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接受採訪

你花了30多年的心血創作了四部小說，出逃澳洲之後，是不是有很多出版商找過你商談出書事宜？

是的，前後有6、7家出版社都找過我商談有關出版問題。

你出逃的目的就是爲了出版這四本小說，那你挑選出版商的考量是甚麼? 爲甚麼選中博大出版社來發行中文版呢？

我跟博大出版社的社長見過一面，我對她的印象特別好，她給我的感覺是很真誠、善良的，而且她說的話我是可以完全信任的。我在選出版社時有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這個出版社必須敢於堅持自己道義的原則，必須敢於真正的堅持人們出版自由的原則，在任何強權面前都不會屈服。因爲可以想像一旦出版社公開以後，一定會受到來自中共的極大壓力，所以我選擇這個出版社時，一定要考慮它把自由民主的理念、把維護人們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理念作爲高於一切信念的這樣出版社，我相信博大出版社能做到這一點，所以我最後選定了博大出版社。

你在簽訂出版合同的一刻是怎樣的一種心情？

在和博大出版社的社長（洪女士）簽訂出版合同的那一刻，我是極其激動的。從我19歲那一年，第一次下決心開始動筆到現在已經33年了，在這33年中寫作一直是我最主要的事業，而且我對於我作品中的人物一直有種不可推卸的責任感，想要讓他們和世界見面。特別是《自由在日落中》被祕密警察殺死的靈魂，一定要讓他們重新復活。我寫作的內容決定我寫作的整個過程都是在一種極其壓抑極其祕密的狀態中，而長期處於這樣一種緊張的生活，只有極其堅強的意志才能承受。這些書到今天終於可以出版，可以想像我的心情是何其愉快，那是一種無上的幸福！因爲我的小說就是我的靈魂，所以我覺得這些出版商也好，幫助我聯繫出版商的朋友也好，他們都是上蒼派來拯救我靈魂的人。

沒出國之前你有沒有對小說在海外出版有個預想？

我出來的時候，我清醒的明白我是在做一次自我流放，一切生命的過程要從新開始，那麼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國度裏，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要想在這樣環境中把中文小說推出來，我本來想要有一個很艱難的過程。當然，我相信真正的文學藝術它都是屬於人類的。就像我能很深刻地認識雨果筆下那些悲劇性的人物、深刻了解海明威筆下所描寫的故事一樣，我所描寫的故事最終也能被其他國家的人所理解。對首次推我小說的艱難，我是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沒有想到事情是如此順利，而且我對該出版社是十分滿意。

那你會以怎樣的形式來慶祝你的書出版？

等我的書出版的那一天，我會到荒野中去喝個大醉，在孤獨中去體念那種幸福。

這四本小說是同時上市嗎？

最後商定分二批出版，第一批是先出《自由在日落中》和《文殤》，二個月後再出另二本。因爲四本書同時推出對一個出版社來講工作量太繁重，而且我每一本書中最長的有80多萬字，最短的也有30多萬字，從工作的角度來講，做不到同時推出。

爲何選《自由在日落中》和《文殤》先出？

《自由在日落中》一定要先出版。現在好多媒體也報導過我這樣一個故事，《自由在日落中》我寫了20多年後，被祕密警察收走，這部手稿也等於是被毀掉了，然後在極度的悲痛之餘又重新下決心完成了《自由在日落中》的B稿。這樣的一部小說它跟我的整個生命聯繫太緊密了，所以一定要先出。而《文殤》實際上是描寫我個人的經歷，以文學藝術的手段寫的一本回憶錄。

這本回憶錄裏很多的人物和事件都跟現在的時代有極其緊密的聯繫，而且通過這本書讀者也可直接了解到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因爲現在外面有很多傳言，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是不準確的、有的是出於善意的、有的是出於惡意，通過這本小說的出版，這些都可得到澄清。

19歲下決心開始動筆寫作的袁紅冰青年時期模樣

估計應該是在二個月之後。

在這四本小說中，你自己最喜歡哪一本？

在這四本小說中，我花了最多心血的是《自由在日落中》。《文殤》它是我的自傳體小說，我可以很驕傲的講，我個人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我用生動的生命創造一個人生的史詩，所以這部小說我也會很喜歡。《金色的聖山》是從文學藝術的角度，特別是中國文字語言運用的角度，那是達到了我的最高峯。第四本小說《迴歸荒涼》直接有感於當代中國知識界的墮落而寫作的。因此這四本小說很難說我最喜歡那一本，它們就像是我的四個孩子，我不可以隨便的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

我知道你的小說還有其他語種，現在有沒有開始著手翻譯？你初步打算出版哪幾種語種？

現正在準備聯繫人，當然這也要等到中文版的問世之後，是直接跟出版社聯繫還是先跟翻譯家聯繫還是跟大學聯繫，這都在探索之中。

如果讀者想要訂購你的小說是通過甚麼樣的方式？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在簽約的時候，我已經把這本小說的推廣權利全部給了博大出版社。

我相信博大出版社會有很多相應的方法讓讀者滿意。

社會上有傳說博大出版社和法輪功學員有關聯，而法輪功在中國遭到打壓，而且在海外也有一部份人不理解，你是否擔心這一點？

我完全不擔心這一點。我作爲自由知識份子，第一我對法輪功沒有任何偏見，我認爲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第二中國當局對法輪功極其殘忍的鎮壓，是他們犯下了的羣體滅絕罪，這是不可以容忍的。因此我的心中對法輪功學員充滿了同情，我覺得他們所受的苦難跟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蒙古人、西藏人一樣，都是一種專制制度下發生的悲劇。所以我不存在和他們接觸中有任何的顧忌問題。就像我剛才講的我選擇出版社就只有一個標準，它必須敢於在壓力之下，堅持民主自由的理念、堅守新聞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理念，我相信博大出版社是這樣一個出版社。

你覺得自己的小說在哪些方面會給人們的最大震撼？

我覺得這些小說裏最大震撼的不僅在於他的苦難，也不僅在於我們對於這種苦難的描述方式，而是通過這些小說肯定了人們在面臨苦難的時候、面臨那樣一種巨大生活悲劇的時候，他所表現出的那種可以感動千古的自由的人性，而且每一次表現的風格各有不同，我想這是會給人們最大震撼的一個方面。另外一個，坦率地講從中國近代史以來，我們中國沒有甚麼東西可以獻給這個世界，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我們對這個世界沒有真正的貢獻，我們中國人唯一能給這個世界貢獻的就是我們的苦難。因爲我們在專制制度下所經受的苦難在整個人類社會中都是最深重的，那麼這些苦難當它昇華爲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詩時，它就會成爲一種精神價值。而我就完成了這種苦難昇華的過程。我覺得這就是我四本小說最能震撼人們的地方。

是甚麼因素使你形成了現在的獨特個性？

從根本上講有二個文化因素使我變成這樣一個人。一個是我們古中華文化中的俠義精神，這種精神我通過閱讀司馬遷的史記和很多中國其它古典的文學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中華民族一個最偉大的精神財富在於他的俠義精神，對弱者的同情，對強暴的反抗，爲了一些有意義的有價值的事可以不顧安危，這樣一種俠義精神支持我走上今天這樣道路的一個基本原則；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從外國文學中感受到高貴的生命氣質，從托爾斯泰、普希金的小說等等感到人必須高貴，這二者的結合最終確定了我命運的基本原則。

我們的讀者很關心你，想知道你以後將以甚麼爲生？

現在主要是美國、澳洲的一些朋友幫助我，我今後打算靠我的稿酬爲生，還會繼續寫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