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之音3月1日报道，这封有115人签名的公开信说，她们写这封信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要为她们死去的亲人及其他受难者寻求法律的公正。信中说，在1999年5月，她们根据中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请求立案侦查“六四”事件中刑事犯罪、追究原国务院总理李鹏法律责任的控告书。但是到现在，他们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因此，她们以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名义，请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切实履行对各级政府部门实行监督的职责，责成最高人民检察院尽快对她们的控告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答复。

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之一张先玲谈到了她们向人大代表致信的期望。

张先玲说“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发到各位代表的手中。因为既然是人大代表，他也代表了我们。对吧！那么，我们的呼声应该让他们知道。至于他们每一个代表 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是他作为一个代表的良心。”

一直为六四事件的公正解决而奔走的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了她们这些被称作是天安门母亲的人，为什么要不断的向人大代表呼吁。

丁子霖说“尽管李鹏窃取了委员长的职位，但是在这么多的人大代表里边，我们相信还是不乏有良知之士，哪怕几个也好，一个也好，只要有良知之士存在，我们就不想放弃一切机会和努力，去呼唤他们的良知。”

自己的儿子也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丁子霖，讲述了一位袁姓大学生的死给他的家庭所带来的打击。

丁子霖说“他的父亲7年前临终时，一直叫著他死去的儿子的名字。老父亲死去以后，他的老母亲，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趁家人不备，怀里揣著她死去的儿子的照片，悬粱自尽。”

虽然这位试图上吊自尽的母亲被人及时救下来了，但是痛失亲人的悲哀将会伴随著这些母亲一生。

丁子霖说“我刚才跟你讲的那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呢。所以我们特别难过。今年的春节，过得当然，那位袁先生说得对，在他儿子死的当年，他就在墓碑上刻下了‘永失欢笑’四个字。对于我们这些家庭来说，家家都是如此。在那场劫难里，死去亲人的家庭，确实是永失欢笑了。”

六四事件学生领袖，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丹一直非常支持天安门母亲的行动。

王丹说“象六四这样大的一个悲剧，政府应该勇于承担责任， 政府不可以免责。象这样一些基本的理念是未来公民社会的基础。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天安门母亲们，只要把她们的这个理念坚持下去，不断向社会昭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们的目的就是达到了。”

中国人权执行主席刘青也高度肯定了象丁子霖这些受难者亲属为六四事件的公正解决而做出的努力。

刘青说“天安门母亲运动，在13年之后仍然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做，我想，这既是在为自己，为自己的亲人争取权益和名誉，同时也是在为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建设做出贡献。”

这封公开信在最后表示，只要“六四”问题一天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历史的伤口就难以弥合，中国也就不可能从黑暗走向光明，跻身于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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