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费加罗报认为中国九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的基调显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将采取改革从缓、优先因应入世冲击和矫正社会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弊端的政策，尤其解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空白区”的农民问题。这次人大会议同时也显示出权力交替时期的特点，背后的权力斗争导致前台政策模糊化和流于空泛。在距权力交接还有六个月之际，共产党不想听见“改革”这个词，唯一的口号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因此这次人大会议看不到改革的政纲，完全显示出新一代技术官僚接班前政治前景不明朗的局面。法国世界报指出，中共十六大前的最后一次人大会议看不到任何政治魄力，连朱镕基去年提出过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句话也不见了。

　　中国每年举行的人大会议几乎成了共产党的一种政治仪式，近三千名（2866名）人大代表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一侧斯大林风格的人民大会堂聆听国家领导人的报告。外界只能从那种千篇一律的共产党词汇中揣测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费加罗报驻北京记者欧阳华（Francois Hauter）指出，今年人民大会堂政治仪式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朱镕基在会上承认共产党的改革能力已经到了限度，他出任总理以来按权威主义方式推行的四年改革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欧阳华在其评论文章里指出，从中国电视5日直播的朱镕基讲演内容来看，这位中国总理说话直率的性格并没有改变，他的报告的一部分实际上里描绘了一幅“政权萎缩的可怕肖像”。

　　朱镕基在政府报告中的政策检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腐败使体制丧失效率，二是中国经济发展忽略结构性弊端，导致中国农民生存境况出现空前的危机。费加罗报文章指出，朱镕基对社会腐败的谴责从未如此尖锐和严厉，但也流露出这位身居总理职位的共产党改革家在离任之前已经无力清理共产党的“奥吉亚斯马厩”；朱镕基罗列党的各级官员腐败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直接承认中央权力已经有限”，同时承认他个人出任总理四年来推行的“非常权威主义色彩的改革”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费加罗报认为，朱镕基似乎已经默认了外界对其政绩好坏参半的评价；也就是说，在其总理任期内，中国的现实“不是白，也不是黑，而是半白半黑”。

　　朱镕基给人的印象是，一方面他承认共产党的改革能力已经到了限度，另一方面是他个人的能力也到了限度，这两种无可奈何的姿态使他除了继续声讨腐败之外，几乎拿不出更有魄力的计划，似乎已经丧失改革的热情。也许在新一代技术官僚接班之前，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改革家。继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之后的“第四代”中共领导人，通常被认为是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幸运者，而其中多半后来又成为留洋之后归来的“海归派”，在共产党灰暗单调的组织里显得很有学识，并且渐渐占据重要位置。费加罗报认为，这批人大部分都是技术官僚，而不是意识形态专家。朱镕基本人的生涯，即他作为国家高级官吏的改革派生涯为这些人在共产党体制内开辟了士途并提供了范例。在中国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朱镕基对民意的关注至少标示了一种微妙的政治变化，这是共产党自身改革最起码的起点。

　　朱镕基显然深有体会，中共高层历届人事异动总是潜藏著巨大的危机。今年是中国政治上困难的一年，党和国家高层即将换班显然限制了只剩下一年时间的朱镕基现政府班子提出庞大的工作计划。正如法国世界报文章所指出，在幕后权力斗争加剧之时，连改革派也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敏感的问题，朱镕基的个人悲剧也许是回到他最早站出来加以谴责的保守主义。世界报也认为，从朱镕基这次提出的工作纲领来看，若还不算是个政治上已经心灰意冷的人，至少也是个变得非常平庸的人。世界报驻北京记者鲍班（Frederic Bobin）指出，尽管朱镕基呼吁政府官员“倾听人民的愿望”，等等，但已听不到他再提起他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过的那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了。

　　不过法国媒体一般认为，这次中国人大会议虽然显示改革热情降低乃至消失，但也能看出中国社会问题不容乐观促使中国领导人开始检讨改革未能解决的问题。费加罗报文章指出，朱镕基在其政府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中国失业状况变得令人忧虑，8亿农民的生存状况更加困难的社会现实。法国解放报6日文章《朱镕基的“严肃挑战”》指出，朱镕基这次在人大会议上提出的政府工作计划其实只是一个“加强国家社会经济稳定”的纲要，主要在于解决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市民收入的问题。费加罗报文章《朱镕基“发现”8亿中国农民的苦难》也指出，朱镕基现在才注意到维持“国家社会经济稳定”将付出高昂代价，政府为此预定了高达37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由国家发行1500亿元人民币公债）来支持这种政策，而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农业地区收入增长太慢的问题。朱镕基警告说，若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占人口四分之三在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成为牺牲品的农民很快又要成为入世冲击波的二次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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