懼中能夠時刻進行自我洗腦,他們的精神被虐殺,導致他們的人格分裂、扭曲和變異。其實“他們的精神已經死亡。這是比肉體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九評共產黨》

6、唱“鳴放”文人再遭劫 耍陽謀誅心全國

如果說19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對某些知識份子改造得還不夠徹底的話,那麼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則是思想領域更為徹底的劫難。

1956 年4月25日,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目的是“讓那些牛頭蛇身鬼子王八都出來”(1957年1月在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經過 1955年的“肅反”、“胡風集團”等一系列運動後,知識份子已噤若寒蟬,只求在下次的什麼運動中不會被打成什麼“份子”,哪還敢發表意見?北京大學教授潘光旦,對於自己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檢討十二次尚不能過關記憶猶新,面對幫中共整風的“邀請”,聲明堅決“不跳”。重慶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私下對朋友說:“主人翁感萬萬感不得”。毛知道知識份子被“階級鬥爭”鬥怕了,便安撫人們說:“現在階級鬥爭不鬥了,階級鬥爭停止了。現在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1957年3月18 日在濟南的講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動群眾提意見,幫中共整風。在此期間《人民日報》的喉舌作用得到充分發揮,今天登一些某些知識份子心存各種顧慮的文章,明天發表一些名人談話以消除人們疑慮。中共引蛇出洞計策終於奏效了,不久前被中共整得心驚膽戰的知識份子終於解除了戒心,紛紛向黨交心。

其實就在此前不久(5月15日),毛就已經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高幹,文中說“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直到1957年6月7日(反右開始的前一天)《人民日報》還在振振有詞的保證“不會有收”,“今天放,明天放,後天還是放,永遠是放。更不會被整。”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重量級人物“鳴放”言論都是毛寫出那篇文章以後被中共反覆勸誘而“放”出來的,如章伯鈞、龍雲、羅隆基、吳祖光、儲安平等等。據估計,凡因為“鳴放”而被打成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5月15日之後被勸說、誘導而中計的。本來,許多中共官員對於旨在揭中共瘡疤的“鳴放”並不熱心,但在知道將會展開“反擊”之後都變得熱心誠懇起來,苦口婆心的勸誘人們給中共提意見。

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在毛寫了那篇文章之後召集座談會,他親自邀請催促章伯鈞一定要出席會議,與會者還有龍雲、羅隆基等。他拚命勸誘大家給共產黨“提意見”,結果章羅這兩條大魚被套住了。他還將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資本家請去,讓他們鳴放,後來這些人一個也沒有逃脫。5月25日,周揚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一點。你們太客氣了,你們的批評只是一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可善良的黨外人士不會想到中共的羅網已經布好。

6月8日,反右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拉開序幕,社論說“少數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6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6月17日《人民日報》又讓“農民也說話了”,接著全國上下反右浪潮陰雲翻滾。《人民日報》從6月中旬開始連篇累牘的登載侮辱右派的文章。如此一來,偌大的中國,翻開任何一天的任何一份報紙、任何一份期刊雜誌,打開收音機擰到任何一家電臺,全都在辱罵批判右派。看了聽了千百遍之後,幾乎所有的工人、農民、中小學生都相信了中共對右派的指控和給右派栽的贓。7月1日,毛在其寫的《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說:“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毛稱反右運動為“一次最徹底的思想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給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以致命的打擊,……免除反動空氣的威脅”。

“哀莫大於心死”(《莊子》),以“反右”為代表的頻繁的“思想改造”運動虐殺了人們的精神和人性,達到了誅心全國作用,許多家人和親友受到株連,許多人為了自保而揭發他人,失去了起碼的道德良心,傷透了人們的心。

中國歷來講“士可殺不可辱”,“歷史上最殘暴的秦王朝也沒有出現過精神屠殺,而中共卻絕不給人慷慨就義的機會。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有低頭認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讓人放棄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樣沒有任何尊嚴地去死,否則慷慨赴死的氣概會激勵來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恥,才達到了中共‘教育 ’後來人的目的。”(《九評共產黨》)

據報導,最新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資料表明,一場反右鬥爭劃定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份子三百一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反右運動“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就這樣消失了。”(《九評共產黨》)。從精神上消滅了承傳民族文化的知識份子階層。

7、人民公社剝奪私有財產 根除了民族文化的物質載體

如前所述,民族文化重視家庭倫理,家族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家族文化也就自然承認私有財產合法化,“共產黨的初始原則,是剝奪所有的私有財產,進而消滅所有‘剝削階級’。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是民眾所有社會權利的基礎,很多時候,也是民族文化載體的重要部份。被剝奪了私有財產的人民,也必然被剝奪精神和意志的自由,進而最後喪失爭取社會和政治權利的自由。” (《九評共產黨》) 沒有了私有財產,沒有了精神和意志,人們就會像木偶一樣任人擺布,像羔羊一樣任人宰割。

“反右”運動沒有波及農村。中國以農業立國,兩千年間雖然戰亂頻仍,但詩書香火綿延不絕,因為大多數讀書人都在鄉村。過去的改朝換代很少觸及到他們,傳統文化得以保存。中共出於對民族文化的恐懼和對文人的戒心,讀書人難以逃脫被“坑”的命運。“中國古代社會,實際上是一個二元的結構,農村以宗族為中心自發組織,城鎮以行會為中心自發組織;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機構,只管理縣級以上的政府事務。”(《九評共產黨》)人民公社把恐怖的觸角延伸到農村、社隊、班組。主張“廢除私人房屋。”“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養牲畜取消。”(毛澤東,1958年8月23日,北戴河。)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社論,號召“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論要求建立“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社論強調把生產資料及個體所有制的某些最後殘餘都要轉歸社有。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少奇同志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的報導。報導說要實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給制,實行十六包;實行消滅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別編班,分開做事,分開居住等等。人民公社徹底顛覆了幾千年農村自然的宗族機制和傳統價值觀,把與家族文化有聯繫的有形物的殘餘掃蕩殆盡,甚至家族內祖先崇拜的祭祀都成為改造目標。基本上根除了民族文化的物質載體。

8、文化大革命 中華民族空前浩劫

1966 年5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指導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國大地立即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幾乎無人置身於外。“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九評共產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目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論,社論說“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對於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一切遺產、風俗、習慣,都必須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加以透徹的批判。”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目為“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的社論,社論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要批判,要鬥爭,要革命”。1966年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目為“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 的社論,社論指出:“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必須把被資產階級‘權威’霸占的陣地……奪取過來”。

一時間,一股洪水猛獸般的野蠻、狂暴、血腥、恐怖的狂潮,再一次席卷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已經被中共蹂躪得百孔千瘡的華夏大地。中華民族以及養育了這個民族的這塊土地,被一齊拖入前所未有的災難之中。紅衛兵到處衝擊寺院,搗毀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剿焚燒書畫、家族宗譜,砸毀炸毀文物古跡,挖掘墳墓,禁止宗教信仰,強迫僧尼還俗……甚至發式、老人的鬍子都被當作四舊來破除。其禍之慘烈、持續之長久、破壞之徹底遠甚於八國聯軍洗劫北京。

章伯鈞藏書一萬多冊,被紅衛兵用來焚燒取暖,剩下的被送到造紙廠打成了紙漿。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一百多斤字畫”付之一炬。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堆在當街焚燒。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有八十噸!

家族宗譜也成為紅衛兵作為“四舊”焚燒的對象。梅蘭芳家族的那本梅氏家譜被紅衛兵燒掉。上海外語學院教師劉小蕙,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劉半農的長女,被抄家時,家中保藏的資料被燒了四五個小時,《劉氏家譜》就此永遠消失。

改名字泛濫全國。許許多多城市街道、建築以及商店的名字好多都含有所謂“四舊”的成分,以“仁義禮智信”等命名的街道、店鋪更不知有多少,都是被破除、被改的對象。

對文化古跡的破壞更是空前絕後,甚至小到與文物毫不沾邊的盆景也難逃危運。因為在中共看來“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一切遺產、風俗、習慣”幾乎被破壞殆盡。其目的是要使承傳著傳統文化的中華民族,承載著五千年燦爛文明的神州大地,用中共的腥風血雨洗劫得沒有記憶、沒有過去,再寫上中共的一黨文化。

然而,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她承載著神傳文化的因素,具有極大的融合力與生命力。不是幾個宵小能夠破除的。破除不了,它就把無關緊要的東西稱作‘精華’保留,再用黨文化取代其內涵,然後打著‘繼承和發展’傳統文化的幌子欺騙世人。

三、恐怖和屠刀下的黨文化

“中共在破壞傳統半神文化的同時,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在不知不覺中樹立起中共自己的黨文化。黨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輕一代,也影響著年幼的一代。其影響極深極廣,甚至包括許多人試圖要揭露中共的時候,也不可避免的會帶著黨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九評共產黨》)

在的中共的獨裁恐怖之下,人們的思想行為均受中共操控,日常行為在黨文化的規定之內,思維都是在黨文化的模式之內。中共與其附屬組織“共青團”和“少先隊” 形成了從兒童直到老年思想控制的組織系統,加之民主黨派和宗教團體作為附屬於中共的外圍組織,構成了中共推行其黨文化及一黨專治的網絡控制系統。中共從最高層至農村包括企事業單位,粗略估計有書記1000多萬人(33個省級單位,2860多個縣,46300多個鄉,400多萬個自然村,高校1550多個,國有企事業單位700多萬);中共還控制著縣級以上的各種宣傳部門約400萬個(中共及民主黨派都有系列的專職宣傳部門,國有大型企事業單位、大專院校也都有專職宣傳部門),按每個單位5個人計算,粗略估計2000萬人。也就是說,有數千萬人從事思想控制工作,“這個黨組織,就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如影隨形般附著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單元細胞上,以它細緻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會的每一條毛細血管和每一個單元細胞,控制和操縱著社會。”(《九評共產黨》)而以《人民日報》為龍頭老大的輿論機器,則構成了中共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不同群體推行、散布“假惡鬥”黨文化的喉舌,中共的聲音主要是靠它們發出的,也是中共進行思想控制的主要工具之一。思想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所以思想本身是沒法控制的,可見的或可操作的思想控制,一是控制人本身,一是控制媒體信息傳播,二者互為表裏。被置於屠刀和槍口以及血腥恐怖下的人們只能接受中共的謊言及其歪理邪說,欺騙者和被欺騙者都在自欺欺人。中共在控制、摧殘人的精神、傷害人的心靈、毀滅人性方面無所不用其極,這在迫害法輪功中達到登峰造極,其手段之殘忍、行為之下流,令天地為之震怒,其邪惡程度集古今中外之大全。

思想控制有兩項內容:一是灌輸某種思想,二是驅逐或批判某種思想。灌輸就是灌輸黨文化;驅逐或批判就是批判傳統文化,因為傳統文化是它推行一黨專制和黨文化的障礙。中共這個西來幽靈,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格格不入、與人類的正統文化勢若冰火。舉個例子說,大家都知道《封神演義》有這樣一段故事:紂王欲納冀州侯蘇護之女妲己為妃,蘇護勸諫紂王“修德勤政”,不要“荒淫酒色”,紂王不聽還要殺他。於是蘇護在午門寫道:“君壞臣綱,有敗五常,冀州蘇護,永下朝商。” 蘇護只憑簡單的倫常道理就可判斷紂王行事對與否。如果人們用傳統文化來衡量中共,那麼它就會暴露於陽光之下,它就不能夠為所欲為,不能夠無法無天的殘害生靈、暴虐百姓,也就沒有禍亂人世的條件了。

有人會說:現在中共也宣揚傳統文化啊。其實這是它對傳統文化的最後再利用,也就是保留傳統文化的外殼,換上黨文化的內涵,表面上紅紅火火,進一步欺騙和麻痹人民,欺騙國際社會。用以掩蓋中共末世的敗像;掩蓋國內各種社會亂象和貪官污吏的罪行;掩蓋草根民眾的橫遭踐踏、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的淒慘境遇;掩蓋它動用現代化武器鎮壓屠殺那些手無寸鐵、僅僅想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普通村民;掩蓋它無所不用其極地摧殘人的精神、傷害人的心靈、毀滅人性、迫害信仰的欺天罪行;用謊言粉飾太平。目的仍然是茍延其暴力統治。輕歌曼舞的背後有帶血的屠刀。(廟業旅遊和禪院鐘聲)

中共不信神,但它強制人們信它造出來的“神”,把共產邪黨中的某個人放到神壇上強制人們膜拜。可以說中共是一個政教高度合一的邪教,每週“政治學習”有點像宗教信徒每週的禮拜,文革期間全民學習《毛語錄》,成為每個中國人的日課,甚至每頓飯前都要學習、背誦,每天早晚兩次政治禱告。一位中共官員說“我們是徹底的無神論,……就是因為我們不崇拜任何神。你崇拜了神,就不可能崇拜人”。“如果讓中國的老百姓都去聽神的話、跟神走,還會有誰能老老實實地聽我們話、跟我們走?”

在思想控制及破壞民族文化中,《人民日報》一直起著推波助瀾和助紂為虐的作用,它配合中共編造謊言、煽動仇恨、吹崇暴力、製造恐怖,宣揚中共的“假惡鬥”邪說。“新華社資深記者自己也說:‘新華社的報導那怎麼能相信呢?’民間更是把中國的新聞機構形容為共產黨的一條狗。有民謠唱道:‘它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讓它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九評共產黨》)

結語

據不完全統計1949-2002年中共發動各種大小運動80多次,在如此密集的運動中,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幾乎被破壞殆盡,傳統道德及價值觀被被徹底顛覆,人類的道德江河日下。在歷次運動中,《人民日報》緊步中共罪惡的腳步,歷史上中共對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人民日報》都難辭其咎。

在天滅中共的時刻,我們有必要反思和檢討中共輿論工具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破壞傳統文化、毀滅人類道德、顛倒黑白、把中華民族拖向災難的輿論宣傳。正本清源,歸正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還歷史本來面目。一個被毀滅了傳統精神道德的民族再次面臨著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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