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接受采访

你花了30多年的心血创作了四部小说，出逃澳洲之后，是不是有很多出版商找过你商谈出书事宜？

是的，前后有6、7家出版社都找过我商谈有关出版问题。

你出逃的目的就是为了出版这四本小说，那你挑选出版商的考量是甚么? 为甚么选中博大出版社来发行中文版呢？

我跟博大出版社的社长见过一面，我对她的印象特别好，她给我的感觉是很真诚、善良的，而且她说的话我是可以完全信任的。我在选出版社时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这个出版社必须敢于坚持自己道义的原则，必须敢于真正的坚持人们出版自由的原则，在任何强权面前都不会屈服。因为可以想像一旦出版社公开以后，一定会受到来自中共的极大压力，所以我选择这个出版社时，一定要考虑它把自由民主的理念、把维护人们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理念作为高于一切信念的这样出版社，我相信博大出版社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最后选定了博大出版社。

你在签订出版合同的一刻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在和博大出版社的社长（洪女士）签订出版合同的那一刻，我是极其激动的。从我19岁那一年，第一次下决心开始动笔到现在已经33年了，在这33年中写作一直是我最主要的事业，而且我对于我作品中的人物一直有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想要让他们和世界见面。特别是《自由在日落中》被秘密警察杀死的灵魂，一定要让他们重新复活。我写作的内容决定我写作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种极其压抑极其秘密的状态中，而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紧张的生活，只有极其坚强的意志才能承受。这些书到今天终于可以出版，可以想像我的心情是何其愉快，那是一种无上的幸福！因为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灵魂，所以我觉得这些出版商也好，帮助我联系出版商的朋友也好，他们都是上苍派来拯救我灵魂的人。

没出国之前你有没有对小说在海外出版有个预想？

我出来的时候，我清醒的明白我是在做一次自我流放，一切生命的过程要从新开始，那么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要想在这样环境中把中文小说推出来，我本来想要有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当然，我相信真正的文学艺术它都是属于人类的。就像我能很深刻地认识雨果笔下那些悲剧性的人物、深刻了解海明威笔下所描写的故事一样，我所描写的故事最终也能被其他国家的人所理解。对首次推我小说的艰难，我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没有想到事情是如此顺利，而且我对该出版社是十分满意。

那你会以怎样的形式来庆祝你的书出版？

等我的书出版的那一天，我会到荒野中去喝个大醉，在孤独中去体念那种幸福。

这四本小说是同时上市吗？

最后商定分二批出版，第一批是先出《自由在日落中》和《文殇》，二个月后再出另二本。因为四本书同时推出对一个出版社来讲工作量太繁重，而且我每一本书中最长的有80多万字，最短的也有30多万字，从工作的角度来讲，做不到同时推出。

为何选《自由在日落中》和《文殇》先出？

《自由在日落中》一定要先出版。现在好多媒体也报导过我这样一个故事，《自由在日落中》我写了20多年后，被秘密警察收走，这部手稿也等于是被毁掉了，然后在极度的悲痛之余又重新下决心完成了《自由在日落中》的B稿。这样的一部小说它跟我的整个生命联系太紧密了，所以一定要先出。而《文殇》实际上是描写我个人的经历，以文学艺术的手段写的一本回忆录。

这本回忆录里很多的人物和事件都跟现在的时代有极其紧密的联系，而且通过这本书读者也可直接了解到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现在外面有很多传言，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不准确的、有的是出于善意的、有的是出于恶意，通过这本小说的出版，这些都可得到澄清。

19岁下决心开始动笔写作的袁红冰青年时期模样

估计应该是在二个月之后。

在这四本小说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本？

在这四本小说中，我花了最多心血的是《自由在日落中》。《文殇》它是我的自传体小说，我可以很骄傲的讲，我个人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我用生动的生命创造一个人生的史诗，所以这部小说我也会很喜欢。《金色的圣山》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特别是中国文字语言运用的角度，那是达到了我的最高峰。第四本小说《回归荒凉》直接有感于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堕落而写作的。因此这四本小说很难说我最喜欢那一本，它们就像是我的四个孩子，我不可以随便的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

我知道你的小说还有其他语种，现在有没有开始著手翻译？你初步打算出版哪几种语种？

现正在准备联系人，当然这也要等到中文版的问世之后，是直接跟出版社联系还是先跟翻译家联系还是跟大学联系，这都在探索之中。

如果读者想要订购你的小说是通过甚么样的方式？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在签约的时候，我已经把这本小说的推广权利全部给了博大出版社。

我相信博大出版社会有很多相应的方法让读者满意。

社会上有传说博大出版社和法轮功学员有关联，而法轮功在中国遭到打压，而且在海外也有一部份人不理解，你是否担心这一点？

我完全不担心这一点。我作为自由知识份子，第一我对法轮功没有任何偏见，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第二中国当局对法轮功极其残忍的镇压，是他们犯下了的群体灭绝罪，这是不可以容忍的。因此我的心中对法轮功学员充满了同情，我觉得他们所受的苦难跟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蒙古人、西藏人一样，都是一种专制制度下发生的悲剧。所以我不存在和他们接触中有任何的顾忌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我选择出版社就只有一个标准，它必须敢于在压力之下，坚持民主自由的理念、坚守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理念，我相信博大出版社是这样一个出版社。

你觉得自己的小说在哪些方面会给人们的最大震撼？

我觉得这些小说里最大震撼的不仅在于他的苦难，也不仅在于我们对于这种苦难的描述方式，而是通过这些小说肯定了人们在面临苦难的时候、面临那样一种巨大生活悲剧的时候，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可以感动千古的自由的人性，而且每一次表现的风格各有不同，我想这是会给人们最大震撼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坦率地讲从中国近代史以来，我们中国没有甚么东西可以献给这个世界，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贡献，我们中国人唯一能给这个世界贡献的就是我们的苦难。因为我们在专制制度下所经受的苦难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都是最深重的，那么这些苦难当它升华为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诗时，它就会成为一种精神价值。而我就完成了这种苦难升华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我四本小说最能震撼人们的地方。

是甚么因素使你形成了现在的独特个性？

从根本上讲有二个文化因素使我变成这样一个人。一个是我们古中华文化中的侠义精神，这种精神我通过阅读司马迁的史记和很多中国其它古典的文学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个最伟大的精神财富在于他的侠义精神，对弱者的同情，对强暴的反抗，为了一些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事可以不顾安危，这样一种侠义精神支持我走上今天这样道路的一个基本原则；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从外国文学中感受到高贵的生命气质，从托尔斯泰、普希金的小说等等感到人必须高贵，这二者的结合最终确定了我命运的基本原则。

我们的读者很关心你，想知道你以后将以甚么为生？

现在主要是美国、澳洲的一些朋友帮助我，我今后打算靠我的稿酬为生，还会继续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