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新華社重提「三大改造」誰將成為下一個改造對象？（視頻） |
|
《中南海解碼》
|
|
【人民報消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南海解碼》，我是孫寧。
2026年6月19日，中共喉舌新華社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題目爲：《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
文章以榮氏家族創辦的福新面粉廠舊廠房和 M50 創意園等工業遺產切入，回顧了1956年北京、上海等地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的場景。文章高調宣稱：當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和平贖買」的創新形式，成功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今天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制度支撐」與「寶貴經驗」。
中共為什麼要在當下這個時間節點，如此大張旗鼓地美化這段歷史？
旅美時政評論員蔡慎坤在社交平台X上發文指出，中共此刻高調重提「三大改造」，絕非一次單純的歷史回顧。他認為，在當前宏觀經濟面臨轉型壓力、地方財政遭遇嚴峻考驗的背景下，官方突然高調宣揚「消滅私有制」的歷史成果，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精准的政治試探、輿論鋪墊與方向宣示。
藏在鑼鼓聲背後的「五反」真相
按照中共定義，所謂三大改造，即從1953年至1956年間，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新華社的文章中，「三大改造」是一場資本家心甘情願、國家出資「和平贖買」的制度雙贏。但歷史的真相，真如官媒敘述的這般嵗月靜好嗎？
在1949年建政之初，中共為了穩住經濟，出台《共同綱領》，白紙黑字承諾保護私有財產。劉少奇甚至親自去天津安撫工商業者，發表了著名的「剝削有功論」。一代船王盧作孚、紡織巨子榮毅仁，就是聽信了這些溫情的政治承諾，放棄了去海外的退路，帶著全部身家和滿腔的愛國熱情留在了大陸。
到了1950年和1951年，口袋悄然收緊。中共首先以政府名義成立各類國營專業公司，壟斷了棉花、糧食、礦產等核心原材料。私營工廠失去了自主采購的權力。緊接著，中共通過「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壟斷了所有的商業訂單。政府成了唯一的買家，借此強行壓低商品價格，民營企業入不敷出，流動資金迅速乾涸。
當企業被榨的只剩下一口氣、失去了所有討價還價的能力時，中共全面合圍的致命時刻就到來了。
1952年1月，專門針對私營工商業者的「五反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如火如荼的展開。
此時的中共，早已不再提當年的「剝削有功」和「溫情承諾」。國家機器開動全部的宣傳喇叭，將私營企業家污名化為向國家機構發射「糖衣炮彈」、和「瘋狂腐蝕干部」的階級敵人。
隨後，「五反」工作隊進駐各大工廠與商號。相關運動迅速演變為一場法西斯式的、針對企業家的精神暴虐與肉體摧殘。
為了逼迫企業家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名，工作隊煽動工人，挑起並利用了勞資對立。平日裡尊嚴體面、熱心辦廠的民族實業家們，被強行戴上寫著「黑心資本家」、「吸血鬼」的高帽子游街。在全廠工人的圍攻下，他們被吐口水、扇耳光、強迫長時間下跪。
好不容易等到游街結束，回到隔離審查的小黑屋，等待他們的又是連續幾十天，不許睡覺、不給水喝的24小時輪番審訊。為了徹底毀滅資本家們的意志，體制精心策劃了「親情絞殺」——工作隊動員並逼迫資本家的妻子、親生骨肉走上控訴台，當眾痛斥自己的丈夫和父親，並宣讀斷絕家庭關系的聲明書。
當一個人的社會尊嚴被當眾踐踏，當他發現連自己一生拼命守護的企業和家庭都將他徹底拋棄，那種極度的傷心和孤獨感，成了壓垮他們意志防線的最後一根稻草。
最終，工作隊根據所謂的底層揭發和逼供結果，采取極其荒謬的算賬方式，給每一個企業開出了高出其總資產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天價罰款」和「退贓款」。
在資產被徹底洗劫、家人面臨無休止政治株連、余生皆是無底洞債務的絕望境地中，死，成了實業家們眼中唯一的解脫。
那一年，中國商賈上演了慘絕人寰的「千人跳樓潮」。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早上往辦公室一坐，第一句話就是冷酷地問秘書：「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
中國食品工業的先驅、冠生園食品店創始人冼冠生（xiǎn），在不堪忍受工人連續數天的非法拘禁、逼供和人格侮辱後，於1952年4月，從冠生園五樓大廈一躍而下，當場身亡。
而當年聽信了劉少奇天津講話、毅然帶著船隊從香港返回大陸的「中國船王」盧作孚，在經歷了手下干事無休止的羞辱、特務盯梢與無端控訴後，深知已經無法保護企業和家人的他，於1952年2月在重慶留下一張寫著，「把公股和私股財產全交公」的字條後，服毒自盡。
更絕望的，是無數中小型業主被迫選擇帶上全家人共赴黃泉。因為在當時的政治邏輯下，如果資本家單獨自殺，會被官方定性為「對抗運動」、「畏罪自殺」，工作隊會直接將其定罪，對留下的妻兒進行加倍的政治迫害和肉體凌辱，甚至實行無限期的「父債子還」。
於是，當時的上海民間出現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詞，叫作「黃浦江裡拍合家歡」。在深夜，大老板們會給妻子換上最漂亮的旗袍，給孩子們穿上最整潔的衣服，用繩子把全家人的腰部牢牢地、一圈一圈地綁在一起，來到黃浦江邊，全家人抱成一團，一躍而下。
這，才是「三大改造」和「和平贖買」背後血淋淋的歷史真相。它從來都不是一場溫情脈脈的制度轉型，而是通過恐怖、凌辱和死亡，徹底打碎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脊梁。
每一個在五反運動後活下來的人都清清楚楚地記得1952年那些長夜裡的慘叫，以至於到了1956年「公私合營」大張旗鼓推開時，那些殘存的資本家們在刺刀的陰影下，滿臉賠笑地敲鑼打鼓，「心甘情願」的把全部財產拱手奉上。
「需要」是無奈，「消滅」是理想
歷史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散。當新華社在2026年重提「三大改造」，為當年的強取豪奪唱贊歌時，一個殘酷的政治邏輯再一次赤裸裸地擺在所有人面前——需要民企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民企才是崇高的理想。
對中共而言，容忍民營企業、承認私有產權，永遠只是迫於形勢的無奈讓步；而消滅民營企業、將財富全數收歸國有，才是其意識形態中最崇高、且從未放棄過的共產理想。
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允許私有制在夾縫中生根發芽，不是因為體制認同市場經濟，而是因為當年的國民經濟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邊緣。為了解決數億人的就業，為了賺取外匯，為了給體制重新注入血液，權力層不得不做出「戰術性撤退」。
然而，獨裁政權從未真正把民營企業家當成「自己人」。在高度集權的政治基因裡，臥榻之側，絕不容許自由資產安睡。一旦中共自認為羽翼豐滿，或者政權再度感受到統治危機時，那種對民間財富的原始貪婪，那種消滅私有制的共產本能就會瞬間復活。
2021年7月，河北大午集團創始人孫大午，被以「尋釁滋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一系列專門針對民企的模糊「口袋罪」重判18年。
大午集團是一個擁有28家子公司、資產估值至少51億元人民幣、賬面現金極其充裕的龐大實業集團。體制在剝奪它時，沒有發布一份「沒收」通告，而是精明地套上了現代法治的外殼——司法拍賣。在短短幾天內，中共將大午集團的全部資產以區區6.86億元的荒謬低價，強行「司法拍賣」給了剛剛成立僅幾天、具有地方國資背景的傀儡公司。
孫大午全家身陷囹圄，幾十年心血養大的企業一夜之間被紅魔吃的干干淨淨。這種用法律條文包裝的財產剝奪，其精細與殘酷程度，比起當年的清產核資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只是底層的實業家，連一度風光無限、掌握著時代風口的互聯網科技巨頭，在強權面前也必須得低頭「吐血」。
2021年，在「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反壟斷鐵拳重擊下，各大互聯網巨頭被處以數以百億計的巨額行政罰款。為了政治防御，巨頭們在2021年下半年被迫卷入了一場驚人的、形同大吐血的「自願捐款」競賽。
騰訊控股率先在2021年4月和8月分兩次砸下共計1000億元人民幣，啟動所謂的「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和「共同富裕專項計劃」，定點向中共指定的鄉村振興、低收入群體增收等項目輸血；阿裡巴巴緊隨其後，在同年9月高調宣布在2025年前累計投入1000億元人民幣，設立「十大行動」直接對接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拼多多則直接宣布設立「百億農研專項」，將其連續幾個季度的全部核心利潤毫無保留地全數上繳，由董事長親自盯盤直至扣滿100億。
這筆錢雖然掛著「企業慈善基金」的名頭，但其支配權和投向必須完全契合中共的大政方針。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變相征稅，而是現代版的「破財消災」。
而中共手上比收繳利潤更可怕的，是「特殊管理股」制度，也就是俗稱的「金股制度」。中共背景的基金或網信辦背景的公司，僅需出資購買民企 1% 的股份，就能憑借公司章程獲得董事會的一票否決權。
無論創始人擁有多少股份，只要官方派駐的董事動用「一票否決權」，就能一槍斃掉企業在內容審查、數據跨境、核心高管任免以及重大投資上的任何決策。這就是中共所謂的「四兩撥千斤」——不用承擔市場風險，不用背負企業盈虧，僅僅依靠 1% 的制度化槓桿，就徹底抽空了科技巨頭的自由意志，將其降格為替體制保管財富與大數據的「高級賬房」。
如果說金股是針對頭部巨頭的精準打擊，那強設黨支部就是針對所有民營資本的全面陣地戰。
在過去，私營企業設立黨支部，往往只是掛個牌子，是政治點綴，不參與任何實際經營。但近年來，中共通過修改法律和強力行政施壓，徹底重構了黨支部在民企內部的權力生態。
中共首先從「法理」上完成合圍。通過強行推動修改民營企業的《公司章程》，把「黨建工作」以法定條文的形式死死嵌入企業的最高法律文本中。章程一改，性質就改：黨支部在企業內不再是邊緣化的聯誼組織，而是「搖身一變」，成了凌駕於董事會、管理層之上的隱形指揮部。
在具體的運行邏輯上，中共推行了極為霸道的「前置審批」和「雙向進入」機制。
什麼叫「前置審批」？就是民營企業在做出任何關系到企業生死存亡的重大決定時，管理層或董事會沒有權力直接拍板。無論是幾十萬以上的資金劃轉、核心高管的任免、企業下一步的擴產投資，所有這些方案在正式提交董事會討論之前，必須首先送交企業內部的黨支部進行政治審查和安全評估。如果黨支部不點頭，董事會連開會討論的資格都沒有。
更窒息的是「雙向進入、交叉任職」。體制強行讓黨委、黨支部書記進入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或高管層。很多時候，這個所謂的「黨委書記」是由地方組織部門直接指派，是一個完全不懂市場、不懂技術、只懂政治審查的政工干部。
這就產生了一個極度荒謬的現象：在一家自負盈虧、由私人資產佔絕大多數股本的民營企業裡，真正承擔市場風險、對盈虧負責的創始人被架空；而掌握著企業最高指揮權和決策權的政工代表，既不需對企業盈虧負責、也不用承擔任何市場風險，他只要把上級黨組交給的政治任務完成好就可以了。
這種權力顛倒，在保留「民企」外殼和「私人承擔虧損風險」的同時，將企業運行的方向盤徹底交給了中共的意志。強設黨支部，不是為了協助民企發展，而是為了在企業內部拉起一條無形的韁繩。它讓民營經濟在事實上變成了中共的行政附屬品，隨時聽候調遣、隨時准備為黨犧牲。這就是現代版的「公方代表進廠」——不流血，不見刀光，卻完成了最徹底的資產侵奪。
中共為什麼非要在號稱「改革開放」了的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韙，重提「三大改造」、高調贊美消滅私有制呢？
就是因為現在的中共體制，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山窮水盡的最後階段。
大船將沉。為了維持政權的運轉，中共必須在最後的風暴來臨之前，把所有的社會存量財富，通過「新時代的三大改造」，強行裝進國有的「戰時保險箱」裡。重提公私合營，其實是全面轉向「計劃經濟」和「戰時集中管制體制」的政策動員。
大幕已經拉開，合圍正在加速。在此衷心希望所有中國當代的民營企業家，能夠辨析歷史，看清共產主義的真面目，不要重蹈七十多年前那些全家共赴黃泉路的民族資本家們的悲慘老路，給自己和家人選擇一個光明美好的未來。
感謝您收看本期節目。如果您覺得今天的內容對您有所啟發，歡迎您在評論區裡留言。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中南海解碼》）
△
|
| 文章網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6/6/25/95653b.html |
|
 打印機版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