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普遍認爲，人之初，性本善。人們對自己行爲的是非、善惡應負的道德責任的自覺意識是良心；天賦的道德善性和認識能力是良知。有了良心和良知人就自覺地向善。東方聖人孔子說 「己所不欲，勿施與人」。愛人如愛己應是人類普世的道德觀念。也就是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將心比心的做人和做事，就上無愧與天，下無愧與人，光明正大、無怨無悔。

然而，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專制統治集團是不道德的，當暴君要發動侵略戰爭或對異族暴虐、對異己同胞殺戮時，他們的宣傳表面上冠冕堂皇，實質是蠱惑人心的感召、扼殺人性的洗腦。很多普通的百姓因爲輕信了專制集團的宣傳，在謠言的惑衆和誘騙下，一些人迷失了方向，遺失了道德，泯滅了良知，暴政就利用和脅迫他們成爲暴政的工具，以至助紂爲虐，成爲殺人的劊子手。當真相大白的時候，等待這些人的往往是身陷牢獄，心陷悔恨。比如，納粹軍官們不都是屠夫、莽夫，其中不乏有學識、有修養、有風度之士，可惜一旦喪失了良知、殺了人，就成爲罪犯，罪責難逃。

在德國的歷史中，曾有過十二年噩夢般的納粹統治，人們曾經狂熱的相信納粹鼓吹的種族主義，滅絕式的殺害猶太人。在以後的歲月裏，德國人的懺悔上至總統下至平民。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七日，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在華沙納粹佔領時期被劃爲猶太人隔離區的地方，向猶太人的死難烈士紀念碑敬獻花圈。在細雨濛濛中，勃蘭特突然雙膝跪在死難烈士紀念碑前溼漉漉的大理石板上。這一超出禮儀的驚人之舉震驚了世界。作爲一個與納粹沒有瓜葛的德國人，勃蘭特良心上可以沒有任何負擔，但是他沒有迴避自己作爲德國總理的歷史責任。德國人認爲法西斯不只是希特勒一個人的責任，而是全德國民族的恥辱。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鼓譟下，很多日本老百姓以效忠天皇、侵略中華、虐殺中國人爲榮。而戰爭結束後，戰犯們不但要受到正義法庭的審判，還要承受漫長的自我良心的譴責。藤田茂在法庭上懺悔道：「我的罪行是極其嚴重的，認罪是一輩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將牢牢記住被害者們出自心裏的話。」永富博之在法庭上說：「由於我直接犯的罪行和我命令部下所犯的罪行，使許多被害的中國人陷入無限痛苦之中。我要在神聖的中國領土上，對被害者的家屬們，對全中國的人民跪下來叩頭，真誠地向中國人民謝罪。」

人是平等的，信仰是自由的。但是在現今的中國，一旦某些人被中共定爲鎮壓的對象，就成爲合法施加蹂躪的對象。他們受到的是恐嚇、折磨、摧殘和殺戮，就象當年納粹不把猶太人當人一樣慘無人道地迫害。這樣的悲劇天天都在中國上演，在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的調查報告中，披露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活體摘取器官的罪行，法輪功學員還在承受着空前的令人髮指的各種迫害。

自從法輪功被非法定罪以來，並不是因爲法輪功學員們有過什麼違犯法律的行爲，而是因爲他們被中共定爲政治鎮壓的對象，所以當權者就可以對他們進行肆意的歪曲、打擊、扼殺。九年多來，至少三千多個生命被迫害致死，一億人的信仰被打壓。每一個的痛苦遭遇中，都是中國人自己幹出來的，都是手足相殘，都是同胞相煎。每一個悲劇和死亡背後，都註腳着一串串名字，那就是指使者、虐待者、劊子手。這些施暴者們也許現在還覺得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施暴者與承受暴力者之間本無仇怨，這是「黨的政策」、這是「上級的指示 」、這是施暴者的「工作」，他沒有任何負罪感。然而等到真相大白時，當他們對歷史有了清醒的認識後，他們就將深陷反省、自責、懺悔中。或許他們會象日本人和德國人一樣叩頭謝罪，還心存畏懼。

人必須要對自己的行爲負責，每個人的一生，都有一本帳。當人的手上沾滿了鮮血，罪行令人髮指、駭人聽聞，人可能還會找各種緣由開釋自己，但是當他們獨自一人時，可能就會掉進懺悔的深淵裏。如果誰參與扼殺了一個無辜的生命，那麼誰的良心也會被判決死刑。也許生命還會延續，但他要經歷良心的譴責、正義的審判、世人的唾棄、社會的拋棄，在生不如死的噩夢中度過餘生。

那爲什麼不在今天就反思一下，我們都做了什麼？我們是否愛人如愛己？我們是否問心無愧？我們在做事時，是應該依某個政黨的所謂「政策」而做，還是憑良知而爲；是應該例行公事的迫害良善，還是堅守道德維護正義；是應該「服從上級」的命令，還是聽從自己的良心。請不要在沾滿血跡後，沉浸在深深的自責與懊悔中，無法解脫，再去書寫一輩子的懺悔錄。

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每個人都必須承擔起自己行爲後果的責任，「自作自受」體現的是天理絕對公平。當誰對他人殘暴的時候，肉體上的償還只是一時的，而心理上的煎熬卻是永恆的；外在的懲處是有限的，而良心的愧疚是無限的。沒有人能逃過自己良心的窺視和評判，我們的良心不會放過我們自己。所以，做事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啊，及時的反思和歸正，而不要在罪孽深重時再去懺悔，更不要拖到連懺悔的機會就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