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阿敏是舞台上流彩飞云的歌星，徐良是战争里钢筋铁骨的军人，二人原本不搭搁。那年春节军民联欢晚会的导演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让二人一真一假，扮演一对生死情侣。他们于是举著满脸的庄重，把个“血染的风采”唱得满场煽情。这段表演到后来还不断重播，弄的全世界中国人都会跟著唱那个歌。等到八九六四学生市民求自由而不得，血祭长安街，连香港那块英国殖民地的中国人也借题发挥，唱起了“血染的风采”。至今十多年过去了，每逢八九六四中国的忌日，为了祭奠学生的牺牲，香港都要把“血染的风采”反其道而“唱”之。好象“共和国”这东西没啥原则性，不管谁的血，只要是流了，它都当作是奉献给它的，都要据为己有。一时间，徐良就不仅誉满全军，而且领冠全国了。

这段往事，就向中国电视屏幕上所有人为制造的往事一样，原本已成过眼云烟，不值得重提。但是后来发生的一段真事，使这过眼云烟竟化做漫天暴雪，不仅瞬间冻结煽情的泪痕，而且细细想来，顿觉寒气逼人，冷撤骨髓。然而和春节联欢晚会上那火爆场面不一样的是，这段真实的故事至今没有观众，没有听众和读者。据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早已悉知真相，不过这真相是作为“反面教材”用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同时官兵们还被告知：那是“军事秘密”，不得对外泄露，否则后果自负。

然而秘密还是被泄露了。泄露的秘密在民间不胫而走：徐良是个杀人犯。

他犯的是一级谋杀罪。全班士兵战死之后，他受到班长的监督，临阵脱逃未遂。当他和班长来到一个悬崖峭壁边缘时，他一举将班长推下了悬崖，然后逃离战场。安全抵达后方之前他朝自己腿上开了一枪。归队后编了一套瞎话，瞒过所有生者，“荣”归旧部。作为越战一级战斗英雄，他被“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发现并推上舞台。

不过当他的英雄事迹和他那并不如何的歌声一起传遍大江南北之后不久，徐良突然大难临头了：

他的班长竟然没死！被推下悬崖时，让崖边伸出的树杆七挡八挡，落在一棵树叉上。昏迷过后挣扎一番，被越军俘虏。后来在中越交换战俘时，班长回到了故土。一个偶然的机会，班长发现莺歌燕舞中那大红大紫的徐良竟是当年将他推下悬崖的杀人犯！

班长万不能认可眼前的事实：要不是这小子逃离战场被发现后求饶，班长早就执行战场纪律，一枪把他崩了。留这逃兵一条活路让他将功折罪，他竟心狠手毒，敢置班长于死地！而后还摇身一变，成了奋勇杀敌的战斗英雄！还到处抛头露面，接受掌声鲜花，占尽风头！他背后，他脚下，都是我全班战士的血呀！如若不是全班战死疆场，你徐良岂能活到今天？！若是你战场上死力拼敌，你照样也活不到今天！你当年逃跑，若不是班长俺抓住你这狗熊手下留情，就算你命大不战死，也得认逃认罚认枪毙！你死几回了？这还不算你手上沾著谋杀俺的血呢！所以说，你小子在回来欺世盗名之前就已经罪该万死了！你没死，缺著条腿苟活著也罢了，你兔崽子竟还恬著脸到处招摇撞骗，当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唱什么“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你们血染的风采，共和国的土地上有你们付出的爱”！你还弄个漂亮妞跟你一齐风光，为你推轮椅，对你含情脉脉，跟你一起唱“如果是这样”，她“不悲哀”！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你这乌龟王八蛋你都他妈死有余蛊！

班长大怒。一举告了徐良。班长本是越战俘虏，不知道咱解放军是不是和朝鲜真正时期一样，还是拿战俘不当人，更不当战斗英雄。不过这次谁都得承认：一个解放军战俘控告了一个解放军英雄。

中央军委显然觉得这案子只要不公开，就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誉无大碍。遂将这起军事案件及其相关的一切定为军事机密。

此案得到了公正审理：徐良被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他目前正在某个秘密地点服刑。神不知，鬼不觉，人不晓。

徐良自从戎装上阵，他的生命驳船就在风啸浪涌的海上颠簸摇摆，没个准头。及至班长“复活”将他送上军事法庭，他的驳船才沿著军事机密的航标，驶过让他心惊胆战的黑色审判海域，最后终于拉起终生监禁的风帆，一头扎进劳改港湾。抛锚之后，尘埃落定，从此一片阴霾，无挨痛苦，生不如死。

回想起来，人们能够记得的是他那张当初看上去阴沉忧郁苍白的脸，在舞台上，在灯光里。而且轮椅上他似乎没有显示丝毫轻松快意，好象心里承载不了太多秘密和阴谋，随时准备接受来日的审判。

尚未盖棺，已成千古。制造新闻，遮盖真相。这是我们这个国度资讯的特征。在重重禁令封锁之下，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位已成绝密的人物，无法知道在弄假成真的鲜花掌声中，徐良如何突然间承受“班长活著回来”这枚重磅炸弹；也不知道他继而如何接受了“班长诉诸法律”，控告他故意谋杀、临阵脱逃、谎报军情、欺骗舆论的事实；更无法了解当庭宣判那一瞬间他的感受。但可以肯定：这样的结局绝不是他的初衷。

徐良不想死。

不过，其实，世间凡生命几乎没有不贪生怕死的。徐良的困难在于，他不期然走到了不杀自己人，必被敌人杀的境地。求生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不惜为此杀自己人。他原本是陕西音乐学院的声乐学生。他认定自己的生活跟无数城市青年一样，应当在和平、灿烂、甚至浪漫中度过：白天艰苦砥力自己的声乐技巧；黄昏让女朋友的纤纤玉臂挽著自己的臂膀，临著夕阳送她回家，在门口吻下一个永不变心的誓言；周末和友人泛舟湖上或出入国家剧院；假日和父母兄妹团聚家中，享受天伦。

他声乐专业课成绩平平，艺术上造诣不大；鬼使神差当了兵哥哥，也不算出格。八十年代，咱们中国女孩正喜欢男人“男”出个样子来。诺大国土百万军人，参加越战的军队虽然有二十二万之多，可也仍然是百万军队的少数，怎么居然其中就有他！问题是他和他的战友们不一样。他们大多来自穷乡僻壤，说不了普通话，认不得繁体字，连简体也认不多，对生活没有疑问，对未来没有超出五年的幻想，对上级命令不问为什么，读报纸完全没有八股感觉。他告别钢琴、音乐、西洋歌剧，从高校出来与他们为伍已经不可思议，还要跟他们一起上前线打仗！为了一个他不以为然的崇高理由去牺牲！

徐良接到命令起就惶惶然。战争真的成了他生活的内容！开赴战场前他每天脑子里只莹绕著一个问题：真的去打仗送死？我怎么落到了这般田地？！上前线后他人在阵地，拒绝战斗。看见倒在身边血肉横飞的战友尸体，他从自己湿漉漉的裤档中感到一种绝望的恐惧。这恐惧一再萎缩他的战斗力，坚定他的脱逃意志，一直到他悄然临阵奔逃被班长抓回。

全班都死光了，只剩班长和他。班长执行上级意志，命令他只能战死疆场。可是不脱逃，他就没有生存的机会。也就是说，只要班长在，他就没有活著回到后方的可能。这残酷的逻辑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他的脑子，杀掉班长的念头也是这样浸透他的大脑皮层的。

据说，法庭上下，徐良对自己作案动机的陈述翻来覆去只有一个：他不想死。徐良回到后方后谎报军情的动机不用调查也很清楚：不如此，不能信服于人，不能保证自己活下来。他说：他根本不想撒谎，更不想当战斗英雄，也不想上台去演唱，不想接受虚假的鲜花和掌声，不想欺骗观众，赚那些廉价的眼泪。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向芸芸众生那样生活。

常识在于：正常情况下的人用不著去杀别人就可以活下来。是谁让徐良面临了那样一种残酷的生存境地？要么自己死，死无葬身之地；要么谋杀别人，欺骗舆论？徐良逃了战死疆场的命运，就得终生服刑？怎么人生的选择突然就变成了只能选择如何死，而不能选择如何生？

更进一步，越战果然不能避免吗？真如所宣传的那样是“自卫反击战”吗？还是为了支撑被越南颠覆的柬埔寨的政局、为了跟越南背后的支持者苏联一争雌雄？这场仗打的是政治还是领土？如果象中国当局宣传的那样，边境危机、区域和平危机已经十分紧迫，为什么中国军队打响战争后，远近的日本和美国仍然吃惊不已？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一个柬埔寨一个国家支持这场战争？如此边境冲突、如此严重威胁中国主权，为什么邓小平却对美国轻松地说：小老弟不听话，要教训它一下？如果真的不过是“教训一下，”为什么许世友残忍无情地下令把中国边境一个越南省会的大城市，谅山，在几十分钟内，用三百门火炮数万发炮弹彻底轰平，轰得连一间房子也不剩？

徐良固然罪有应得，但如果这仗打得不是保家卫国，而是轻启战端，那么徐良的罪过是否值得同情？

所有这些问题只有留给未来解答了。

作者为记者、作家， 居美国

——原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