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由以下24人组成：

刘国凯(美东、创党中委，) 林牧晨(美西、创党中委。) 汪岷　(美西、创党中委。) 王亭芳(日本、创党中委。) 岳武　(欧洲、创党中委。) 刘士贤(美西、创党中委。) 边合详(美东、创党中委。) 文山　(美东、创党中委。) 潘国平(美东、创党中委。) 刘因全(美西、美西党部主任。) 李青　(美东、美东党部主任。) 张铮　(日本、日本党部主任。) 徐拓　(美西、中央监委委员。) 周延风(美东、中央监委委员。) 高京虎(日本、中央监委委员。) (香港党部主任及监委委员正在酝酿之中) 史诚　(北京、中国社会民主党理论研究室主任) 柳斯芬(天津、天津党部主任。) 傅凌久(山东、山东党部主任。) 孙逸轩(江苏、江苏党部主任。) 靳积　(上海、上海党部主任。) 羿高歌(武汉、武汉党部主任。) 何达陇(广东、广东党部主任。) 赵知君(深圳、深圳党部主任。) 冷岁　(福建、福建党部主任。)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已执政五十多年。它当年建立民主政府的许诺至今远远没有实 现。这使中国大陆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为此，中国社会民主党敦促中国共产党不要一再 错过历史机会，要尽快开启政治改革。 中国社会民主党认为：

　　一、中共垄断社会公权力的“依据”已不存在

　　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状况较之八十年代以前已有显著的进步。这是多年来一批又一批民主志士和广大民众奋斗的 成果，也与国际进步社会的压力和中共党内某些开明人士的努力有关。但是，作为最根本的一点：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结构则没有改变。这种结构从1949年一直延续至今。

　　与民主原则背道而驰的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结构在中国曾有它的“依据”。那就是成王败寇，打下江山就该坐江山的规矩。然而时至今日，中共成立已有八十一年，中共政权的建立也有五十三年，创建中共的那一代人冥辰都已逾百，为中共政权的建立上过战场的最年轻者也年届古稀。现今掌握着中国权柄的所谓“第三代”和即将走上权力高台的“第四代”都毫无“战功”可言〃，遑论那据说还在形成之中的“第五代”了。这就是说，今天和今后的中共当权者们手中连那与民主原则背道而驰的垄断社会公权力的“依据”都不具有了。

　二、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是腐败痼疾的病根

　　中国人民是极其驯良的人民。即使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既与民主原则不合也无“依据”，但倘若它能为人民带来福祉，人民也有可能容忍它的存在。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一、两千年来一直受到民众的赞美。

　　可是，现今的事实表明：那挂着“共和国”招牌的专制政权比经典的封建政权更为不堪。在家天下的封建政治结 构中，明君为了自己家天下的延续，往往会严格约束皇族子弟，会严厉惩办贪官污吏。会鼓励民间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创新发展。而在当今这种所谓的“共和国”中，当其早期的那点理想主义情怀业已泯灭，大格局是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具体官员手中的权力完全不受监督制衡却又有时效限制的情况下，那只会是很少数的品格高尚者能有所自律，而大多数则在其可能达到的程度上去谋取私利。这就是中共官吏队伍持续腐败、 大面积腐败、高度腐败、愈反腐败愈腐败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道德沉沦、民生环境恶化的根源。 曾在1957年极力赞同毛泽东搞“反右”，曾在1966年6-7月间大搞第二次“反右”， 曾在1981年把一批青年民主志士投入监狱，曾在1989年初夏主导令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大屠杀的邓小平极力在九十年代推动经济改革。他确实希企大幅度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他预期享有“物质文明”的中国人民会忽略、会淡忘、 会不计较他手上的鲜血。

　　拜赐于当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凭借着“松绑”让市场经济释放出来的生产活力，中国 的经济确实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可是在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结构下，经济上的成效并不能给广大民众带来福址。手握有时效限制却没有监督制衡的权力的中共官吏们兴奋万分地扑向那经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大量物质和现钞。以至在当今，很少一部份上等中国人过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都自叹弗如的奢华 生活，而数量巨大的底层民众则喘 息在为博取基本衣食的挣扎彷惶之中。中共自己的统计机构得出这样的数字，占全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县团处级现职和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占有了全部生活财富的百分之七十。不管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完全准确，当今中国社会公正的 严重失衡，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上名 列前茅，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三、中止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不是“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实行民主

　　要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健康发展，要使经济发展所生产出来的大量物质财富不为少数人所攫取而公平地造福广大人民，政治必须改革。也即，政府官吏的权力应该受到应有的监督制衡，造成腐败痼疾的根源：一个政党固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结构应于中止。然而，中国共产党说这种要求、主张是颠覆国家政权，并把有这种要求、主张的人们扣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投入监狱。

　　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意味着使用暴力去固定地取而代之，就象 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国所做的那样。现今民主志士和人民群众在提出这些要求和主张时并没有诉著暴力，而是诉著民主原则和程序。具体的说就是民主选举。

　　有可能，在民主选举的程序下，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政权。但这不是“颠覆”，而是民主程序的结果。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人们并不能固定地取而代之。他们并不能垄断社会公权力。他们有可能在下一轮选举中失去执政权。而在上一轮选举中失去执政权的政党又可能重新被选上台。这一切已在东欧得到证实。一些曾被选下台的东欧共产党在进行了足够的自我改造后又重获多数选民的拥戴，得以重新执政。这说明，只有经过民众普选出来的各级政权机关才具有符合民主原则的执掌社会公权力的法理依据。

　　四、和平演变式的政治改革从还人民以“言论出版自由”始

　　中国社会民主党向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人发出呼吁：为了民族命运、国家未来，也为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前途，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放过弃旧图新的最后机会。

　　中国沉重的一页基本已经翻了过去。中国共产党的头两代连同他们的开国功臣分封制都走入了历史。你们没有战功，没有勋章，也就没有那个得以垄断社会公权力的“依据”，但同时，你们没有负担， 没有罪责，也就没有为之殉葬的必要。请不要让超常的利益蒙蔽了自己的良知，请睁眼看看蔚为壮观的世界民主潮流。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所有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进步民主力量并不打算“颠覆”你们的政权，但却有权利在民主的原则和程序下与你们较量真理的秉持和人心的背向。

　　我们并不把中共党员都视为敌人，我们甚至承认在中共队伍中不乏理想正直之士。象胡耀邦、赵紫阳都深受我们 的崇敬。我们还认为在民主在原则下你们当然有存在的权利。如果你们能在民主选举中取胜，你们当然可以继续执政。但一个政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结构是反民主、反人民的，是为世界进步潮流所唾弃的，是造成种种恶质社会现像和痼疾的根源。中国共产党要想延续其政治生命，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服膺皈依民主原则。就象苏联、东欧诸国的共产党所作的那样。

　　中国社会民主党深知，为以最小的社会代价，为尽可能平稳地走向民主，中国的民主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尽管中国社会民主党对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结构持完全负面的评判，但在政治改革开启之初，中国社会民主党并不要求立即废除这种政治结构，免至众多的中共官员一下子失去人民的供养而影响“安定团结”。我们只要求中国共产党真正实行、遵守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甚至在条文繁多的法律、法规中，只要求它切实履行其中的一条：“言论出版自由”。

　　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思维和表达思维的语言文字。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实质上是把人降到动物的地步。 言论出版自由这项民主权利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人民已经取得。据1913年7月的统计， 那时全国已有500多家民办报章杂志。其中大部份是政治性的。然而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人民被重新剥夺了这项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至今在中国大陆仍然没有一份民办的政治报章杂志。 言论出版自由，即任何公民都有阐明自己学术主张、人文思想、政治观点等，和批评 政 府和官员的权利。这个权利应具体化为公民能不受行政限制地创办报刊杂志，和举办各种室内的座谈会、讨论会、演 讲会等等。 言论自由当然也应受到法律的规范。但这规范只是对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诬蔑构陷和宣扬色情暴力的限制和处罚 。从而更好地保障言论自由。

　　仅仅一项言论出版自由，与中国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国际民主为内涵的完善的民主制度相去何其遥远。但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愿意迈开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为了中国的民主转型尽可能平稳地实现，中国社会民主党竟把自己现阶段的政治诉求降到如此之低的地步，在这之中，中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强压下了自己心中多么大的义愤与焦虑，同时也充分 体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赤诚为 国家民族作想的一份良苦用心。

　　诚恳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接受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改革敦请。否则，只会无所遮掩地在全中国、全世界充份暴露了你们抗拒民主，比晚清政权还要反动的政治面目。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们，如果你们还有一点人类良知，还对国家民族怀有一点责任感，还不愿因你们坚拒政治改革而终究把国家推向危险的深渊，还不愿你们的党以极其恶劣的纪录载入史册，请尽快启动政治改革，迈出第一步---不再剥夺人民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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