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的承诺(4)(图)
 
2017-8-31
 



非法建政前,中共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独裁后,中共24小时给老百姓洗脑!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编者按:中共在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当政时期,为「让思想冲破牢笼」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当时的目地?说是驳「灌输」理论。现如今不但要求在外企建立党支部,而且公司的中方合作夥伴敦促修改合资协议,规定将共产党人员带入企业管理机构,规定党支部管理费用要纳入公司预算,规定董事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由同一个人担任。党组织活动还要向外企公司索要加班费!这还不说,外企被迫允许中共合作夥伴获得他们的技术,否则可能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很大数量的大型外企跟中共国企合资,为了赚更多的钱,外国大老板们就屈膝投降,把自己公司生存的根本保证「技术」拱手送给了中共。这些被钱迷住眼睛的外企老板变的愚蠢无比、思维混乱,亲手把自己的公司送入泥沼。

中共非法建政近70年了,前些年网民们上网发帖子要实名制,2017年十九大之前,中共要求上网跟帖的网民也必须实名制。言外之意是,你敢贬「伟光正」,让你生不如死!

我们接着连载被中共化为纸浆的70多年前的「承诺」。


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的承诺

──编者:笑蜀


让思想冲破牢笼

49.驳「灌输」理论
50.奴隶的语言
51.读书与自由
52.论「天真无邪」
53.沙漠化的愿望
54.文艺必须争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
55.言论自由与民主
56.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57.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58.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
59.言论自由:新闻事业的活力之源
60.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
61.要为真理而斗争
62.民主主义的剑
63.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
64.救救出版业和读书人
65.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
66.论学术自由
67.奖励自由研究
68.论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
69.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70.论选举权
71.竞选

让思想冲破牢笼 驳「灌输」理论

今天我们都很重视青年,把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前途,都寄托在青年身上。这是不错的。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青年常起着前进运动号手的作用。历史上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充分表现了青年在社会上政治上的伟大作用。三年来的抗战中,在前线,在后方,在游击区里,青年们更提供了无数舍身为国、英勇奋斗的光荣模范。因此,社会各方面都关心着青年的训练问题,尤其是思想训练问题。就是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把青年们训练成有用之材,使他们将来能担负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责任。

关于这个问题,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信仰往往为求其稳固起见,而不容怀疑,不许批评;又为求其普遍起见,而不容选择,不容规避(《学生之友》)。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这就是说,「我们应给青年的是一个呼吸自由的气圈,不是含有窒息性的气围;应给他们各种各式的滋养,使能各按本性去消化吸收;不应拿着某种定型去一孔出气地陶铸」(《大公报》)。前一种主张认为如果没有统制,则青年知识不丰,阅历不够,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后一种主张则以为,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要启发、要引导,使被训练者自觉的自愿的走上正确道路,否则便不能发生作用。

要正确解决青年思想训练的方法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一种思想从无信仰进到信仰,经过怎样的过程,怎样的道路,关于这个问题,近代国际革命运动史以及中国革命运动史,都提出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和例证。

一种思想要在民众中取得信仰,一般地说来,应当有下列的条件。第一,这思想本身不是死去的公式,而是能够解释各种现象的完整思想系统,青年人面前遇到的难题,有了这种思想,就可迎刃而解。这样青年才会感觉这种思想之可贵。第二,只有抽象的理解还不够,必须让青年参加这种思想所领导的活动。获得自己实践的经验,以从经验中证明这种思想的正确。实践是考验一切真理最重要的尺度。一种思想是不是真理,不凭人口中的话,而要看实践中所表现的客观事实。人们决定对于一种思想相信与否,总是依靠事实和自己的经验的。第三,由不信仰走到信仰,只能经过说服、引导,只能是自觉的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命令的。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

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略)青年们如果在思想方面寻不到出路,就要在别的地方来使用青春的热和力了。于是颓废派的诱惑来了。饮食徵逐、声色狗马,占住了一部份青年的纯洁身心。于是读死书的风气盛行了。「今日埋头读书,明日努力建国」。结果一部份青年和抗日脱了节。于是苦闷了,徘徊了,悲观了,失望了。一部份青年葬埋在愁眉苦眼的低气压之中,这样青年失去了应有的团结和统一,失去了必要的锻炼和修养,一任大好的韶光,空空溜去。这是青年的莫大损失,这是国家民族的莫大损失。

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在现在,在三民主义和团结抗战的思想总方针下,应当让青年们把学习与抗战工作联系起来,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出革命思想的正确,产生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固不移的信心,锻炼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艰苦耐劳的作风。和民族解放事业不相容的,是汪逆精卫的破坏抗战、妥协投降的思想,帝国主义输入的奴化思想等等。对于这些反动的思想,要实行思想的斗争,使青年们自觉自愿的反对它们,厌弃它们。民族的战士,不是在学校里面,关起大门,用一种「定型法」的思想喂养得出来的,而是在复杂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正象栋梁之材不是在暖室里长成、而是在风霜雨露之中长成一样。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社论
(原题《青年思想训练问题》)


奴隶的语言

作者:芦蕻

在暴君的眼里,奴隶们不过是「能够说话的工具」。然而,说话毕竟是危险的事情,凭着说话,奴隶们不仅会倾诉出对暴君的愤恨,而且会使同命运的奴隶们由散沙变成凝聚的力量。于是,依赖着皮鞭和枪刺,暴君更使奴隶们变成了无声的羊群。……

锤打着坚强的石块,一定会迸裂出火花;敲钻着结实的木头,一定会腾冒起烟气。除非是击打着散沙碎石,才会迎手碎落,无声无臭。皮鞭、枪刺下虽然会产生一些歌颂「主上天威、天王圣明」的大小奴才们;但更重要的是奴隶们必定生长出憎恶和愤恨。皮鞭可以敲击得奴隶们无声,但它决不能遏制住憎恨的成长。淫虐使得大多数奴隶们学会了「衷悲而疾视」。皮鞭、枪刺暂时巩固了暴君的统治,但它又得到「教聪明了奴隶们」的结果。虽然是「工具」,奴隶们毕竟还能够言语;枪刺下固然不允许大声疾呼,但奴隶们却学会了嗫嚅而道。虽然,声音是那样的低沉,那样的微弱,但奴隶们毕竟不甘于忍受无声的耻辱了。这声音将会慰藉着受难者的创伤,吐露出对喝血者的嫉恶,激励起复仇的愿望的。正象岩石下的种籽,虽然被阻塞,被压抑,但它终于弯弯曲曲,从石缝里成长起来,从岩石的重压、荆棘的轧栎中间,让幼芽迎向阳光。自然它不再有挺然卓立的英姿,但它会盘根错节地生长得更结实,更茁壮,能够忍耐严霜,承受风雨,尽管它没有温室里的花草那样艳丽引人、逗人伶爱,然而它是值得夸耀的,因为它曾经和岩石和荆棘战斗过来。岩石虽然带着要压抑一切的淫威,但崩溃和风化的将不是盘根错节的树枝,而是专横顽固的岩石。虽然是弯弯曲曲,树木终于会从岩石的重压下生长起来;虽然是微弱、低沉,奴隶们终于吐出了心中的愤恨;当奴隶们由嗫嚅而出变成了大声疾呼,由低徊的估倾到群众的呼啸,枪刺将阻止不住愤火,皮鞭早成扯淡,暴君们的命运也就是终结的时候了。

征高卢、灭庞培,恺撒该就算喑呜叱吒的「英雄」吧!但独夫之旁毕竟还有勃鲁脱司那样的人物;枭雄如恺撒,始终还继续不了他的统治,在他的尸体旁边,奴隶们早已就发出过钢铁的巨响了:

「我们到底得到自由和解放了。压迫已经终结。不要耽误,赶快把这公布到全罗马的各处!」

──《新华日报》1944年2月1日


读书与自由

几天之前我曾接到一封不相识者的来信,无须说明这是一个纯洁的热血青年,他对现在的某些不大开明的学校,很发了一阵感慨(我不敢名之为牢骚),原因是他们的生活越过越难了。青年的路子越过越窄了,吃不饱,穿不暖,居不安,行不便,这且不说,青年人吃点苦原算不得什么;但最苦恼的是:住在学校里没有读书的自由,怀着一腔热血,满心想爱国,希望替国家民族真正做点事情,然而却又无行动的自由,到这里青年们似乎实在失去了最后的忍耐力了。可是现在正是抗战呀,不忍一口气又能怎么样呢?于是乎苦闷,苦闷之余,便觉感慨横生了。说到这里,似乎应该发点议论了。我很奇怪有些「教育家」们,素以「读书救国」论者自居的,竟不准学生有读书的自由,某某报看不得呀,某某书包含着「危险思想」呀,学生应该坐在教室里老老实实呀,真罗嗦得够呛。试问学生在学校里不能够自由读书,他还来进学校干吗?难道单是晓得了课本上的那点知识就够了吗?学生进学校不是为了来求知的么?不特此也。尤甚于此者的,社会科学一类的书籍,固然不能读;即使连看文艺小说也觉有些「不稳」了。真是白昼见鬼,岂不令人笑掉牙齿!

读书固可贵,自由尤为可贵。我们要自由,更要求青年在学校里有自由读书的自由。难道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吗(所谓读书,当然要把汉奸书报除外,凡系抗战书报均有自由阅读的权利)?噫欤!今之世,难矣哉!

──《新华日报》1940年4月7日


论「天真无邪」

作者:李普

有人这样说:「据说苍颉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这就是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恶都战栗了。」苍颉的情形究竟如何,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单说现在吧。中国人最相信语言文字的力量」,这倒是确确实实的;否则,不会有人这样害怕。

但是,据说「仍有理由相信中国是最自由国家之一」。这句话却很费解。幸而随即就发现了有一位先生的一篇大文,给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据说,有一个军营,「他们的言论是很自由的。」何以见得呢?「在壁报上,他们和军官开玩笑,互相开玩笑,也批评政府。然都是天真无邪的。」──好了,秘密就在这里。

「天真无邪」是好字眼,年纪大的人常用这几个字来称赞无知的青年男女,但如果用于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就带了开玩笑的意思,很不敬。年轻人对于长者,下属对于上司,那就更不能用。有哪一个奴才敢对他的主子说「你的言论是天真无邪的」吗?没有,没有这样大胆的奴才。由此可见,这四个字和「言论自由」或「批评政府」之类连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天真」者幼稚也,「无邪」者于我无损也。惟其幼稚,所以于我无碍,那么你说吧,我给你这个自由。

这位先生恐怕我们不相信,特地从那些壁报上引述了一段小文章,以资证明。文曰:
「某排士兵夜晚睡觉,其脚臭气熏天。连床者问曰:为何老不洗脚?答道:上面命令三月一洗,现在不到三月,如何可以洗脚?」

事实上上面并没有这种命令,用这位先生的话来说,「这是对军营命令服从之类的轻微嘲讽,并非真正三月一洗脚。」于是某先生赞曰:「然而这也是标准的幽默,因为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阴森的冷嘲。」──批评政府要轻微嘲讽要标准的幽默,标准幽默要天真无邪,天真无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发都不准碰;要谈,就轻微谈谈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脚鸭!

呜呼,这真是「最自由国家之一」!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沙漠化的愿望

作者:田家英

法兰西灭亡以后,我们曾读到I?爱伦堡的几篇通讯。去年《文摘》译载过《法国怎样灭亡的》,其中有一段记述着战后法国文化统制的情形:国际作家协会会刊《和平与自由》被禁止了;龚古尔文学奖金,法兰西学院奖金由于作品缺乏而停止审评;报章文艺副刊均明令取消;书店多停了业,剩下的只能出几册《历史》之类的东西;「法国统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嚣化为喑哑,把文化的原野化为沙漠……」。这末后两句,真说着了历来统治者在文化上的「能」「干」。圣君之治「非以明民,将以愚民」的信条,看来中外的英雄都是恪守着的了。最适于被牵着鼻子,任人指定谁是他的友敌,导引该走去的方向,是必须使下民们存在在愚顽无知、浑浑沌沌之中,而这也就必须消灭一切新的声音,统制,文化上的沙漠化。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几年来努力实现着的「沙漠化」的愿望,也已经有了它的政绩。今年一月八号的《新蜀报》,记载着重庆书业的情形:……新书店除了二三家仍保持着原来的形象之外,其余的都改变了面目,原是充满了有关于抗战的读物的书架,而今却都是《家》,《春》,《恋爱三部曲》,《胡适文存》等战前的文学作品,除此以外,次多的要数侦探小说、恐怖小说了,明显地含着抗战意义的刊物或成本的书籍,则寥寥无几……

至于旧书店……主要的生意是在租书,出租的旧书……百分之九十是《天雨花》,《施公案》,《七侠五义》等等旧小说……(志渊:《文化的堕落性》)

陪都如此,其他地方可以想见的了。荒凉,冷落,这说明大后方的文化界还剩了些什么。
不过,中国的官家比之法国,却也有些不同,不那样直率,讲方式,多奇谋,所以同样是沙漠化的愿望,同一是焚图书,禁刊物,封书店,逼作者,但我们这里就还有许多排场,言行也极其堂皇而且公正。去年叫过「建设文化」,宣布要改善作家生活。虽然提高了稿费,而被圈定的作者的文字,则根本没有写处;加给小学教员几元津贴,偏要说得和人类文化前进如何有关。拆穿看来,这终于不免是一场笑话。

也还有移尸诈骗的方法。对于文化荒凉,我们还不时能够听到一点「愤愤不平」的声音。譬如去年《中央日报副刊》上,就有一位青年出来,据说:「国家养『士』,而『士』何曾对得住国家?……战前作家们叫过『国防文学』,民族战争,抗战后那里去了……唉,哀莫大于心死!」这真令人拍案叫绝的。仇头落地而手套不污,绞杀了文化,还做稳扶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笔杆的文人,则在一顿奚落、几声感叹里,注定成了「心死」的候补者。但奚落的对象,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只是虫沙的小人,一般如猿鹤的君子,还做定可以飞也可以走的高士。到今天我们就还有不少指定必读的刊物,还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名字。这些人之成为名流,并非有文,大多是因为开会。文协有他,文化界动员大会有他,一切文化活动莫不有他。人们也就不能不公认此文人也,实则多是挂了招牌,并无货色,不过出卖人头的探子而已。当然也有几个能文的贵人,更有些成名作家,也不时发一点匡时之论。这是一种偷进花园和小姐相会的,化为小生的丑脚,往往令人看不清楚,但明明咬人,偏装接吻,看久了,不过使人连真接吻也厌恶罢了。此外,那些说今天是「战国时代」,写着艺术崇高的「永生作品的雅士」们,也都还是自由的,因为他们的作品是谈「梦的现象」,既不包藏政治阴谋,也无关于世道人心。偏左偏右,也有不偏不倚,都是穿起袈裟,俨然救主,其实是连毛孔里都满藏毒箭,正在向凌迟之际而尚未气绝的人放射过去。自然不易射死,于是还需要哗啦一番。种种专事造谣的小报期刊,去年出得不少,或曰「崇苏」;或曰奴化;或算死人鲁迅陈年老帐;或骂今人逃避群集香港。其中最坦白的,要推去年八月《文化新闻》的一篇《周末闲谈》。作者说:「提起那些自命为『前进』的文人,就使我们咬定牙根。」从这些中间真使我们听到了切齿的声音。

然而,咬牙并非解决问题。「自命为『前进』的文人」还拥有大量读者,压迫到不能用笔,也还是留着一张空白,所以用更多的文章,以代被禁止的刊物,这是最急迫的事情。去年十月十六日的《商务日报》上就发表过《筹设中国文化银行计划书》,说是要「放款」了,只要来是不愁丰衣足食的,但以后就不再听到了下落。这是很自然的,箪食壶浆弗得即死,而「嗟来」与之犹且不受,何况恩威并济,盛气凌人,去领受的倒多是希求不劳而获的寒士。证据是:去年「文化奖助金」据称已经发了,但我们至今没有读到受奖者的文字。

更糟糕的是猎犬的狺狺,并不为看客欢迎。书刊已经不少,指定派订也已经用尽方法。有教授作文,党部推销,照理可以风行天下了吧,但事实并不如此。人语是被抑杀了,而魍魍的嗥嚎也不见得就能够传播开去。

一方面没有了,一方面填不上,文坛的凋萎这就成了必然。有骨气的出版家多停了业,存在的则无书可出,大多是一再翻印战前的作品。官办的书店挂出招牌要「建立三民主义文学体系」,但就连这一类作品也没有写出来。这使得一种以介绍新书为主的《读书通讯》,到今年就不能不变为谈英语、论诗词的刊物。因为文坛干净到几乎一本新书都没有了,无从评起。

这真是沉重的沙……

但却绝不是打平了天下。不幸的是,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去年《民意》上就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始皇再世又有什么办法呢?坑不尽焚不绝的是大众的愿望。曾经被「战国」派教授们赞赏过的「下之所以刺上」的「诗」,不就是「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可以焚毁士大夫之作,人民的创造却无法格杀,这是连秦始皇也头痛的事,何况以之自居的人。至今,中国就还有用结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抗战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为大量青年所爱戴,这些作品在迫禁下面,从吞吐含蓄中间传达着中国人民正如何受难、如何挣扎又如何成长──这就是反沙漠化的愿望。

尽管迫害,尽管凌虐,新文化仍在走向远大的去路。我们还有热爱,则热爱就付予反沙漠化的愿望的实现,而疾视屠杀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着人骨的明枪暗箭的奴子。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①田家英(1922─1966)成都人,时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员。从1948年起任毛泽东秘书。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


杨晦教授在中大演讲:文艺必须争取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

(中大通讯)四月十四日晚上,中大中国文学系请杨晦教授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民主》。来听讲的同学相当多。杨先生先解释了这个题目的意义和讲的动机后接着说:「文艺本来便是民主的。在人类的童年原始时代,没有个别的艺术家,大家都可以参加艺术活动,人人都有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这段时间的艺术作品极丰富,和近代的艺术水准比起来,毫无逊色,这为什么?因为这时的艺术是完全在民主的条件下产生的」。杨先生从中国文学的事实证明不把人当人的专制时代绝不能有伟大的文艺作品;纵然有,也是病态的东西。「一般认为唐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文艺活动特别高涨;但其实,以中国面积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这点文学成果和俄国法国短期间比较起来,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时唐朝是个开明的时代,情形就会更好些了。」文艺不只是民主的产物,并且应该民主。这里杨先生从表现方法中加以扼要的说明:「文艺注重形象、注重表现的本领,然而,不民主的社会环境偏偏处处破坏人的表现才干,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文艺应该争取民主,争取人人有创作的权利」。杨先生肯定地指出:「文艺象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艺也是争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民主的社会,提供给文艺许多悲惨的题材,文艺揭露了压迫者的世界如何歪曲了人类善良的天性,「最近报纸上载着救济院内虐杀幼童的事实,这是想象不到的残酷;如果这些黑暗的现象,用文艺写出来,或者到舞台上表演,效果一定比新闻消息要深刻得多!俄国文学能够这样普及的原因就由于它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谈,紧紧地接连着生活中的悲惨事件,所以文艺应该争取美好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要争取民主」。最后杨先生更特别强调人人都必须知道和了解民主的关系,他引述了希□盗火者普罗米修士的故事,他提高了声调说:「普罗米修士的意义就是『预先知道』,这位英雄预先知道了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敢于做盗火的举动。第一,他知道最高的神宙斯想毁灭人类,其次他知道人类有了光明就一定可以得救。他也晓得了偷了火之后一定要遭受残酷的惩罚。然而单是这三点还不够,他敢于这样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知道这位大神一定要倒塌!」「大神一定要倒塌」,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杨晦教授的讲演,就在这里结束。同学们踱出了黑暗的教室,大家感觉兴奋。星光从天空洒下来,沙坪坝的沉闷环境是不会再长久地维持下去了。

──《新华日报》1944年6月12日


言论自由与民主

澳洲雪梨(即澳大利亚首都悉尼市──编者注)的报纸,因为政治新闻被检扣和出版发行被干涉,引起轩然大波。事实的详情虽然还不知道,可是我们从那些报纸抗争的强烈、以及市民拥护报馆、列队游行,高呼「我们需要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必须长存」的口号看来,可以看到澳洲的人民拥护民主要求言论自由的强烈,也可以看到压制言论,是要遭到人民的反对的。

雪梨市民所喊出来的两个口号,正是相连一贯的两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

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此外,尚另有内政部公布的两种。除明令公布的种种法规外,还有各种临时指示电文。……三十三年六月(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编者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战时出版品书刊审查办法》,内容无所不包,例如其中规定的禁载标准十二条中第一项:「违背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者,」就笼统抽象,可以任意解释;而照现行情况,所谓「立国的最高原则」,就是党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下面我们收集了一些在各种困难下的中国舆论界对于新闻自由的痛切呼吁,和对民主主义政策和殷切向往的部份材料,以供参考。

时令摘要: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新闻记者,和其他人类一样,要求他们必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他的任务和职责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论人之所当论。」「通常说新闻记者是站在时代的前面,报纸是指导社会的,这不是对于记者的恭维,而是加重了记者的责任。……新闻记者要执行他的任务,便需要充分的言论自由」(同报,九月一日)。「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罗斯福总统把它列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尔首相也把它定为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因为他们能这样地重视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实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现在连打胜仗,并且要在将来建立和平。这一切摆在眼前的事实,正清楚地指出了我们今天应有的要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人类的命运支配于少数独裁者之手,则必产生暴力专制、武力侵犯、残酷战争,结果是象这次世界大战那样使人类与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战,唯一要紧的把世界的支配权放在人类绝大多数的手中,因此必须使人类绝大多数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数支配多数,少数专制、多数失其自由的现象,应该不再存于今后的世界。」「全世界全人类既须悉数进入民主的范围以内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权,那么,取径于通讯与言论自由使人人能够说真话,能够得真消息,能够随时得知世界的真象,绝对必要。所以任何束缚此种自由、不许以真相公告人类世界的现象。都须在取缔之列,乃是自然的结论」(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作恶扣压新闻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国际间,因为战争关系,新闻自由曾受相当的限制,因而引起新闻界的反对,致产生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一月四日美助理国务卿麦克利希在联合国情报委员会的聚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全世界新闻自由流通,俾有助于维持未来世界之和平。法驻美大使庞纳谓:『法报除军事理由外,并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知道一切新闻报道。一个国家里面,若不许人民有知道的权利,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自由;如作恶扣压新闻,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论作者美联社社长肯特古柏斯主张『全球新闻自由、交通自由,新闻记者行动不受干涉。』由此可见新闻自由,关系于政治之民主与世界之和平,至为重大,欧洲朝野无不一致主张绝对尊重、不容侵犯。」「在本来享有颇大的自由之欧美新闻界,且在大声疾呼,争取新闻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国新闻界所有的情况而论,不知对此应当作何努力才对。因为中国的新闻界所有的自由实在太稀微,太没有保障。……新闻记者以报道忠实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记事立言,即本诸天良、发于忠诚;若触犯个人私利,往往引起报馆生存与人身自由的危害。新闻自由与新闻记者的人身自由,同样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争取新闻自由,在中国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报)。

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中国新闻界不能以空洞拥护和附和欧洲新闻自由运动为满足,为了忠实于自己的天职,必须对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种种束缚,取得真实的自由。因此必须以坚毅的精神,努力实现新闻自由的政治前提,给新闻自由奠定巩固的基础」(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为葛天氏之民、为无怀氏之民,为羲皇上人!」(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奴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作者:陆定一

一位新民报记者问我:「有人以为,中国记者不如英美记者,你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我不以为然。中国记者是并不逊于别国记者的。英美记者固然有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记者,能在重重压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人民,这种经验,这种本领,则远非英美记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树,生在平坦的地上,长得很高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生长起来,虽然样子矮小,却确是不容易。」我这里所说的中国记者,是指大后方的大多数记者而言的。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在抗日战争中,人民是谁?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爱国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真正主人。专制主义者,则压迫人民,剥削人民,使人民求生无路。

《新华日报》八年的历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历史。这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辛酸苦辣,是有代价的,是有重大代价的。《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他所受的压迫因而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是最大的爱戴。

八年过去了。今后怎样办?

这样办:(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力求真实,丝毫不苟。

我希望《新华日报》这样做,希望大后方一切为民主而奋斗的记者这样做,并且希望给《新华日报》以经常的指教批评,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闻界里创造出一种新的作风,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力求真实的作风。以此作风,来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


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

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在前方讳败为胜,要直到兵临城下的时候才让老百姓从空气中传来的枪炮声音知道战事的真相;在后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政治外交的大事可不必说,指摘一点兵役粮政上的缺点,也就是「暴露黑暗」、「沮丧信心」、「妨碍抗战」,结果是「别有用心」,罪名层出不已。在争自由民主的神圣抗战中,检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欧美报章报道抨击中国检查制度的文章,不绝于书,而我们却受之坦然,怡然自称我们是争自由的「民主」强国!

战争结束了,英美可不必说,连法西斯的阿根廷、战败了的日本都已经取消检查制度了,大家说阿根廷和日本在伪装民主,而我们呢,好象连这一点伪装的勇气也没有,「即将」取消、「决定」取消,话也听得很久了,实施何日?好象这个「国情不同」的地方,对于这把扣紧人民咽喉的枷锁还不胜其眷恋之情,惋惜之念。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列为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面死掉了?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新华日报》时评1945年9月1日


言论自由:新闻事业的活力之源

前天大公报登载了萧乾先生的伦敦通讯《虎穴的冲击》,一开始就论到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历史意义。他在讨论英美盟军的成功时,提出了这样一段教训:

「此举吾人最应注意的,是五年来的欧战,英美知已知彼,一面保持自身的长处(如言论自由的维护),一面无时或忘学习敌人的强点。」

他把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和向敌人学习并提,认为这是致胜的原因。萧乾先生在英国多年,是位记者,他的观察和结论,是应该重视的。他从英国的实际情形,深切的体验到,没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有史以来军事上由惨败而至挺战的大翻身,」由退却转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事例,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邱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热烈的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有雪敦克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罗斯福和邱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他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早在去年二月十五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在罗斯福亲自出席参加之下,曾通过议案,已预定设立特别委员会起草提议,以便日后或由美国政府主持与其他列强谈商,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国际间的言论自由。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又通过决议,认为全世界新闻和通讯自由对避免未来战争十分重要,决定请由国际协定形式,保障此项自由。《圣彼得斯堡时报》的编辑鲍恩特,且提议向美国国会请愿,要求宣布美国的国策,「拒绝承认侵害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任何政府和个人。」这些材料,不仅说明言论自由在彻底反法西斯主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说明了盟邦新闻同人怎样重视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看成和新闻事业血肉相连的东西。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的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份。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9月1日社论原题《祝记者节》


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如果我们要为中国记者从自己历史中找寻优良的传统,怕首先就应举出这样的风格,作为我们记者的圭臬。

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于今日的新闻记者,其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原也不只是垂诸竹帛,留诸后代作为殷鉴,对当时的行政当轴亦发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说古时的史官和今日的新闻记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脉相承之处,并不为过。因此,我们觉得,在今天纪念记者节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能屈的风格,来作为我们中国史上新闻记者的优良传统,是颇为适当的。

「为人民喉舌」,这是每一个新闻记者所用以自负的。然而,要真能负得起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就得象董狐那样,紧握住自己这一管直笔,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的给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丝毫的假借,也不容有丝毫的含糊。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应当是我们的机会来作一次清夜扪心、检讨一下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曾否对董狐那枝直笔松过乃至放弃过?是否对得起真理、对得起人民?

过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战中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我们为抗战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最艰苦的一年。反躬自问,一年来我们对抗战确也尽了不少的力量,对于抗战事业既忠既勇的言行,不问其出自前线或后方,都曾为之报道消息、发扬光辉;对于抗战不利的事实和言论,也曾予以揭发,予以斥责。然而,讲到直笔,讲到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颜(遵检一段)。这种风气的形成,固然在客观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这责任全部推到记者肩上;诚如同月二十九日《新民报》「先得纠正空气」一文所指出,「在一切问题之先,是『说话』这一件人民的基本权利,要有确定界限以内的把握」。故要纠正这种风气,就「还有一种『空气』,似乎先须纠正。」但是,显然的,不能说记者本身对这种风气就没有责任。我们觉得,应当纠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轻内的风气,怕还有较此更甚而更为新闻记者自己引以内疚的。间尝省察,养成此种于记者风格尚多未合之处的,除客观「空气」外,在记者本身,要有一种应予纠正的观念,即对于宣传一词的了解是也。

新闻记者应当为抗战建国的国策努力宣传,向国外宣传、向民众宣传,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但今天宣传一词已在广大的读者之间造成一种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听到象「这是宣传,尽可不去理它」这一类对报章杂志的批评。而记者自身,对这种批评也竟习以为常,毫不怪异。这是说明一般社会都已把宣传一词,当做说话不真、记事不实来了解,而记者本身呢,也常常会明知此话不真,此事不实,但为宣传计,就觉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记之似的。这是记者风格的一个绝大污点、新闻事业的一个绝大危机。宣传工作是一种教育事业,宣传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最广泛最灵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许妄诞不真,在宣传上又何能容许虚夸不实。要知道,「墨写的诳语,敌不过血写的事实。」宣传而稍流于虚妄,断然不能幸致社会人民对你的信心,徒然辱没了董狐的那枝直笔,污损了记者应有的风格。以为人或可欺者,只表现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因此,我们愿意在今天纪念自己节日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风格,来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同仁共勉而互励。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
原题《记者节谈记者风格》


要为真理而斗争

作者:小亚

人民喉舌须尊重,我辈头颅要看清。──王鳌溪遗诗

今天是记者节。让我首先为言论自由而牺牲在屠刀下的前辈同业致哀!据我个人所知的,有:北伐前在北平被北洋军阀张宗昌枪毙的邵飘萍。

一二八后在南京雨花台黑夜枪毙的王鳌溪。

就在那前后,在镇江被顾祝同枪毙的王xx(姓名一时想不起)。

抗战后在成都被枪毙的朱亚帆。

今年在福建被屈死狱中的羊枣,在南通被特务挖眼割鼻、沉尸江底的孙平天。

但,这只限于在报纸上公开过的,其余暗中被害者,二十年来,不知有多少。

这些人,自各有其基本信仰之不同,但为记者职业而牺牲则一。个人敬致衰心的哀悼和纪念!

记者被称为「自由职业」,甚至有人尊为「无冕之王」,而有些从事新闻工作者,也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认为自己「超然」。其实这完全是与事实不符的。在现社会中,从事新闻工作,首先你就得确定自己真正为人民服务、抑是为统治者服务。所谓「喉舌」,本质上就有两种:一是人民的喉舌,一是统治者的喉舌。作人民的喉舌,当然你就没有自由可言,随时可以被打、入集中营、上断头台,或者「失踪」!有的,只是自己精神上的自由。要换取精神的自由,你就得准备付出你的生存自由以作交换。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不久前有一篇社论说得好:「关于一连串的打、杀,谁的心里也明白,就是辩护者的心里也明白,不过奉命不得不辩护」。……选择是项「自由」的人,自然有他选择的自由,且「莫管他」。真正有志于人民喉舌的记者们,要自由,还须得付出很多的代价去争取。因为四项诺言,已经被狼吃掉了!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原题《记者节》


民主主义的剑

英国《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发表了一篇《欧洲的地下报纸》,在上面冠了一行标题道:「在那里(欧洲),笔就是民主主义的剑」。自然,这是说现在欧洲沦陷区的地下报纸正在百折不挠地为自由与民主而战斗,一支笔的威力等于一把剑,甚至等于无数的剑。然而广泛地说起来,使用于报纸的笔等于民主的剑,这个比喻又何止是适用于欧洲的沦陷区?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国家的报纸,用在这些报纸上的笔,何尝不应当是「民主主义的剑」呢?而且报纸的笔不仅应当是「民主的剑」,也应当是民主的测量器、试金石。在这个剑锋上,民主与非民主、正义与非正义应当是黑白分明、不能够丝毫假借的。在民主的阳光下,这支剑光芒四射、森然凛然;在非民主的氛围中,这支剑光彩尽敛毫无生色。民主与否,就以这剑光的显与隐为断。

我们报人掌握着这样一把光华万丈的「民主之剑」,这是一种光荣。怎样来发扬她的光彩,使她在民主的阳光下能够及锋而试,这又是一种责任。我们请以此自勉,亦以此与同业自勉。

──《新华日报》1943年10月2日短评


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

有两种出版法:一、保障以及发扬文明之出版法;二、摧残以及毁灭文明之出版法。我们中国需要哪一种?我们中国要不要走上文明国之大道,与其他文明国一起,在世界舞台上并驾齐驱?

文明国之道路就在于使人民的才智有发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机会。出版是文明的指标,但文明国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国常以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的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英国如此,美国如此,法国如此,苏联──真正人民的国家──尤其是人民自由出版之最高型。

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检查制度。……

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的出版事业成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

人类有了文字、纸张、书籍、印刷机、照相术、电报、电影以及各种电传技术等文化财产以来,全靠大多数人民能够自由使用,这批文化财产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当的使用,有了正当发展的机会。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设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幸福的丰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文明的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的批评之理──而文明批判与自由研究就需要不仅在一个民族内而且在诸民族间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明创造的交通机关。

近代文明的创造需要每一个民族都能贡献其精英;所以近代文明的道路必然是民族自由民族解放的道路,使各国人民的个性才智得到启蒙与解放,得到自由发展,使各国人民都睁开理智的眼睛去注意古今中外,注意外界与内心,注意自然与精神,注意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其他一切。文明的自由出版就是近代文明的这样一条道路。

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反射镜。我们能希望一个出版法站在近代文明之外不保障其发展吗?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出版法之修正》


救救出版业和读书人

政府为了统治思想,报纸已经成了清一色,对于出版业也要来这一套。贴补政策下的党营书业,政府予以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免除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可以免除兵役、可以得到官价的原料,可以飞机「复员」,可以到收复区「接收」房产、印刷厂和一切的工具、原料。出版的书,当然是金科玉律,歌功颂德;亏完了本,当然可以报销。一方面用出版法作工具,排除异已;正当的出版业,还有什么活路?可惜不争气的强项作家,虽然用尽威胁利诱的方法,不肯与他们合伙;明眼的读者,不要看他们的书,于是乎放宽尺度,凡属低级趣味的荒诞无稽的,甚而至于淫秽无耻的书,随便可以流行市上;无聊的文人和书贾,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只好走这条路了。一方面把学生的功课加紧、管束严密,没有工夫看别的书。教科书要部编的,当然不会含有「不正」的思想。穷人根本不必想读书、识字,大学生用公费来笼络,还得加进特务来监视。思想不稳的教师随时可以失踪。青年人还读什么书?够了,我希望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当的出版业和读书人,都被一网打尽在黑暗的地狱中,没有人敢喊一声冤。趁着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时候,我们要戳穿这一套戏法。自然,每个人每个事业都有他的黑暗面,而为他人所不知的。我们希望尽量的发表出来,让有心人来救救我们。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日


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

凡是常到各书店的门市部去看看、常常留意报纸上的书业广告的人,都能发现,目前出版业中表现着极不正常的现象。无数的读者正渴望着读到能够帮助人认识现实解决问题的出版物,可是新书新杂志都显著地减少。许多曾经每日出版若干本书的书店,现在只能日出一本乃至几日出一本乃至完全不出新书了。在这出版业衰颓的情形下,大量地继续不断地印出来的只是「色情」作品和「公报」式的书刊。前者以迎合低级趣味和麻□读者为目的而到处泛滥;后者的出版对他们自己是「报销」,对读者是蒙蔽欺骗,虽然并没有人欢迎,也源源不断地向市场倾销。于是出现了很多卖弄风情、搔首弄姿的所谓「作品」,甚至《玉梨魂》《情书一束》也翻印重版;于是甚至有些官方的杂志书籍大量印出来后,却堆在栈房里,任其霉烂。这些书本来只是糟蹋纸张油墨,并无什么人阅读。──透过这种种反常的现象,我们可以听到读者的叹气、民营出版的诉苦和作家的呻吟。一般读者在艰难生活中本已对书价摇头,但纵然出高价,也有无书可购之苦。正当的民营出版业已奄奄一息,陷于绝境。许多作家能够也愿意供给为多数读者所欢迎的新作,然而终于只能搁笔或写些不关痛痒的东西。看了这种种现象,怎能不使人忧怨、使人愤慨?一个国家的出版业情况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情况、民主程度的最正确的测验器。目前出版业中的反常现象实在是严重的危机。中国人民在精神食粮上也如在物质食粮上同样有匮乏的恐慌,而且是被迫着接受腐烂不堪的精神食粮,或甚至以砒霜来代替。要走向民主,要走向胜利,要使中国不再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这种现象绝不能继续存在。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人民一定能够自由地得到合于他们需要的读物,也就是一定有一个自由的繁荣发展的出版业。或者说,以繁荣的出版业来供养人民的充分的精神食粮是自由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标帜。──由这里我们就可以解释目前民营出版业困窘、出版物在质与量上都显著衰颓的现象产生的原因。抗战打开了人民的头脑。人民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各种书籍。抗战开始的一年内出版业繁荣的现象即由此而来。假如出版家能够不受任何障碍,继续自由地供应合于需要的书籍,广大读者自然会全力支持他们。纵然物价高涨、百业艰难,但只要出版物销数多,定价仍可不致狂涨过甚,自由的出版业也决不至于不能维持。

同时,在自由的市场上,不合现实需要、不受读者欢迎的出版物自然会淘汰,出版物在质上也就一定能不断提高。固然一般市民中容或仍有一部份人倾向于低级趣味、喜欢无聊色情作品,这其实是在过去任何时期都有的,不过当正当的出版业繁荣之时,投机出版物究竟只是少数,它们的读者也有可能被引导向正当读物。只是因为现实的苦恼既助长了人们的不正常的心理,而正当的出版业又萎缩不堪,才使色情书籍能够泛滥一时,几乎成为出版业的主流了。有心人固然为此扼腕叹息,但未始没有人在暗中窃笑,以为得计。正本清源,要克服这种危机,也非使正当出版业自由发展、正当出版品得到保障不可。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还必须在纸张、印刷、交通运输各方面都有充分自由的保障。在目前大后方纸的恐慌下,第一件要紧的事是如何发展纸业生产,而不是统制纸张。在纸的统制下,平价纸的不均等的供应更加速了民营出版业的末运。再加上多数印刷所被控制、邮寄运输上的重重限制,书刊未出之前先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既出后仍有被停止发卖的危险,把民营出版业逼得一筹莫展。这许多实际情况不改变,出版业衰颓的现象是绝对无法挽回的。

最近有三十家出版业联名发表紧急呼吁,他们沉痛地说,他们将「被迫从出版岗位上总撤退」,要求当局给以纸张、印刷、邮寄、资金周转上的便利。我们以为他们的要求是极端正当的。这些出版业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岗位至今,是值得赞扬的。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坚持,全国作家和广大读者,一定都会支持他们的主张,来要求解除对于出版业的一切束缚,要求给出版业以自由和繁荣发展的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原题《出版业的危机》


论学术自由

作者:庄沙音

……学术自由就是自由研究、自由讨论,不受非法干涉。反对学术自由的人,常把学术自由看做是「随便」说话,是有害民族利益的,是洪水猛兽。这还了得?然而这是最俗流的看法,不值一驳。学术自由是有益国家民族的,特别是对于现在的中国。欧美民主国家的学者也一向是维护学术自由的,他们的这种斗争是和反法西斯的战争相互联系着的。只有在法西斯的国家才会把学术自由当做是洪水猛兽!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攫得政权以后,首先便焚毁了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图书。仅在柏林一地,就消灭了一万担科学书籍和古典文艺书籍。一切知名的学者,非遭放逐,即遭屠杀。过去的德国在科学上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现在却只剩下了一辈假借「遗传学」、「优生学」、「人种改良学」的伪科学家。从此,德国便陷入反科学的黑暗时代。我们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文化的意义上,就是要维护学术自由,反对摧残人类的精神遗产──文化。中国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国家,中国需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奠基石之一。民主政治有极丰富的内容,如选举,如黜官,如结社,如演讲。而学术自由就是民主精神与民主习惯中的最要紧的东西。我已经读过张申府先生的《友声与民主》,他说:「我很相信,民主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民主政治或民主制度,一是民主习惯或民主精神。一狭一广。二者当然相关,是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没有民主政治,民主习惯大概不能普遍;没有民主精神,民主制度更恐不易实现。因此才所以特别需要今日要求民主者,最好先就己身或自己团体尽可能的培养些民主精神,养成些民主习惯,以开创风气,以为天下先,以为后世训」(《新华日报》1942年9月27日)。这话我完全同意。我还要说:在大学里提倡学术自由,就是为了培养民主精神或民主习惯,而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民主政治或民主精神。干涉学术自由是不当的。自古以来,凡能提倡自由的时代,其学术必能昌盛。周秦时代学术最发达;到宋朝,私人讲学之风甚盛,天下学子,闻风景从。到了清初,乾嘉诸老不闻政治,于是脱离现实,专门从事古代经典之训释与考证;自由讲学风气,不复得见。民初的北京大学,是由蔡子民先生主持的。其时提倡学术自由,蔚为风气,影响全国,收效后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而近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发育在此了」。有这种精神,文化才能发展、国家才能进步。

我们再说说外国的情形。譬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一向以古老著称,学生教授还穿着中世纪僧侣式的黑袍,并且还保持了许多过时的习俗与环境。然而牛津当局对于学生的求学,却是采取极端放任主义的。几年前曾来中国的世界学联代表之一,英人傅路德先生,是牛津的毕业生。他曾对我说:「牛津的风气已经变了,什么思想都有,什么政派都有,大家可以自由竞争,但绝不超越一定的范围。」这是很好的。牛津绝没有一道一道的政府法令,政府也不把学生当做政争的工具,教授更不问学生的党派。提倡教育独立,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自由。

欧美民主国家尚且如此,我们中国是要超越欧美的民主政治的。国父考察了欧美民主政治以后,认为还有很多缺点,所以才创造了国父的民权主义。那么,在中国,要有更大限度的学术自由,是绝对应该的。

……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1日


奖励自由研究

人类历史上的前进运动,常常和思想自由的开展是分不开的。因为如果思想运动不能自由开展,如果让陈腐的、不合理的独断教义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如果不容许人们摆脱既成的死的教条的束缚,而依据社会发展之新的要求,来从事自由的研究,那就是等于在现实前面把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黑幕,使他们不可能看清当前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可能辨别什么是应该追求的目的,不可能揭露什么是应该打倒的黑暗势力,因此也就不可能对黑暗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不可能正确地推动革命运动。不论中外古今,每当革命转变的伟大时代,常常随伴着一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开展自由研究的风气,打倒不合时代的因袭权威,剥斥现实中的黑暗事物,启发新的时代所要求的思想意识……。

在今天的抗日战争过程里,我们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革命运动。在这伟大的斗争洪流中,我们需要对于客观现实的各方面的正确知识,作为前进的引路明灯。我们需要关于自己本国的社会历史的知识,也需要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各国的社会历史知识。在我们决定斗争的战略策略的时候,这一切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对我们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也需要关于自然界的各种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在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以克服长期战争中的物质困难时,也是不可少的。我们还需要各种各样的学术上理论上的知识,以便从各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民族意识。但要能掌握这些知识,就必须一方面积极地号召各种专家及知识分子,帮助和鼓励他们从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提倡勇于追求真理而不顾忌一切因袭教条的作风,就必须提倡自由独立的研究作风。

抗战初期,全国的文化界曾表现出一时的蓬勃高涨的气象。随着政治的进步,研究、出版、思想、言论的自由,得到了开展的机会。然而不久以后,一部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策动了投降反共的阴谋,而文化上的倒退反动也就随伴着投降分裂危机的发展,在大后方许多地区抬起头来。一切合理的思想言论遭受禁止,而读经诵古的运动却强迫推行……。但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在的各抗日根据地区,却一直沿着抗战、团结、进步的路线向前迈进。在政治经济方面,固然有了飞跃的发展。而在文化方面,也同时在不断进步。当着大后方在倒退的情形下,使文化界人士不但不能安于工作,甚至于不能工作的今天,在边区,特别是延安,却聚集了很多的全国有名的艺术家、理论家、科学家,以及大批的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空气,一天比一天高涨。中共边区中央局五月一日的施政纲领里,特别明白规定「奖励自由研究」一项。这一项规定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指南;但同时也不否认,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认真地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中国共产党不但不能轻视,而且非常尊重这些贡献,承认这些贡献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在边区,不但要大大的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还要团结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工作,帮助和奖励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动。必须把自由研究的风气大大的开展起来,不但在陕甘宁边区要这样,而且在一切抗日民主根据地也要这样,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必须号召全国人士,特别是文化界以及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大后方束缚言论思想自由的倒退现象。这是与反对妥协投降危机分不开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6月7日


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

作者:潘梓年①

关于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近来各方人士颇多论列。一般的讲,大家是认为学术思想应当自由,大都认为这种自由是民主国家重要表征之一。间或也有提出不同的论调的,但已甚少从正面来加以反对,他们只能从侧面来反对,说这种自由不能是绝对的,总或多或少地应当加以某些限制。这也可以说是时代潮流所趋,没有人能够过分违逆它。

我们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须弄清楚一点,就是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上来提出,来讨论;要把它当做具体问题来处理,不能把它当做抽象的东西看。就是说,主张学术思想应有自由,是说学术思想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应当让它循着自身的规律去展开,去发展,不是说学术思想应象野马行云那样,漫无规律地乱闯乱撞。例如有些反对思想自由的人说,若思想绝无规矩准绳的限制,就是思想的自杀,说,某一种限制也可以促进思想的发展。他问:思想若不受逻辑的限制,则不合逻辑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若不受道德的限制,则不道德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若不受国家民族利益的限制,则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等等。这种反对论就是有意把问题弄混乱了,好来混水摸鱼,就是先把别人所提的具体问题拖到玄虚之中去,再对它鞭打一阵的办法。目前主张思想自由的人,谁也不会认为不合逻辑的思想也是好的,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也是好的,不道德的思想也是好的。他们只是认为,某一思想的合不合逻辑,是不是不道德,是否危害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学术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应让学术思想自己来解决,不应由外力来干涉,由政治力量从外面来加以干涉。就拿逻辑来讲吧,没有了逻辑或不合逻辑的思想,它自身就站立不住,如果有人硬要提出这种思想来,也不能为思想界容忍而要受到唾弃,更不要说这种思想能否算是一种学术了。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更要引起思想界的愤怒,一经发现,大家就要起来加以猛烈的攻击。试问目前有人敢把汪逆精卫之流妥协投降的思想,破坏团结的思想,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思想推荐到大后方来吗?果然有人这样来推荐的话,思想界有不立刻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的吗?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更是如此。在抗战建国时期,妥协投降的思想就是最不道德的思想,破坏团结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一心想着发点国难财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这些思想,尽管会在有些人的脑子内萦回奔腾,却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提到论坛上来;尽管会有些人不声不响地,遮遮掩掩地在那样做,却没有人敢于公然提出那样的主张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思想界断然不会容许这种思想出头露面的缘故。所以我们说,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规律。主张思想自由的人,是认为思想的是非曲直,应让它在自由发展中自己来解决,不要用政治力量从外面来加以干涉,而不是抽象地来主张思想自由,把思想当做漫无规律的东西。这一点,是谈思想自由问题时,首先就要弄清楚的。进一步来讨论,所以要主张思想自由,正是为的要来加强思想自身的规律,要让这个规律在思想的自由开展、自由发展之中壮健起来,坚强起来。思想愈能自由,它的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譬如,上述那种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不道德的思想,敢于公然提到论坛上来的固然不会有,但很可能穿着伪装来出现,或弯弯曲曲来偷运,或强词夺理地来武断,或甚至凭借某种优越的势位来欺凌。遇有这样的情形时,在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就自然会有人出来加以剖析,揭露,勾微,发隐,使它须眉毕现,无所形遁;或群起而攻,使它恃强难逞。否则赵高指鹿为马,也无人敢加指斥,那就连是非曲直也不会有,还讲什么道德,讲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呢?至于逻辑,更要明显,真理因愈辩而愈明,逻辑也就是思想愈自由而愈臻完密。思想的规律是蕴藏于思想自身,正如身体的康强蕴藏于身体自身一样。要求得身体的康强,必须首先解除有碍于身体的自由生长的一切束缚如束胸、裹足等等。要求得思想规律的壮健与坚强,必须首先解脱障碍思想自由发展的一切束缚如政治力量的干涉等等。从这一点上来看,目前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可以说就是要来把人类的思想自由从法西斯的瘟疫中拯救出来,民主国家所以不惜抛掷这样巨大的生命财产来扑灭法西斯恶魔,因为它是人类思想自由最凶狠的死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层,蒙巴顿将军就曾指点得异常明确,他说:「我们的敌人法西斯,当它走上政治舞台时,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所以照他说来,我们再也不能做这样的蠢事,一方面在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另一方面却又以为不能让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他这样说话的确是非常明智的,却也是非常平凡的。我们所以对法西斯誓不两立,所以对于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生死以之,对这战争看做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是因为法西斯侵略者要侵占我领土,掠夺我财产,奴役我人民,荼毒我生灵,而且也是因为它还要剥夺我自由,室息我思想,破灭我文化,毁坏我文明。那么,一方面在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另一方面却以为不能让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那不是再愚蠢也没有的事吗?也有人这样说,思想自由是要有的,但在战时又当别论,因为战争须要力量集中,从而须要意志集中,从而须要思想集中,从而思想就不能讲自由。这种说法,真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在这一问题上,美副总统华莱士曾提供我们一个很贤明的意见。他在上月二十二日中美文化协会成立五周年时向中国广播,其中有一段说:「中国和美国在战时必须努力保存每一公民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利。实现法律下的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诸大原则。中美人民以独裁者的行为为殷鉴,都知道我们如果在战斗过程中失去个人自由,那么,决没有战胜法西斯主义可言;如果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没有提供其批评的思想以及谋我共同福利的良法,那么,也没有建设新世界的可能。」华莱士这话还说得不明白吗?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但没有战后建设新世界的可能,而且就连目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没有胜利可言。华莱士这一段话,在有些人听来,也许要以为不过是那么说说而已,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如此,那么就请看看事实吧。试问我们到底凭什么来和法西斯强盗作战呢?我们凭什么能够确信自己的反法西斯战争一定能够胜利呢?靠武器精良,兵力雄厚,军事工业发达吗?是的,这一些自然在必要条件之中的。但是,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初,这些条件远比敌人差,为什么我们竟敢接受敌人的挑战,而且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呢?就是到了现在,我们在这些条件上仍然还是劣势,为什么我们的胜利信心仍然还是屹立不摇?苏联在这些条件上,至少在对德抗战之初并不见得比德国为优,为什么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人士一致相信苏联必胜,而且现在苏联确已大捷频传,快把敌人完全逐出国境了呢?没有别的,这里有一个关健,就是民主,苏联的人民向来保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等的民主权利。民主国家所以要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统治的理由在此。法西斯国家必败,民主国家必胜的根据也就在此。

国家的战斗力是要从人民身上获得的。只有广大的人民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时,国家才算是真正有了力量。否则就算你侥幸取得了大量的机械化部队,高度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也终于是枉然。前者的典型例子则是苏联。后者的典型例子是希特勒德国。苏联就因为他每一个公民都已有了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和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权利,都已有了提供其批评的思想以谋共同福利的自由,所以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能够泉涌而出,所以能在短短廿余年之中,把贫穷愚昧的帝俄一变而为文化甲天下,富庶近英美的苏联,所以能在抗德战争之中生产突飞猛扬,战术精进,兵源泉涌,战士的英勇和牺牲精神和人民的爱国热诚,使全世界都为之惊叹不置。因此,我们可以明了,华莱士那种说法,确乎完全是从事实中探究出来的真理,丝毫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华莱士所指出的这个真理,对于我们中国,特别值得珍视。我们所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正多,需要人民尽力贡献于时代学术,需要人民提供其批评的思想正殷,需要富于创造才能的人士正切。不但为了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为了要能战胜法西斯日寇,为了要能和同盟诸民主国家并驾齐驱,也同样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为了要在武装、战术、军事工业等等条件上,使我们的对敌劣势有所改进,更是亟需要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思想的自由,决不是和作战不相容,恰恰相反,是大有助于作战能力的提高的。

还有一层,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术思想来说的。目前一般人士,对自然科学可说已开始重视。不过实际上的重视的还是偏在自然科学的技术方面,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等等,还未免重视得很不够,还是让少数自然科学家在四向呼吁。至于社会科学,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这实在是莫大的缺陷。这两种科学实是同样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如果一定要说对目前中国不能不有个轻重缓急的话,那么,社会科学暂时有比自然科学更值得被人重视的理由。因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致误入歧途,必须首先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能够找到解决的途径──正确的解决途径,作为基础才行。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同样的自然科学,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发展起来就真正成为国利民福,在法西斯国家发展起来就适足以祸国殃民;这里的差别,正就在于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都能正确地解决了,另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则还没有能够解决,或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解决有需乎社会科学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对于目前的中国是迫切需要的。学术思想的自由对社会科学也比对自然科学更为重要。在目前,尤其在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可能引起的争论,要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可能引起的繁复得多。争论愈多,愈复杂,它所需要的自由发展也就愈大,愈迫切。因为是非是愈争愈分明,真理是愈辩愈深透,这个道理是谁都知道的。学术思想需要自由,一般的讲,是指一切学术来说的,特殊一点来讲,尤其要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也是战胜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条件。我们迫切需要有学术思想的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3月26日

①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


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作者:力民

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报》社论就可作为代表,那社论里面说:「……共产党拿『普选』和『不记名投票』来欺骗人民。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就是『民主』,简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种说法,不仅是诬蔑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民主选举,还应当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不问可知。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实行民主选举的经验便是明证。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的吧: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这是很久以来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又曾有过不断的改进和新的创造。过去的办法是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于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一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一般说起来,不识字的老百姓总是特别留意于记忆的,在这件他们看来很郑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于弄错。这种方法还有缺点,那就是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在选民万一记不清楚时从旁帮助说明外,其余的一概不准在场。但这种方法仍有缺点,因为碗是仰着放的,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多,那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响,因而不自觉的失去了自主性。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把每一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上把豆子投进去。最近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候选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颗代表张xx;黄豆一颗,代表李xx;玉米一颗,代表赵x等,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上,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实行结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举几种方法作为例证而已,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


论选举权

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本来,人民只享有一个选举权,还不能够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象中山先生所说:「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要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能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更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只要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除却「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外,一达到成年,都应享有选举权,不能加以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条件,另一方面,每一个人民也只应享有一个选举权,不能依据任何性别、种族、信仰、资产、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及至居住条件等优越条件,而取得一个以上的选举权。这就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而「实行」的「普通」、「平等」的「普选制」。固然,在过去,甚至现在,有些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并不是普选制,而是限制选举制。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潮流所趋,很明显地,是不可阻遏地走向普选制了。特别在我们中国,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张普选制。在理论上,一切人民都将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问题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事实上。如果,事实上人民不能够享有同等的选举权:有的人有选举权,有的人没有选举权;少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多,多数人享有的选举权少,则普选制虽在理论上被承认、在法律上被规定,结果,还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要问的,是人民现在是不是已经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将来,是不是真都能享有这种选举权,如果现在还没有、将来也未必能,那我们就必须努力促使它有、争取它能。

自然,这里所谓「人民」,决不包括汉奸在内。因为这些东西,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它本身已经不是「人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说:「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很明显,能否享有民权,只看他是反对敌人、还是效忠敌人,而不是问他属于哪个党派、哪个集团。那么,现在,应该被剥夺选举权的,也就只是汉奸,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民。另一方面,只要是汉奸,便应该剥夺他的选举权,使他不能潜伏在「民国」之内,公开、秘密做「反对民国」、「破坏民国」的勾当。假使我们对汉奸给予选举权,而对人民,则剥夺选举权,那就犯了天大的错误!

人民有了选举权,不仅是可以选举代议士,而且是可以选举政府官吏;不仅是可以选举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选举中央官吏。象中山先生所说:「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免之权;而对于一国之政治,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这就是说,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直接。但选举权则虽对于中央,也是可以无限制地运用的。特别是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举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

选举权是不是能够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与被选举权有无不合理的限制与剥夺,具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本来,广义地说,选举权就包括被选举权在内。有选举权的运用,就必有被选举的对象。因而有选举权存在,就同时,有被选举权存在。如果被选举权受了限制,则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了限制。具体地说,假使某些人民被剥夺了被选举权,则有选举权的人就不能去选举他们,因而选举权的运用,也就受着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处褫夺公权」的人们,以及汉奸外,任何人的被选举权都不应该被限制、被剥夺。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最后,应该说及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2日


竞选

街头的议论界热闹起来了,大选在村民们的心里,好象坡里黄黄的麦穗一样,一天一天成熟了。

六月一日妇女会召开了会员大会,讨论后提出妇女的候选人。「咱妇女会员要当选村长,张大妈做公事认真、负责任,真正挡上挡下的人才。保证每月开个检计会,拉一回清单,保证减租交息……」。会员都喊道:「对呀!咱去宣传,公民小组开会,咱一定要提出来对大伙说说」。

各种团体开会完毕之后,竞赛开始了!大会严肃、紧张。上任村长报告一年村政工作并检讨了自己,当他报告检讨完了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人丛中几个人自言自语:「你都检讨出来了,咱没的说了」。

接着讨论通过候选人,会场顿时寂静了。青年李xx说:「xx前年大扫荡,他欢迎了鬼子,不够候选人资格」,张大嫂也说:「我也看见他欢迎鬼子来着,俺娘儿躲在小沟里,看见他打小白旗,迎着大路走去……」会场立刻应和起来:「对呀!没有资格」。举手表决后,选委会从黑板上擦去了xx的名字!墙脚两个老大娘在议论:「活这么大年纪还才看到村长是自己选呢!」「是呀!这二十一个人是从大伙中用筛子筛出来的,象萝面似的,越萝越细,你看张大妈多能干呀!咱们的代表」。这时,又有人站起来发言:「我介绍李大嫂做候选人,今年春荒,人家满锅清水,还是一天到晚东跑西奔的办公事」。

二十一个候选人通过了。马上就要投票,张大娘嚷着:「慢点,你再多念几遍,我记不得。」大家挑选着对象,一边挑一边批评。会场热闹极了。监票人李xx,最后把票包起来,很重的用指头蘸上封了包。他对人说:「咱活了这么一把年纪,第一次尝尝民主的味道。」

在开票前,村民们在坡里互相询问着:「你投了谁的票呵?」「又不大离儿,还是张大妈干吧!」

晚饭后,公民们急忙走向会场去,当票开完,被选人各阶层人数相等,会场异常静肃了。
第二天,公民们都说:「一碗水都端的平平的,这些才是当家人呢」!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6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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