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讯】杜鹃10月06日在万维读者论坛发表长篇论述: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徘徊与追问。

沿着天安门广场向西,就是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象许多参观者一样,我怀着庄重肃穆的心情,走进了这座宏伟的建筑。人民大会堂里面的中心内容是万人大会场。从1959年它建成的那天起,40多年来,这里是召开各种国家级会议的场所,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党员代表、政协委员们共商国事和行使权利的地方。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曲折行进的历史都与这里密不可分。

环首会场,是一片空荡荡的庄严;抬头仰望,象征团结、胜利的群星簇集在大厅的穹顶。我开始沿着代表们座位的长廊向前移动脚步,忽然,我发现几乎在每个代表座位下的水泥地板上都有一道道凹下去的印痕!那印痕或深或浅,凹凹突突地在水银灯的照射下发出明灭而暗淡的光亮——这是只有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靠人脚底的不断冲刷才能磨砺出来的“马克思足迹”!它印证着: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名义,这里曾召开过无数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发生偏差,几十年来在这里召开的所有重要会议,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一致通过!(尽管也偶有几张反对和弃权票)。

“五四”以来,中国人天天都在呼唤民主。中国真的没有民主吗?没有民主那为什么建国后每次重大的历史会议都要有几千人来参加并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举起那庄严的右手?中国真的有民主吗?有民主那为什么无论被历史最后证明是正确或错误甚至是遇到了某些野心家阴谋家对历史的倒行逆施都会在这里获得一致通过?

仅举一个曾在这里发生的难忘的历史瞬间的例子罢。1969年,中共在这里召开“九大”。毛泽东主席在台上仅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期间竟被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用几十次“万岁!”的欢呼声打断。会议的结果是一致通过: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写进党章。

今天想来,这个瞬间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查查史料,类似的例子很多)但为什么历史上会发生这种荒唐?仅仅因为那是一个荒唐的时代?试想,如果今天再换一种方式,再来个“文革十六条”的类似东西,其结果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吗?会出现“一致反对”或“不能通过”吗?

有人就把某些错误的历史决定归咎于党的最高领导人。事情会是那么简单吗?就说毛泽东罢。回顾毛的一生,他本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后来接受了一些马列主义,主要还是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现实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一生总起来说是在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奋战不息。他的某些历史性错误曾带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同他个人的真实动机是要历史地、辨证地来分析和判断的。而且,他虽然在党内党外享有崇高威望,但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写就的。就如同任何一棵参天大树都不可能平地孤零零地生长出来。毛泽东之所以会长成中华民族公认的一棵“大树”,那是因为他的周围有一片“森林”的交响。

那么,某些荒唐的历史错误的老帐能算到那些毛的追随者、人民的代表和党员代表的头上吗?事情更不会那么简单。毛的追随者与这些来开会的代表大多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在各行各业中有所贡献的劳动群众和一些社会精英。多数人是怀着虔诚而感恩的心情来的,他们怎么会在那庄严的场合里不森林般地举起手臂?有谁会不举手?又有谁敢不举手?!

于是,又有人用历史是曲折的,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这种所谓的“唯物史观”来掩饰和解释那些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在中国当今历史上的许多错误和失误。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当今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到底出在哪里?

在此,我们首先要搞清一个概念:历史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曾有一个十分透彻的解释: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我认为,历史的前行至少需要三个层次的强大动力和共同运动。第一是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的变革;第二是管理制度和体制的变革;第三是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先进与现代化。应当说这三个层次是在共同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作用,它们对历史的作用力是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人们往往把历史上的一切过错都归咎于强大的政治因素,而忘却了促成这一切的恰恰是最大量的非政治性因素。就是说,最高层次的“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先进与现代化”才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动因力”。它对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或迅速或迟缓起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作用。正如恩格斯在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于虔诚主义,而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对于重新振兴曾是最大的障碍之一。。。。所以,并不象人们往往为了省力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看看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人民是怎样熬过来的?可以说我们的民族是一直在残暴专制的制度下几乎是奴隶般地一代代走完了那血迹斑斑的五千年“文明”之路!自从秦始皇建立帝制以后,中国的历朝历代统治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采用的都是专制主义。在一种极不人道的皇族世袭制度下,集权、专制和暴政又使中国几乎一直处在频仍的战乱和一拨拨民众揭竿而起推翻一个个统治政权进而“改朝换代”的“历史怪圈”之中。

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我认为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在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因为它会象血液一样漫流在一代代无论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人的魂灵之中。

说起来中国的文化真可谓博大精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展演至今,并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首先也应归功于中国的文化。象“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位卑未敢忘忧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都散发出一个强大民族灿烂光华精神境界的一个方面。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位却不在这里!也不可能在这里!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在2000多年前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就已经完全形成了。2000多年来我们基本延续的就是其中的一些思想和文化,并没有多少新的创造。从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鬼谷子、孙子等等,事实上整个诸子百家时代所开创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灿烂的文化星空。如果我们的后人能够真正兼收并蓄充满睿智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一定会是世界上最智慧强大的民族。但人们却往往在“五千年古国灿烂文明”的表象陶醉中失去了应有的警惕,忘却了历代统治阶级早已在“为国为民”的种种幌子下把中国的整体文化进行了细细的打磨、梳理和“过滤”!一只只强大的政治之手早已阉割了整体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造成了中国文化的障碍性贫血并麻痹着一代代人的灵魂。

统治有术也有道。一个是世袭制。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自己当作“天子”。一旦到了那里世上就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们的东西了。这还不够,他的长子长孙们理当也是“天子生下的天子”。可“天子”们只知播种传代,却不懂人类的繁衍,事实上是由神秘的基因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龙种下出个跳蚤或白痴是常有的事。综观中国的历史,大部分时间差不多都由一些平庸的“跳蚤或白痴”的“天子”掌管天下。这个国家怎么能好?偶有几个“强种”降临,象开创出唐朝“贞观之治”景象的太宗李世民和清初盛世的康熙大帝玄烨等,那也只是几百年一遇的“风调雨顺”的现象。然而中国人的奴性心理却早已被统治者们成功地驯化了。即使历史上遭遇了还在尿裤裆的三岁的“儿皇帝”的统治时代,人们依然会把他当作“真龙天子”去顶礼膜拜!在这样的“人治”制度下,一切制度、法规和文化都是为了天子们的所需所用才去制订和提倡,一切不符合天子统治思想的文化和伦理都被以各种理由予以冷落或遭到斩杀。因此,“天子”们的嘴里可以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老百姓不过是他们心中被驯化了的“国家奴隶和私有财产”。在这样超稳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怎么会有法制的传统和民主的存在?

第二个是文化上的专制主义。这才是最厉害的。鲁迅、胡适、陈独秀、陈寅恪等等中国现代文化的先驱者们都早已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尽管中国的文化看上去枝繁叶茂,濡养深厚。一谈起中国的文化,学者们可以津津乐道,说得天花乱坠。但正如所有宗教都内存着一个最基本的神秘内核一样,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也都有它的中心内核。中国文化的中心内核是什么?就是历代统治者大力实施和提倡的儒家所谓的“三纲六纪”!何谓“三纲六纪”?清末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者曾国藩总结的最为深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从这段引语可以看到,中国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创造的专制主义文化内核是何等严密、何等厉害!这个“三纲六纪”已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之所在,它的内涵和外延早已变成了一种统治者高超的权术!变成了最普遍的社会伦理和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操守!可以说,中国社会现存的一切黑暗、一切不公正、一切不平等都会在这里找到其根源!但解决这个问题的难点恰恰又在于,从“五四”运动开始,人们也曾呼喊过要砸烂这个“三纲六纪”,后来却发现正是这个“三纲六纪”恰恰又平衡着几千年中国社会中的诸多矛盾,它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它也使人与人之间能在种种忍耐、规范和惰性中产生出一种社会关系上的谐和。因此,中国的这种文化内核的欺骗性、破坏力和实用功能实在是太强大了!只要你在中国生存,你就无法逃脱这个无处不在的“文化黑洞”。否则你就很难活下去。在这样严酷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历朝历代的国民又怎么会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真正的法制?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实在是我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一座精神宝库,同时更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我认为,本世纪中国发生的两件最大的事,一个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帝制的推翻结束了几千年腐朽的王朝体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刷新了中国的历史面貌。公正地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优秀的民族精英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走向未来的一个新的前进方向。在那风雨如磐的旧世界,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历了一番伟大的暴力革命,最后建立了新的共和国。现在,这个最初只由10几个中华民族先进分子所开创的政党今天已发展到拥有了几千万的党员。我敢说,事实上中国目前最大量的优秀分子还都在共产党内。但为什么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政党的内部却已出现了这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以至对此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甚至已可能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局面?

回首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至今已经有400多年了。从摩尔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国的首先胜利”;从社会主义整个阵营的动摇震荡发生巨变到中国决心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四百年来,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理想一直还被许多人追寻和守望。直到今天,政治家和学者们还在探索和争论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问题。抚今追昔,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上,我们的先人和今人同样留下的是一条艰难而充满血泪的足迹。

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为什么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官僚主义甚至暴政?为什么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贫困和落后?难道人们追求“世界大同”和“公有制”的实践和理想是错了吗?

1949年的春天,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毛泽东所代表的党中央在夺取全国胜利后,由西柏坡迁到了北京的西山,准备在古都北京建立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据史料记载,当时毛泽东迟迟不肯下山住进故宫里去掌管新政权。我想他当时可能想到了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可能天才地嗅觉到这座曾住过明清24位皇帝的故宫所散发出来的腐烂气息。

我敢说,一个由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新兴的政党,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和夺取政权之后,是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一条寻找自由和幸福的道路的。看看建国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热情和付出的心血,看看全国人民当时那种火热的建设激情,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这是一个充满着新生意义的伟大的国家。

但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的内核却会死死地纠缠着活人的灵魂。它同时更象一只巨大而看不见的黑手悄悄地狞笑着控制着历史前行的命脉。我认为当时选择在北京建都是一大历史性的错误。从1279年的元世祖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宣统帝溥仪退位,这座都城经历了元、明、清共600多年的皇朝专制统治。在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皇城里想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人民政权谈何容易!何况当时有多少人会清醒地意识到种种封建专制主义的毒素正象瘟疫一样无孔不入地荼毒着整个新生的政权和人们的心灵?别说新政权的开创者,就连生活在皇城根儿下那卖大碗茶的百姓都自觉已大沾了京都皇亲国戚的光儿,比起外地人心理上都已盲目地高出了一大截,遑论那些京官儿显贵?

解放后,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狂热的个人崇拜到了“文革”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封建主义朝代的世袭制虽然基本被废除了,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问题却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可怕的是共产党内一直延用至今的领导干部的“提拔制”。所谓“提拔制”,它既不是一种党内的“民主选拔制”,更不是民主的“选任制”或“直选制”。而是一位领导干部的上台就任必须是靠某位再上一级领导的“赏识”之后才能得到“提拔”。于是“任人唯亲”的干部“提拔”路线就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就给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种“提拔制”会直接造成有一个不正的“上梁”,它的“下梁”就可能都会歪!而最可怕的是一旦某人得到升迁,他的“一支笔”就可以决定几乎一切人权财权。他的权利几乎可以在一个地区或部门不受到任何实际的监督和控制。于是蛮横专制,飞扬跋扈的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就会大行其道。一切贪污腐败现象就会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现行的所谓“反腐败”又谈何容易!仅仅靠抓靠杀靠教育是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实际存在的“腐败”问题的。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头如鸡,割复鸣;发如韭,割复生”。为什么会是这样?一、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人治”社会而不是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二、人民还没有监督一切的实际权利。为什么会没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这样深层的文化背景下,哪用得着你下级部门和老百姓来监管?哪有多少你老百姓说话的资格和地方?

再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和“党员代表”。他们存在的意义本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言人,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希望之所在。但他们当中很多人最终的表现却只能令人表示失望。原因何在?一般说来,这些“代表”的产生大都是上级“指派制”或“名额制”或“内定制”。名义上是由各级党员、群众团体选举产生,实际上做不到。但就这个群体的组成来说,也还称得上是各行各业优秀的劳动者。一般情况下有明显劣迹的人是当不了“人民代表”的。然而在中国能成为“人民代表”的称号,首先是一件荣誉的事情。至于其他,连“代表”们一般考虑得也并不多。我曾造访过几位“人民代表”。只见他们几乎家中的显要位置都悬挂着当年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片。这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炫耀。至于那次大会讨论的问题和通过的内容,我看他们早已淡忘。总之,他们曾经一定是“庄严地”举起了“代表人民”的左手或右手(一段历史时期是举左手后改为举右手)。一个“人民代表”如果只有“荣誉感”,而没有意识到更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那他的存在还能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我还见到有的有职衔的“党员代表”,刚举完手回来后就一派颐指气使的作风。可以想见,如果他在主持一个大会和宣读一个决议时,那坐在下面听讲的人群怎能不再来个“一致通过”?所以,我们一直很难听到象千家驹先生在人民大会堂里发出那“高薪养廉”的慷慨呼吁;我们也更难见到为了坚持真理而不惜献出生命的中共党员张志新烈士那样的品格,因为她“把头颅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使一切苟活者失去了重量”。

中国曾经发生的种种灾难和曲折的历史,我们到底应该埋怨谁?

民主,是整个20世纪的世界性潮流。因为民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体系。公平与公正是一种“天道”与“人道”。在一切违背“天道”与“人道”的社会里就必然会存在各种无序、失衡和乌七八糟。但中国的民主问题是十分复杂与特殊。如果有人认为只要有执政者在一个早上宣布国家“实行民主”了,中国的民主就会真的实现,那是幼稚可笑的。我相信若果真出现这种局面,在目前中国的广大地区同样会出现托尔斯泰在他伟大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描写的那个场景:当那世袭的老庄园主知道有军队要来革他的命了,他在携家眷逃跑时招集全庄农民大发了一回善心:从此以后,老爷的这些土地就归你们所有了!这话他连说了三遍,农民们还是交头接耳根本没听懂老爷的意思!因为农民们世世代代连做梦都没梦见过自己竟然会拥有土地!在专制制度下奴性地生活他们认为那才是天经地义。想到中国整个民主化的问题,我的心里会滚过一阵阵的苍凉。

然而时代毕竟已发生着巨变。我们这个在灾难中慢慢觉醒的民族中的有识之士早已开始追寻着中国未来前进的方向。社会主义是现实也是梦想;社会主义法制与民主也是现实与梦想。无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民主制度本来就应是人类的生存法则。社会实现了民主,就是对每一个公民生存权利、创造力、生命尊严等等的承认与尊重,而全体公民集合起来的理性、智慧、创造力等等就会导引整个国家社会走向文明、成熟和进步。因此我认为,在整个新的21世纪里,中国人要真正面对和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

中国的民主进程将是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在现阶段的中国,一切事情的发展又都只能遵循循序渐进,实事求是的原则,否则事情就会走向反面。因为在一个长期中央集权制的国度里,想一下子自上而下地实行民主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在这样的体制下,应先睿智地推行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民主化的进程,然后再逐步推广到整个社会政治领域。

关于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一、全面推行国家各行各业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制度。不拘一格降人才。二、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命实行严格的公开、公平竞争和民主评议的“选任制”。彻底废弃“提拔制”。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要实行跨地区跨行业公开招聘的方式并实行任期制。三、制订“高薪养廉”的政策和法规。四、实行一切国家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终身相对丰厚的生活保障制度。若有人违规一经查实将据情取消这种保障。属于违法犯罪则将另案处理。五、各级国家司法部门独立。六、国家正规新闻媒体有独立舆论监督权。

关于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原则:一、成立各地区的“国家民主选举监督委员会”。杜绝任何贿选的发生。二、各级“人大代表”实行普遍的公民“直选制”。要选出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意愿的“社会栋梁”。三、各级“党员代表”同样实行党内“民主直选”。

在进行以上两大改革的同时,永远不能忘记以下两大任务的完成:一、“经济关系”是“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恩格斯语)。就是说,只有持续不断地发展本国的经济,增强国有资本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一切政治、科技、文化、教育、道德等等的进步才能有效地进行。反之,将满盘皆输。

二、持续不断地在全社会提倡和唤醒“尊严”,“责任”,“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