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共產黨》中說：“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後才是社會的人。”

現代社會中使用的“人民”的概念，是“人”的集合概念，既體現了人的自然屬性又體現了人的社會屬性。我們說，生息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人民。這是一種自然的歸屬。西方民主理念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試圖把“天賦人權”的概念，通過人間法律的條文，在對每一個自然人同時也是社會人的保護與約束中展現出來。

既然“人人平等”，那麼，一個人的利益被他人侵犯了，他可以起訴，運用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而一個人侵犯了他人的利益，就應當受到法律上的制裁。當然，即使在西方自由社會裏，“人人平等”還是理想和追求的目標，畢竟現實中還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而遠遠沒有完全實現。但是，在那樣的社會裏人們相信，沒有哪個人、哪個政黨、哪個政府有權力可以界定誰屬於人民，誰不屬於人民。

可是，在中共勢力範圍裏，“人民”的定義是與“敵人”相對的。你如果屬於人民範疇，那麼你就不是敵人；如果你屬於敵人範疇，那麼你就不屬於人民。而中共之對於敵人的態度，有一句話再明白不過了，就是曾經為廣大中國人民奉為經典名句的話，“對敵人像嚴冬般冷酷無情。”

“‘人民’的內涵是不確定的。換句話說，時代的變遷將影響對於‘人民’的判定，也許昨天你是人民，而今天就不是了。比如，在抗日戰爭期間，如果你是一個土地擁有者（地主），你是否屬於‘人民’就取決於你是否擁護抗日,擁護抗日的就是‘人民’。但是同樣是你，到了1950年土改時期，就成了無可辯解的剝削階級而一夜之間變成‘敵人’，而不管你當年多麼抗日。你非但不是人民，甚至很可能被拉出去槍斃。想想真可怕，我們整天掛在口頭上的一個高度使用的詞匯，原來是可以根據政治的需要改變內涵的！誰知道明天會怎麼變，誰知道一覺醒來自己還是否屬於‘人民’？”

中共歷史上有兩句喊得最響的口號，“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同胞千萬次的重覆著這兩句口號。但是絕大多數人卻完全喪失了自己的最基本判斷：中共這兩個口號完全就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那怎麼還會“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呢？黨和人民誰高呢？

這一點中共自己其實早已經看出來了，於是就加上了一句，叫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日報》（2002年11月09日第一版）既然中共“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麼中共的利益高於一切，不是就可以說是“人民利益高於一切了”嗎？可是說“中共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話，是誰說的呢？是中共自己。與此相對應的就是，七一、十一大遊行時，天安門長安街上的高音喇叭裏高呼 “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的。

在中共剛剛奪取政權的時候，號稱是“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是“廣大人民對少數階級敵人施行專政”。“中共歷來把敵人的界限劃分為百分之五之內，確保在每一個時期，敵人總是極少數。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滅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最少在五百萬人以上。而“土改”殺人大約在一千萬左右。”（《九評共產黨》），可這對比起“四萬萬五千萬中國同胞”來說，當然是少數。

據最新消息報導：“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的“反右運動”檔案被解密了……在1957年這場給黨提意見而大禍臨頭的右派份子，不是一直傳聞的五十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另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引自《人民報》），面對起六億多“人民”來說，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依然是一小撮；

“地主、資本家、富農，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右派，四不清幹部， 516分子，聯動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黑五類，投機倒把分子，右傾機會主義者, 反黨集團，反動派……” 哪一類不是“罪大惡極”的極少數“壞人”呢？到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中共更是把中國老百姓當成猴子般來耍弄了十年。

在這裏“人民”哪裏還有什麼利益，早已成為了中共的附庸，遊藝場中的被套圈兒的玩偶了。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中共邪黨非但不能代表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恰恰是中共剝奪了全中國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中國人民失去了自由思考的權力，失去了自由說話的權力，在三年人禍的可怕歲月裏，在千千萬萬人餓死了的農村，甚至連離鄉背井的“自由”都失去了。可是，在長達五十六年的中共統治的前期、中期，幾乎全中國的百姓都相信了“中共代表人民”這樣荒誕的邏輯。即使是到後期，國人上下幾乎都在罵共產黨，可是，當中共為鎮壓法輪功而造出鋪天蓋地謊言的時候，絕大多數國人卻又相信了，這是為什麼？

是因為中共建立了一整套極為縝密的規模龐大的造謠宣傳體系。《人民日報》是其中的龍頭老大。它們在輔助中共將黨文化的邪靈來取代中華民眾傳統文化的民族之魂方面，起到了極其可怕的作用。

二、中共反人民在《人民日報》中表露無遺
　　
〔一〕反覆確認“喉舌”的地位
　　
“ 世界上為什麼會產生現代的報紙?這是因為人民大眾要求知道真實的消息。現代報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幾乎是同民主主義的思想同時產生出來的，專制主義者不要人民聰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歡現代報紙的。新專制主義者，即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比其先輩，就更高明些了。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裏，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糊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麼。

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以上文字摘自於1946年1月11日中共《新華日報》，作者為老牌中共筆桿子，後來任到中共宣傳部長的陸定一。題目是“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法西斯的戈培爾為了達到愚弄德國百姓與國際輿論的目地，親手組建了法西斯黨的機關報《進攻報》。而在上述文章發表的兩年後正式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為陸文提供了更生動的證據。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當時所譴責的法西斯所為完全是當今中共和《人民日報》的寫照。所不同的是中共比當年的法西斯更狡猾更具有欺騙性，而《人民日報》對人民的迫害更具有廣泛性。早在1942年9月22日，當時的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社論“黨和黨報”，就已經為後來的《人民日報》定了性：“報紙是黨的喉舌，這是一個巨大集體的喉舌”。

1954年中共中央專門作出決議稱：“黨委的機關報是黨委的一個工作部門。”壞事做盡的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 1996年9月在人民日報社宣稱：“幾十年來，人民日報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持正確的辦報思想和辦報方針，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2001年1月，江其人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再次宣稱，：“新聞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

《人民日報》2003年11月 12日文章也再次強調：“必須堅持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堅持新聞媒體是黨和人民喉舌的性質。”綜上所述，《人民日報》完全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媒體”的概念。其作為中共的喉舌，在蠱惑人心、愚弄百姓，對全中國人民的長達五十八年的洗腦中，所起的惡劣作用是難以估量的，其罪孽是深重的。

〔二〕在中共歷次整人中《人民日報》都密切配合

* 消滅富農經濟

中共在紅軍時期，曾經實施“打土豪、分田地”的暴行，以強盜的方式掠奪富人的財富。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中，中共為了減少敵對力量，對地主改變成 “減租減息”拉攏的政策。到了中共控制了政權之後，全部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產，並且大規模鎮壓處決地主。但是考慮到畢竟人數眾多，為減少阻力，1950年6 月30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明確規定：“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富農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動。”

可是，當“地主階級”作為“階級”被徹底摧毀之後，中共感覺自己的政權完全穩固了，便決定要消滅富農經濟。於是1955年5月12日《人民日報》報導了“河北省涿縣松林店鄉富農張瑞破壞合作化運動的反動行為”的文章，成為了中共改換打擊對象的信號，全國上下再次對富農階層進行了沉重打擊，各地重組階級隊伍。
　　
* 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

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要求嚴厲鎮反，堅決糾正鎮壓反革命中“寬大無邊”的偏向，大舉發動了全國性的以“反特（務）”為中心的“鎮反”運動；隨即，《人民日報》公開批評上海市人民法院對反革命案件懲治不力。《人民日報》批評上海市法院將近一年時間審理判刑人犯不足140人，平均每月審理判刑僅十一二人。以後市法院和市軍管會改變工作態度，盡量“隨收隨結，及時判決”，最快也不過判決了收案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更鮮有定案量刑難度較大的死刑案。在《人民日報》嚴厲指責之後，一個多月時間，就判處了380餘人死刑。此後，據不完全統計，除5月處決人數略少外，6月宣布處決的人數就達到436人，7月更達到624人，8月則為102人，9月為281人，如果再加上這幾個月判處死緩、無期、有期和管制的約7000人，其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令人震驚。《人民日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清晰的顯示出來。
　　
毛澤東於12月19日指示要“注意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1951年1月17日，他解釋說：“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準，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註：《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從後來的歷史過程來看，中共的“穩”“準”都是假的。“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份子”才是中共要的。12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堅決取締一貫道》的社論，標誌著鎮壓反動會道門高潮的到來。
　　
51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一段批語裏說：“把三反鬥爭當作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大戰爭，務必取得勝利，並且務必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顯著成績，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績。”
　　
“為了推動運動的發展，中央機關首先帶頭。早在12月22日，中央一級機關就專門成立了中央直屬機關總黨委，由周恩來擔任第一書記，安子文擔任第二書記，楊尚昆和肖華擔任第三、第四書記。總黨委確定的中心工作是集中精力，領導與組織中央一級機關，進行精簡節約與“三反”的鬥爭。實際上，為了實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意圖，中央直屬機關總黨委成立後的頭等大事就是發動“三反”運動。1951年的最後一天，中央直屬機關總黨委顧不上過新年，趕緊召開了黨委擴大會議，宣布限期1月1日至10日，各單位務須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坦白檢舉，並於1月11日送來報告。違者，不論部長、行長、署長、處長、局長、科長、股長或經理，一律撤職查辦。會上，指名宣布幾個部是做得很好的，幾個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後的，並指出部長姓名。同時宣布撤銷幾個單位運動不力的負責人的職務。” （原載《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4期）
　　
《人民日報》1952年1月10日發表了薄一波1952年1月9日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本質上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腐化墮落思想的鬥爭，也就是對於資產階級在三年以來向著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所舉行的猖狂進攻來一個堅決的反攻”。
　　
在運動中，開除和撤銷職務的黨員十八萬一千二百多名；有八千二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改組了二萬一千五百三十個黨組織的班子。
　　
* 朝鮮戰爭

1950年6 月25日凌晨4時40分，前蘇聯和北朝鮮金日成共同策劃的“統一朝鮮半島”軍事行動正式開始了。大批朝鮮人民軍跨過三八線，對南韓軍隊實施突然襲擊。三天之內就攻下韓國首都漢城。在此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朝鮮族的三個精銳師在1949和1950年初調入朝鮮，編入朝鮮人民軍，供金日成調遣。（見魯南生：《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對人民的宣傳是美帝指揮南朝鮮李承晚政權發動的對北韓的侵略戰爭。全國很多城市舉行聲勢浩大的大遊行，開大會，聲討“美帝國主義”。
　　
　　其間，《人民日報》頻頻動作，試摘錄幾篇社論題目：
　　《人民日報》1950年11月6日發表社論：為什麼我們對美國侵略朝鮮不能置之不理？
　　《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0日發表社論：中國人民志願部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意義
　　《人民日報》1950年12月7日發表社論：慶賀平壤光復
　　《人民日報》1951年3月17日發表社論：必須使全國每一處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愛國教育
　　《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6日發表社論：美國堅持干涉朝鮮內政的真正原因
　　
在《人民日報》的號召下，全國幾乎所有的媒體都炒起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狂潮。此後，一百多萬中華兒女的屍體埋在了朝鮮勞動黨主席金日成和他的繼任兒子金正日統治的長達五十七年的黑幕之中。
　　
* 中共的“文字獄”

批《武訓傳》：反映清朝末年乞丐出身的武訓辦教育的傳記片《武訓傳》，被公認為新中國禁片的開端。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第一部在全國範圍內點名批判的文藝作品，就是《武訓傳》。銀幕上展現了沉重和嚴酷的一頁，中國知識份子的厄運從《武訓傳》發端。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從此開始。由此又殃及《關連長》、《我們夫妻之間》等私營電影公司製作的影片，隨後電影界率先開展了“文藝整風”.“武訓傳”被批判後，電影界一片死寂，一年半內沒有製作出一部故事片。

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為全國十八個專業會議和政府各部門負責人作的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說：“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周恩來年譜》上卷第17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周代表中共把矛頭對準了中國的知識份子。實際的“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可以從1951年9月3日算起。這一天，周恩來和北大校長馬寅初有一次談話。
　　
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即在短評中正式提出思想改造運動：《認真展開高等學校教師中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1951 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第1版刊登了毛澤東在前一天，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開幕詞。“在我國的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份子 中，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廣泛地開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

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確了思想改造運動的目的、作用、步驟。至此，第一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廣泛地開展起來。

事實上，這些“教育者的蛻變”遠說不上“自覺”：他們在運動中被迫“排隊洗澡”，教育部領導人的指示是，“盡量用熱水燙這些人，只要燙不死就成。他們在大會、小會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檢討，一面用廣播、大字報揭露他們的劣跡，一面發動許多青年黨團員（助教、學生）給這些人‘搓背’。在檢討會上通不過，再跟到老教師的家裏去，觀察他們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語不合，第二天在檢討會中再加上新的罪名。”詩人聶紺駑有兩句名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說的就是這種檢討時內心巨大的痛楚。

在政治高壓下，痛苦“蛻變”後的思想“轉變”當在情理之中：北大化工系主任不得不違心地說自己“是一個多麼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變成敵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斷向同仁同學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學校行政工作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我）骨頭裏卻充滿了歐美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和對美帝國主義的感情，我就是這樣一個人。”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更是被迫全面自我否定：“我為了個人利益……二三十年來，做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地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就通過我，穩紮穩打來在學校裏做著'太上皇'……而拿著武器，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人，卻是自以為 ‘清高’的我。”1952年秋運動結束時，全國高校教職員工的91%、大學生的80%被接受“思想洗澡”。

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1954年10月16日，毛就《紅樓夢研究》問題給中央政治局寫信，嚴厲批評“大人物”壓制“小人物”，發動了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10月28 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修改並定名的、以袁水拍署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批判《文藝報》壓制“新生力量”
　　
製造“胡風反黨、反革命集團”：54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修改的、周揚在會上的發言《我們必須戰鬥》，其中第三節《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把批判重點轉向胡風。
　　
1955年1月24日，由毛簽發的《關於組織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中已決定：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對胡風派思想的批判已經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亦將展開。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上公布《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即第一批材料的同時，也發表了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報》上公布《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即第二批材料；
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報》上公布《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即第三批材料；
　　
上述三批材料均由毛澤東親自撰寫按語。胡風問題已經由“胡風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而成“胡風反黨集團”，再由“胡風反黨集團”而成“胡風反革命集團”。
　　
當時，胡風事件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並震驚中外的“運動”，究竟株連、觸動了多少人呢？據1980年7月21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覆查報告》稱：“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觸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
　　
批丁陳反黨集團、批《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等四部電影，等等，一波接著一波，中國的知識份子應接不暇，難得過上幾天太平日子；而揭開“文革”序幕的，又從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刀，將中國現代文字獄推向了頂峰。

反右派運動：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份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

1957年5月15日，僅僅14天以後，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下發黨內。文章說，最近一個時期，右派表現得最堅決猖狂。他們想要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刮起一陣7級以上的颱風，妄圖消滅共產黨。現在應當開始注意批判修正主義。毛澤東認為，黨外知識份子中，右派已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黨內也有一批知識份子新黨員，跟社會上的右派互相呼應。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稱“少數的右派份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指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為日後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筆。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由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的羅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反右運動從此開始。

我們翻開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間的《人民日報》，觸目皆是煽動性語言。
　　“章羅聯盟陰險凶狠，妄想獨霸民盟，反掉社會主義”(七月二日)，
　　“野心家不要忘記，工人階級會舉起鐵錘”、
　　“羅翼群下鄉煽動群眾反共到處陷入重圍，只得狼狽溜走”(七月三日)，
　　“費孝通歷數章陰謀手法，邵慈雲揭露羅卑劣行為”(七月四日)。
　　“右派小丑們太不自量了”(七月五日)、
　　“斬斷章伸進戲劇界的魔爪，揭露記者隊伍中的敗類”、
　　“靈魂深處長了膿瘡的林希翎”、
　　“章伯鈞是一條帶保護色的毒蛇”(七月十五日)、
　　“剝去漂亮外衣，露出醜惡原形”(七月二十日)、
　　“誰敢反對社會主義我們就砸爛他的脊骨”(七月十二日)

上述等等充滿暴力、威脅、恫嚇、人身侮辱、人格詆毀的粗暴用語比比皆是。暴力的另一方面是中共的霸氣。比如，七月十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標題是“黨不能發號施令嗎？！”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份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黨員右派份子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份子三萬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份子二萬零七百四十五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大躍進”：1956年，毛澤東在審讀《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稿時，對提到經濟“躍進”倍加讚賞，在批語中寫道：“建議把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式發出實現農村工作“巨大的躍進”的號召。12月2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祝詞，公布了中國15年左右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口號。

史料記載，1957年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了反冒進。在毛澤東的指令下，《人民日報》在這一年的11月13日發表社論，號召批判“像蝸牛一樣爬行”的保守思想，要求“發動全民，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從而最早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再次發表社論，提出要掃除消極、懷疑、保守的暮氣，爭取當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人民日報》上共有322篇文章和報導使用這一提法。“全面大躍進”遂成為普遍於全國各地和各行各業的口號。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社論說：“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

把“全面大躍進”的提法包括在內，1958年《人民日報》上共有4518篇文章和報導使用了“大躍進”一詞。這一年，“大躍進”運動達到了高潮，“大躍進”一詞的使用頻率也達到了高峰。

59年這一年，“大躍進”一詞在《人民日報》的3999篇文章和報導中出現。其中使用“繼續大躍進”的有352篇；使用“連續大躍進”的有5篇。“大躍進”更有升溫之勢。當然，造成的問題也就更加嚴重。1960年，“大躍進”一詞在《人民日報》2959篇文章和報導中出現。其中使用“繼續大躍進”的有290 篇，使用“連續大躍進”的有265篇。毛澤東在1960年初表示：“連續大躍進是可能的。” 即使到了1961年，大饑荒已經嚴重威脅著中國百姓的生存時，“大躍進”已不再作為當前國民經濟建設方針提出，但“大躍進”一詞仍在報刊上相當頻繁地出現。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用通欄大標題發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文章宣稱：山東省壽張縣“提5000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1000－2000斤，根本沒有提了。”隨之全國各地大放“衛星”。

“大躍進”時期農業高產“衛星” （1958）
日期 地區 糧種 畝產量（斤）
6月8日 河南遂平 小麥 2105
6月11日 河北魏縣 小麥 2394
6月16日 湖北谷城 小麥 4354
6月18日 河南商丘 小麥 4412
6月30日 河北安國 小麥 5103
7月12日 河南西平 小麥 7320
7月22日 福建閩侯 早稻 7275
8月1日 湖北孝感 早稻 15000
8月13日 湖北麻城 早稻 36900
　　
當時的報紙上充斥著農村的牆壁上到處貼滿的宣傳畫：“玉米長到月亮上，驚擾了寂寞的嫦娥小姐；水稻畝產萬斤的衛星騰空而起，連太陽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聳入雲端，山頂的娃娃笑哈哈地遙指珠穆朗瑪峰。”

這個時候一個有名聲的作家在《人民日報》（1958年9月1日）發表《徐水人民公社頌》，轟動了整個中國，文章竟宣稱“茂盛無比”的小麥畝產12萬斤，“花團錦簇”的山藥畝產達120萬斤，一棵碩大無比的白菜重達500斤，棉花的產量也“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

58 年8月中共北戴河會議作出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認為這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完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度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方針”；規定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和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原則，公社的規模為一鄉一社或數鄉一社，一社的戶數可以從2000戶到5000戶不等，並要求合作社轉為公社的步驟和做法要一氣呵成。

北戴河會議召開的翌日（8月18日），《人民日報》即專文大字標題“人民公社好”（這是8月9 日毛澤東視察山東時的表態），宣布河南省信陽專區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9月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再次目空一切的論證人民公社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和美好前景”。在這種情況下，公社化運動狂飆突進，以驚人的速度在全國展開。到10月底，全國原有的74萬個農業合作社改組成了2.6萬多個人民公社，99%的農戶加入了新的組織。農民分得不久的土地、牲畜和其它生產資料立即又都充公。

“從中共官方媒體看，儘管1959年已出現因饑餓而大規模死人的嚴重饑饉，但官方卻一直嚴厲封堵有關消息，一直努力渲染‘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的歌舞昇平景象。直到 1960年5月之後，官方文件和新聞媒體才開始偶而用‘嚴重的自然災害’這一詞匯來描繪當時的特大災難，為這場由中共一手製造的國家罪錯開脫。經過幾個月吹風，中共宣傳機構將此謊言逐步定格為‘三年自然災害’，將一場人禍硬給解釋成‘天災’。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一改以往歌頌大好形勢昇平景象的調子，為世界描繪出一幅子虛烏有的圖畫：過去兩年來，中國大部份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在紙面上製造了規模更大的‘自然災害’：‘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

具體分析1959至1961年這三年的自然災情資料，學者們發現這幾年沒有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嚴重洪澇災害，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

1960 年初，當全國農村數億饑民掙扎在死亡線上時，《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提出，在60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宣布，1960年將又是一個大躍進年，形勢可能會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開的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幾千名來自全國的“人民代表” 爭相報告自己所在地區的“大好形勢”，避而不談糧食減產和餓死人的慘狀，會議遵奉毛的指示通過了進一步“大躍進”的經濟計劃。

中共罔顧當時中國餓殍遍地的悲慘狀況，將有限的糧食儲備用於換取美元與黃金，以製造原子彈。1959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的嚴重情況下，中共卻強制政府出口415萬噸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24％。出口耗去了糧食儲備，結果很快就連京、津、滬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也幾乎脫銷，而農村的無數饑民就只有等死一途。1960年全國缺少2,400萬人的口糧，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計為600萬噸，只要不出口糧食，當時就不會發生嚴重的饑饉，幾千萬農民也不至於餓死。當時毛澤東一心一意想集中國力造原子彈、導彈，以便揚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黃金外匯進口相關的設備材料，雖然後來“兩彈一星”是造出來了，但奠基的卻是數千萬人的生命。如此“偉大成就”的慘烈代價恐怕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

同時，中共為擺脫孤立狀態，用物質援助收買一些小國家為其捧場。從1958至1962年，中國哀鴻遍野，餓殍遍地，中共對外援助卻高達 23億6000萬元以上，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義國家的部份為18億7000萬，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部份近5億元。這些錢都是以中國人民勒緊褲帶甚至餓死不少人為代價的。

中共掀起的“大躍進”，在《人民日報》等中共喉舌的鼓噪下，成為了全中國人民喪失理智的荒誕運動，導致了大約三千萬至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劇。

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降臨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剛剛改組的《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將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迅速傳向全國。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次日又發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頓時全國彌漫著一種強烈緊張的氣氛。

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張大宇報貼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步入會議廳的中央委員們迎面就可以看到。由於劉鄧司令部被迅速打倒，毛澤東沒有再寫第二張大字報，所以這張大字報公開發表時定名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用駢體文寫道：“……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

隨著中共《5．16通知》的下發和8月5日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以及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一場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烈火迅速被燃向全國。

“狂熱的‘紅衛兵’(即：老紅衛兵，他們大多只有15——18歲)砸爛了教室、學校，放火焚燒了教科書和一切中外文學書籍(它們被視為毒草)，歐打、監禁教師和出身‘黑五類’的學生。首都鬧市區：王府井在八月份(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後不久)，開始“玻璃之夜”，霓虹燈化為濃煙、火光爆裂開來，玻璃片像雨一樣噴射到電車、馬路上。紅衛兵沖入東安市場搗毀商店(罪名：出售資產階級服飾用品)，用汽槍對化妝品肆意射擊。街頭穿瘦腿褲、尖皮鞋的人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長髮也被強行剪短。成群的紅衛兵沖入‘黑五類’的民宅，進行抄家、刑訊。一本書、一張唱片都會惹來殺身之禍。”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經毛澤東審定的，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宣布“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1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文革是從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開始的。這段時間被中共自己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後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了這樣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余個家庭整個被毀。””引自《九評共產黨》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之後，首先將青年學生煽動起來，然後推動起來的。隨後，這些紅衛兵失去了作用。於是毛將數百萬知識青年趕到農村去了。在這個過程中，人民日報一直密切配合。1967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知識青年必須同工農相結合》的社論；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的社論； 　　

《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刊載的文章“沉痛的‘使命’”──回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這樣寫到：“35年前，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預告，今晚將廣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虔誠地守候在收音機旁，等待著聆聽“毛主席的聲音”。這次廣播播出了《人民日報》將於次日發表的一篇報導及其編者按。這篇報導介紹了甘肅省會寧縣城關鎮部份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一事，其標題是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人民日報》為這篇報導所加的編者按語引述了毛澤東10多天前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這就是“文革”時期毛澤東著名的“12.11指示”。毛的這一指示改變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數千萬城市家庭的命運。同日，《人民日報》報導蘭州市1.8萬名初中、高中畢業生，武漢市2萬名中學畢業生奔赴農村插隊落戶的情況。全國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此形成高潮。

據《人民日報》報導，從“12.11指示”發布當晚到次日，全國各大城市、中小城鎮以及廣大農村的革命群眾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一片歡騰，紛紛集會遊行，最熱烈地歡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當時就有人寫出熱情洋溢的詩歌：“北京傳來大喜訊，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識青年齊響應，滿懷豪情下農村。接受工農再教育，戰天鬥地破私心。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

事實上，當時許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強制離家、遷往農村的。在許多城市裡，居民委員會和中學相互配合，逼迫行將畢業的中學生吊銷城市戶口，遷往指定的農村居住並從此以農業勞動為生。政府指定“知識青年”勞動居住的地方，通常是邊疆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縣。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全國開始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這就是著名的“上山下鄉”運動。它幾乎涉及到全國城市裡的家家戶戶，在農村則關聯到村村寨寨。10年中全國的下鄉人數多達數千萬，其規模亙古未有，其影響至今難以消彌。

中共屠城：《人民日報》在1989年6月3日夜晚開始的中共屠城血案中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的學潮，由於《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而激化。一個月零八天之後，包圍北京的三十多萬軍隊中，大批人馬開進城，用槍，用坦克在天安門，在長安街上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屠殺血案。

迫害法輪功：由前總書記江XX與中共共同掀起的全國性對法輪功的大規模鎮壓迫害，始於1999年7月20日凌晨。我們從在那前後的《人民日報》所發表的大量文章中，即可以清晰的看出中共是怎樣從緊鑼密鼓的進行輿論準備，到開始鎮壓，同時以《人民日報》作為帥旗，中共搖旗吶喊，從而利用全中國的報紙、電視、雜誌、電臺等一切中共的宣傳工具，掀起了鋪天蓋地的欺騙謊言宣傳。中國人民再一次被徹底洗腦。

從1999年7月26日至1999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一論二論三論四論五論六論七論八論九論 —— 抓緊解決和處理‘法輪功’問題”在這前後，《人民日報》又以人民日報記者名義（沒有署名）發表系列文章，揭批“xx功”本質和危害述評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之七、之八。
　　
1999年8月18日還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未署名）發表文章：“荒誕的邪說險惡的用心--論‘xx功’反科學、反人類、反社會、反政府的實質”1999年8月20日 “社會的毒瘤人民的禍害----論‘xx功’的嚴重危害”；1999年8月23日 “反面的教材現實的課題—－－處理和解決“xx功”問題引起的思考”

上述文章還僅僅是中共迫害法輪功最開始的數天之內，《人民日報》陰謀策劃和直接跳出來所進行的造謠中傷誣陷等罪行的表現。在隨後的長達六年零六個多月的鎮壓迫害之中，已經有上千萬人次的法輪功學員被抓被打被騷擾被脅迫；數十萬人被關押在勞教所、監獄和精神病院已經各種變相關押的洗腦班、轉化班裏；時至今日，已經被證實了的迫害致死案例，有時間、有地點、有比較詳細的迫害經過、有人證物證和迫害人姓名、職務的已經有2826件了。《人民日報》沾滿了無辜善良中國民眾的鮮血，所有參與製造謊言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下了難以饒恕的罪行。

〔三〕是人民做出的選擇，還是中共剝奪了人民的選擇？

1957 年6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不平常的春天”中寫到：“……民為了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選擇共產黨的領導，曾經經歷過多麼嚴重的鬥爭”；2004年10月 8日《人民日報》載文稱：“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2005年2月15日中共青年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發表題為“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文章。

2005年2月23日《人民日報》專訪，中央黨校副校長王偉光稱：“首先應當看到，我們黨成為執政黨，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而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放鬆加強自身建設。 ”

2005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中國共產黨是民族團結抗戰中流砥柱》，再一次大言不慚地說：“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中的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2005年9月2日《人民日報》載文稱 “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2006 年1月1日四川新聞網轉載人民日報文章“增強黨員執政意識--先進性教育重要內容”中稱：“我們黨執政，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的執政黨，我們黨的執政狀況關係全體人民的福祉，關係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關係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

《人民日報》對於“人民的選擇”的筆觸可謂多如牛毛。為什麼中共喉舌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反覆不厭其煩的令人生厭的重覆著，“是你選擇了我”呢？

有一種盜賊藉著主人的昏睡，登堂入室，占有了主人的一切，儼然而為屋主的樣子。當主人略醒之時，正好巡捕也巡視到此，看到盜賊陌生的面孔，頗有疑問。盜賊衣衫裏刀鋒寒冷，直逼主人，面帶微笑的對巡捕說：“屋主身體不適，故邀請我來。我就是這裏的新主人，這是屋主的選擇啊！”。中共就是這個盜賊。

《人民日報》在五十多年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完全無視中國人民作為人的尊嚴，理所當然的受到了廣大民眾的抵制。中共於是強制規定：每年第四季度，各級黨和政府都要對所屬地區和單位分配指標，強行攤派，要求各級領導把黨報征訂提高到對“江核心”的態度高度，當成“政治任務”。沒有完成《人民日報》訂報指標的，不准訂其它報刊，同時列為幹部年終考評。攤派多的可以升官發財。有的地方，個體工商戶未訂報，來年營業執照不予辦理年審。

頗為滑稽的是，《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以《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102歲的丁玉珍入黨》為題抬出一個行將就木之人入黨的榜樣。介紹說，此人的入黨申請書簡明扼要：“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好日子。我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所要向人民表白的是：一個生命傾其漫長的一生最後還是去選擇了共產黨。

看到這裏，人們不禁要問，在其生命的漫長歲月裏，在中共統治的五十多年裏，這位老人幹什麼去了？為什麼她身體健康，神志清醒的時候不申請入黨，而當其行將就木之際，卻偏偏要這張黨票呢？是不是一個老人快要進棺材了想找點陪葬品，而選來選去選中了中國共產黨呢？

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基本構思是周恩來提出來的。可以這樣說，“《東方紅》從歌詞、歌曲、樂曲、朗誦詞以及服裝道具、舞美等表演藝術手段的設計，都滲透著周恩來的心血。甚至每一次分場排演，他都親自審看。正式公演前預演過8遍，周恩來竟然看了5遍。”引自中國頻道2005年10月24日。

眾所周知，在《東方紅》的歌詞中有這樣的唱詞：“（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同樣作為共產黨經典之作的《國際歌》的唱詞中卻這樣唱到：“從來也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大救星”與“救世主”在漢語中的含意是一回事，一個“是”，一個“不是”；一個“有”，一個“沒有”。中共的宣傳可謂毫無原則，毫無道義，信手拈來，信口雌黃。在中共的眼睛裏，中國人民不過是聽任其驅使和愚弄的一大群愚氓罷了。

為什麼《人民日報》一再強調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共呢？其實這是有它險惡的意圖的。讀過《九評》後，人們才知道中共是邪靈。邪靈要達到最有效地控制誰，就得附體上在誰身上。很危險的是，只要誰承認或默許了它，它就會上身附體。如果誰選擇了它，那更是它求之不得了,也就是你已授權它附體上身。《人民日報》秉承其主子中共的九大邪惡基因之一 “騙”字術強加給了中國人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地步：“一代被騙的中國人死去了，另一代的中國人繼續對中共的謊言著迷，這是中國人民的最大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最大不幸”（《九評》語）

〔四〕參與《人民日報》製造謊言的人的悲哀

《九評共產黨》揭開中共的畫皮：“共產黨也是一種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種反宇宙的邪惡生靈。”　人們看到，這個邪靈為了行惡，它牢牢地抓住“二桿子”。一曰槍桿子，用以殺人，二曰筆桿子，用以誅人心。為了誅心，中共弄來一份報紙冠以蠱惑人心的名字並授於反人民的使命，這就是《人民日報》。

即使就在《人民日報》內部，也有一些人明白了部份真相，覺醒起來。1989年中共開槍前，北京市民曾經自發的組織起兩次號稱有百萬人參加的大規模抗議遊行。其中有一支隊伍扯著大橫幅“不要再逼迫我們造謠”落款是“人民日報員工”。

歷任社長中有一位叫胡績偉，他不滿《人民日報》所扮演的角色，曾提出了報紙的人民性，主張把《人民日報》辦成“人民的喉舌”。結果被撤職查辦，而且多年一直被批判。

結語

將中共的體系和所做的事情冠以“人民”二字，是中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忠實繼承。使得共產黨的幽靈得以在中國大地上披上又一層美麗的外衣。在所謂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府的各部部長都稱之為“人民委員”，斯大林以保衛“人民”的名義竟槍殺了兩千萬到三千萬之眾的俄羅斯人民。

“現在，我們有太多太多的人民稱號。欺詐盤剝人民的國家行政官僚是人民公僕；稱霸勒索人民的警察是人民幹警；地位卑微而奴隸般受人役使的教師是人民教師；嗓音嘹亮而唱紅了一支歌或幾支歌的是人民歌唱家；舞蹈舞出了名的是人民舞蹈家；站櫃枱賣貨的是人民售貨員；在餐飲、賓館業從事服務性行業的是人民服務員；掏糞工人是人民掏糞工。
　　
連飯店也叫人民飯店；連旅館也叫人民旅館；甚至浴池也是人民浴池；公園也是人民公園；甚至連一般的商品等價物 ---- 錢，也叫做“人民幣”；甚至殯儀館，也是人民殯儀館。甚至廁所也是人民廁所；垃圾場也是人民垃圾場。更有甚者，連國號也取人民的稱號，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真可謂到處是人民，無時不人民，“人民”泛濫成災。” 引自《大紀元》發表文章。

今天我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還歷史本來面目，讓人們看到真相，看到打著“人民”旗號的中共，中共的“人民日報”和一切中共體系唯一要做的事情，恰恰是反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