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美国青年:我的母亲像铁链女 我是底层多余人(视频)
 
2023年7月15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三十出头的周雨,他的母亲经历了与铁链女相似的苦难,而他自己是中共一胎暴政下的“多余的人”,尝遍了中国底层贫民的种种痛苦,最终决定逃离中国。他与女朋友走线穿越巴拿马雨林,艰辛的闯过一个个难关,终于来到美国。他说:我每天早上站在我住的小区,看着蓝天白云,感受着清新的空气,“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恩赐……阳光洒在肩头,彷若自由人。很美好,这一路受的苦都值得。”

大家好,欢迎收看周五(7月14日)的《新闻大家谈》,我是扶摇(主持人)。

今日焦点:一胎暴政下,他成“多余的人”;母亲经历似铁链女,童年阴影抹不开;青春期重大医疗事故,昏厥在手术台;走进温州工厂,感受悲伤的底层之恶;三年疫情封控,一场抑郁噩梦;终于逃离中国,抵美逐梦。

有这样一个青年:他在中共“计划生育”暴政下出生;在母亲被贩卖到村里、长期遭暴力殴打的阴影下成长;少年时期,又因医疗事故险些丧命,后来中断学业,从农村走上工厂流水线,遍尝中国底层的心酸。

在三十岁出头的年纪,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离开共产中国,走线去美国实现人生价值。现在,他已经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他就是我们本期故事的主人公——周雨,我们请他来分享人生故事。首先啊,周雨说自己从小就讨厌共产党,这是为什么呢?



讨厌中共:计划生育让我成“多余”的人

周雨:大家好,我叫周雨,今年32岁,我来自中国安徽。

我之所以从小就讨厌共产党,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它不是对整个制度的思考,因为那时候很小,不懂什么是制度。这种本能的反应就是因为我的出生以及成长的90年代,中国政府正在实行非常严酷的计划生育制度。因为我是家里出生的第二个孩子,所以我们家也被这种制度迫害。

每当村干部堵在我们家门口,催收计划生育罚款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群人非常讨厌,而且给我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不配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如果我不出生,我的父母面对他们也就不会这么难堪?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非常反感他们,也讨厌自己。

因为这个政策,让我的童年就觉得我是多余的,我觉得我是一个负担、是一个累赘,所以我从小就很内向,也很胆小。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有一头驴,这头驴子给我们家干了很多农活,但是后来也是因为交不起计划生育的罚款,被村干部给拖走了、给拉走了。

我有一个小学同桌,她是个女生,她也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她家的房子都被扒了,所以她父母给她起了一个小名,就叫“扒屋”,就是扒房子的意思。

我有一个发小,他的名字就跟计划生育有关。因为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不允许他们家再生了,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是躲在一片芦苇地里面生的。生下来之后,给他取的名字就叫周非要,就是我非要这个孩子,所以叫周非要。这个名字就充满了时代的烙印,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卖到村里的妇女很多:这是一种集体的恶

扶摇:除了“计划生育”留下的阴影,周雨的童年,还目睹了母亲的不幸遭遇。

周雨:我们村不仅有……像我妈妈是从云南被买卖过来的,我们村还有很多从四川、从其它地方,贵州买卖过来的妇女。我们族里面差不多有十来个妇女,我都喊他们婶婶、大娘什么的。她们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从偏远地区被买卖过来。

当然原因我不知道,她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我妈当时是,说起来很荒诞你知道吗,我妈是我舅舅亲手卖过来的,卖给我父亲的。然后我族里面有一个婶婶,她跟我妈是邻村,在云南那边相邻的一个村子里面,她也是我舅舅卖过来的。相当于是我们村里有三四个妇女,都是我舅舅卖过来的。听起来很荒诞是不是?

因为在那个年代,我在2017年、18年两年,我过年的时候春节去舅舅家,就是云南,那是我第一次去云南,我去那里过节。我就发现那边的交通很不方便,真的是住在大山窝里。在八九十年代的话,那些年轻的女孩她们也渴望走出大山。然后就是一种……再加上有一些中原地区的人,比如说河南、安徽跑过去,有时候买个媳妇,她们就稀里糊涂的。一方面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一方面是信息的滞后,她们也不知道,中原地带同样贫穷、同样地愚昧,她们根本没有想象到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就稀里糊涂地过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集体的恶,(政府)不会管的。因为就是村长他的家族里面也会有这种,比如说他族里面他的兄弟,他也会有这种买卖妇女的需求,因为他娶不到媳妇。这是一种非常愚昧,非常邪恶的一种,就是集体的恶吧。而且它到现在还在延续,当然现在少很多了。

这些妇女她们来到这边的话,因为她们自己也没有想像到是要经历怎样的一种生活,基本上就是要经历几年的殴打,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殴打。就是比如说,我花钱把你买来了,你就是我的物品,我首先要用暴力的手段将你驯服。所以刚买过来几年,她们就会经历很多殴打,一直打到你不敢走为止。

因为她们来了之后,有很多妇女她们发现,这边的生活和她们想像的完全不一样,她们就想着离开。但是在农村,在九十年代,交通很落后,通讯很落后,她们根本出不去。如果她们想走,就会被邻居举报,甚至帮忙抓住她。

她们连赶集的时候,都要家人陪同、丈夫陪同,生怕她们跑掉,直到她们生下孩子。所以就是,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非常不好的观感。就是一种……类似于我花钱的,你就是我的私人物品,他没有对人、对女人的这种基本尊重。像我们村那些买来的妇女,基本上都会经历长达十年、数十年的殴打,包括我的母亲也是这样。

我的母亲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心中积攒了很多仇恨,我有时候会劝她放下,因为人生短暂,我不想让她带着仇恨过完一辈子。我就是经常去耐心地开导她。但是说真的,我这种安慰、这种劝阻,收效甚微,因为长达数十年的这种……就是类似于软禁的状态,就是长期的殴打,言语的辱骂,我这种安慰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仇恨已经在她心里面埋下了种子,并且发芽、开花。所以这是她们一生悲惨的烙印很难去抹掉。

我的老家就是跟徐州交界,四十公里左右,铁链女就是徐州那边的,江苏徐州,很近。我看到铁链女事件之后,就是让我回忆起乡村里那些被拐卖了的妇女。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偏远农村,我村里很多人都出去打工,因为在村里种地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了。很多人出去打工,包括那些被拐来的妇女,包括我妈,她们都出去打工。

那些妇女出去打工之后很少有回来,基本上都走了,要不就是回到自己家乡,要不就是打工在工厂里面,或者在别的城市,重新找人改嫁,或者和别的……重新找一个对她好的,去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她就不再回村里了,很多。

险因医疗事故送命 医院:你们告不赢

扶摇:周雨母亲终于离开令她伤心的村子。而周雨也在高一那年,去工厂找母亲一起打工。他为什么选择辍学呢?

周雨:也是家庭的变故吧。那时候父亲他中风,我那年也生了一场大病,然后整个家庭就……因为你知道在中国生病,尤其是生大病、重病,算是一种很大的灾难,对于家庭来说,因为医疗没有保障嘛。我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其实就是肠道阻塞,因为吃东西不消化,算是医疗事故吧,我觉得。

我一开始是,我妈妈带我去我们镇上的医院,我的婶婶就在镇上的医院做那个手术助理。去那个医院检查,那个医院给我诊断就是误诊,我是肠道阻塞,他说我是阑尾炎,其实我是肠道阻塞,然后他就手术,安排手术把我的阑尾给摘了,把阑尾给割了。割完阑尾之后第三天,因为阻塞它还是疼,特别疼,因为我就无法正常排泄,我的肚子就胀,就很痛。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重新给我复查,说是肠道阻塞。这次是查对了,又给我安排手术,三天做了两场手术。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十四岁左右,那时候很小。然后安排手术,三天两次手术。当时做完手术就舒服很多,然后在床上躺两天又复发了,因为没有取干净,就是那个阻塞物它没有取干净,又造成新的阻塞,这就是医疗事故。

然后就不能再进行手术了,因为频繁的手术……我那时候很小,十三四岁,无法经受这样频繁的手术,就采用保守治疗的方法,就在我身上,还有鼻孔里插那个排胃液、排一些液体的管子。然后可能让我胀气会舒服一些,排气之类的。就这样保守治疗,还是没有任何起色。我的身体一直在消瘦,因为不能吃东西,因为肠道堵塞,吃任何东西都会堵塞。

我每天就是靠着输液来维持生命。一直到第三个月,第三个月的时候无法再坚持了。然后我妈带着我去徐州市里面一个医院,一个很大的医院,进行第三次手术。

我那个手术的过程还是很惊险的。那时候我的体重很瘦很瘦,可能只有四十多斤。我第三次手术完,称重的时候只有48斤,我那时候是十三岁还是十四岁,只有48斤,非常可怕。

我在手术台上输了很多血,最可怕的就是手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我身体频繁地使用麻醉剂,它产生了排斥效果。在手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麻醉失效了,我就躺在手术台上,我在清醒的状态下,医生为我做手术。就那种疼痛啊,我就是躺在那里,因为我手脚是被绑起来的,我动不了,我也没有力气动,我失了很多血。

在那种状态下,就好像躺在地狱里,因为他们在清理我的肠道,那种剧痛,就是我喊也喊不出来,没有力气。最后我就疼得昏过去了,几乎是昏死过去了。手术勉强结束之后,我被推出手术室,我当时是昏迷的状态。然后我的婶婶告诉我,所有人看到我都非常害怕,害怕我会死掉。

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妈妈想在我手术结束后,去起诉那家医院给我误诊,就是我们镇上那个医院。但是镇上的医院通过我的婶婶,因为我的婶婶在那上班,通过我的婶婶、以及村里的干部,向我们家传话,向我妈传话,说你们不要想着告这家医院,你们告不赢了。

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摇摇欲坠,我生了这场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欠了很多钱。我父亲中风,他也没办法出去工作,整个家庭都散了。我哥哥还在读高中,也需要学费去念书。所以我妈妈就选择放弃了,因为也知道确实告不赢他们。那个医院而且还是公立医院。然后我妈妈就选择南下,去温州打工。

我在家里养病,休学养病养了一年,然后又继续读书。读到高一的时候,我就也选择去温州打工。因为那时候家庭这种变故让我变得很叛逆。我就觉得人生没有盼望,在那种封闭的农村,落后的这种学校,人没有盼望。于是我就去了温州,去找我妈妈,我进了工厂。

到“另一个底层” 体会农民工乱象与心酸

扶摇:在工厂,周雨亲眼目睹了另一种底层群体的困苦。

周雨:(我那时候)很多想法,因为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中国农村的最底层。然后我去了浙江温州,就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城市。我去了另外一个底层,就是从农民底层进入工人的底层,在工厂里面做工。

温州是中国的鞋都,他们生产很多皮鞋、各种鞋子。我就在皮鞋厂里面上班,就是在流水线上做皮鞋。我就看到另外一种景象,也是一种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生活状态。你看那些工人的状态,看他们的表情,就是麻木、不知所终。

很多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那时候17岁、16岁就去了温州。因为他们就是一种……因为是最底层,他们脸上那种苦闷、那种无助,甚至底层人那种恶,都写在脸上,很明显。我为什么说底层人的恶呢?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温州我就经历过抢劫。抢我的人并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人,他们都是附近工厂的你知道吗?

附近工厂的那些工人,他们一旦失业了或者是闲着无聊,他们就会出去抢劫。我们工厂里面,包括我在厂里住的宿舍,我那些工友他们也“邀请”我出去抢劫。对,你没有听错,就是邀请我出去抢劫,就是在工厂里面每个月有一天休息时间、放假,每个月1号放假,基本上工厂都是这样。

他们的生活状态很糟糕,放假的时候,不是去网吧通宵就是去赌博,要不就去嫖娼,要不就出去做一些坏事。我们宿舍里的那几个人就邀请我出去抢劫,就说你只要去壮个声势,多一个人就行了,你不用动手。

我觉得我要离开这个群体,因为这个群体是中国最悲惨的群体,他没有任何权益。如果你在城市生活,你在城市经营一份生意,那个时候中国经济还在增长,在那个状态下,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城,你有自己的一份谋生手段,你都要比在沿海城市打工生活要舒服很多。哪怕你在镇上的集市上摆个摊子,你都要比那里的生活状态好很多。

所以我在那里,在温州、在江苏苏州那些工业城市辗转漂泊了几年,我觉得我一定要离开那个生活的圈子。我不歧视他们,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悲惨的生活状态。你知道我在工厂宿舍里住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读书,只有我一个人读书,还在坚持读书,因为我从小爱读书。

后来我还去过一些其它城市,再后来大概是到了2010年,我就回到温州待了半年,然后我就回到我们老家县城,离开那个生活圈子了,农民工的圈子。

那个时候我朋友经营着一些网站,就是一些什么类似于阅读网站,比如说古诗词之类的。我就帮他做编辑,每天帮他采集数据呀,都是很简单的活。那个时候我在县城也买了一个房子,就是我自己2010年、2009年在温州打工,攒了几万块钱,然后父母再给一些,我妈妈再给我一些,我就在县城付了首付,买了一个房子。因为那时候房价很便宜,首付是8万多,我记得。

然后就在县城待下来了,帮朋友做网站。但后来也没有维持太久,我就去了合肥,安徽的省会合肥,去做销售。就这样辗转混了几年之后,2015年、16年,我去了北京,在北京的话,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在写小说,在北京我就应聘公司的文案这个职业,因为我觉得我是有这个才华的。在北京半年,经历了两家公司,就做文案,两家公司我都是做文案,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卖床上用品的。这两家公司做文案,前后半年我又离开了北京,我就去了南京。

在南京我就开始做自媒体写作,因为那时候“今日头条”崛起,自媒体时代来临。我就开始在各个平台上,比如说百度、百家号、今日头条、头条号,阿里的大鱼号,就各个平台上面入驻,写一些文章来赚钱。

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那些自媒体、那些平台处于一种爆发的状态,一种所谓的红利期,我觉得我赶上了。我那时候写自媒体收入还行,比上班要舒服很多,要赚得多,所以我也不想去上班。我觉得自由自在也挺好,我可以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然后我在写自媒体的时候,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看电影,去听音乐,去旅行,挺好的。我这个工作大概做到2019年。如果我上班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出去旅行。我2018年去了日本旅游,2019年去澳洲旅游,这是自由职业给我带来的便利。2019年年底,那个时候是11月份去澳洲旅游,回来之后不到一个月,疫情就爆发了。

三年疫情封控:经历一场噩梦

扶摇:周雨比较理想的生活状态刚刚开始,疫情就来了。疫情三年中,中共实施极端封控政策,在中国制造了无数人道惨案。在这期间,周雨经历了什么呢?

周雨:我觉得疫情三年封控,这三年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这样,可能有些人意识不到。

首先它对经济的伤害是毋庸置疑的,它不是那三年就能结束的。疫情封控、“动态清零”,它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现在还没有结束。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那三年是非常非常抑郁的。我算是比较运气好的,因为我只经历两次封控,第一次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我被封在家里三个月,每个星期一家只允许一个人出去买一次菜。

那三个月的话,我基本上就是在看电影中度过,一天能看两到三部电影,每天就躺在那里无所事事,也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就是在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然后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场疫情可能会导致我很久没有办法出国。我是2018年第一次出国,2019年第二次出国,2020年疫情爆发。我本来打算是每年出去旅行一次,但是随着疫情爆发之后,我就打消了这种念头。

再后来就是疫情的防控变得更加可怕,到处需要做核酸,去任何地方都要出示健康码,甚至强迫打疫苗。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

我没有去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轻度抑郁。因为我走在街上,有时候汽车从我跟前驶过,我都想钻到车轮底下算了,就是那种状态,很痛苦,每天都很痛苦。还有社区的人敲我的门,让我去打疫苗,我是拒绝的。

但是如果不打疫苗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进出小区,就躲着他们。有时候他们敲门我也不开,我就假装屋里没有人。反正这三年就在这种压抑的状态下。当然我没有度过完整三年,我是2022年9月份离开中国的。

扶摇:2022年12月,周雨在走线途中遇到一位经历上海封城的山东小伙子,也了解到他当时的遭遇。

周雨:我们是在巴拿马走出雨林,巴拿马第二个难民营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坐车,坐大巴车去戴维城,去戴维城的路上,他坐在我的旁边。他的手机一直是没有电的状态。大巴车带我们开了很远,我们手机才有信号,他当时用我的充电宝充电。

他的手机开机之后,他就马上跟家里人联系,告诉家里人他平安了,他已经走出雨林了。但他父母就骂他,就说你乱跑,你为什么要出国?就巴拉巴拉巴拉,一边是担心一边是不满意他出国。他就在电话里跟父母争吵,然后他跟我说,他经历了上海封控。

两三个月时间,他就是靠几袋压缩饼干、还有自来水度过这几个月封控。他给社区打电话,没有人管他,他从网上、从电话里找了很多求救的渠道,但是都没有人管他。每天就吃一点点压缩饼干,也不敢多吃,因为他不知道疫情封控会封到什么时候。他不敢吃太多,他每天就吃一点,然后喝自来水,没有水喝,只能喝自来水。

他那个时候也瘦了二三十斤吧,瘦得只有九十多斤,本来也不胖的小伙子。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他告诉我,他选择走线这条路,就是哪怕死在雨林里、死在路上,他也不会回中国。

他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反问父母,你知道习近平的女儿在哪儿吗?你知道他的亲戚都在哪些国家吗?当然这种争吵是没有意义的,后来他挂了电话我告诉他,我说你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安慰你的父母,告诉他们你平安了,让他们别担心,你跟他说这些没用。

因为那一代人是长期被共产党各种蹂躏、各种残酷政策的蹂躏、各种洗脑走过来的,不是你在电话里争吵三言两语就能说通的,就能把他们说明白的。我说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安慰他们,如果你想说通他们,需要你长期坚持不懈地、有耐心地和他们沟通。他当时就因为父母的不理解,然后再从雨林出来的这种艰辛,当时在车上他都想哭。

习近平修宪后 周雨决意离开中国

扶摇:没经历过差点被中共活活饿死的人,或许很难体会山东小伙说出“哪怕死在路上,也不回中国”时的心情。

那么,周雨又是什么时候萌生要离开中国的念头,原因是什么呢?

周雨:我是2017年就决定离开中国的,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去哪、很迷茫,就想着离开。然后2018年我去了日本旅游,因为虽然我不知道去哪,但是我想出去看看。我去日本旅游回来不久,那时候也是秋天,习近平就修改了宪法,他就做了皇帝,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期限。他做了皇帝之后,我就更加坚定我要离开。

因为本来中国就是一种半极权的状态,当然它是一党专政,但是在党内它还是有一些所谓的什么换届,十年换一个人来管理这个国家,它起码还有点脸在说,我觉得。但是自从习近平修改宪法之后,我觉得他们是彻底不要脸了。

然后2019年我就去了澳洲,我觉得澳洲挺好。回来之后就感受到疫情爆发了。疫情爆发封了几个月之后,2020年9月份,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然后我们在一起生活。她是乡村老师,她那时候刚刚当老师。

2021年,我带她看了六四的天安门纪录片。在这之前,我就是偶尔地会告诉她我想出国的念头,以及国外的好、中国的不好这种对比。她也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她就听我说,她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她也没有说要和我一起走,也没有说不和我一起走,她就在思考。

直到2021年,我带她看了一个下午,我带她看了六四纪录片。看完之后,她就决定出国。因为本身她自己是一个老师,她那个时候大概当了一年多的老师,基本上能看到很多中国教育的弊端。因为在学校里,每天最重要的事不是教学,而是做很多跟教学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学习习近平思想,写一些报告,或者是搞一些疫情防控的事情,跟老师没有任何关系,跟教育没有任何关系。

她觉得很恶心,觉得在中国当老师是一件很悲惨的事。工资又低,然后你如果抱着一种,比如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种想法,你去当老师,你会觉得很失望,因为现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把控首先就是从学校开始,中国的所有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党校,没有真正的学校,很可怕。

我带她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她就决定要走。我当时已经研究出离开中国的办法,因为那时候中国政府说,以疫情防控的理由限制中国人出境,非必要不出境,只有留学和工作才可以出去,就是你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海关才会放行。于是我就带着她在网上找中介,找到了一个新加坡的工作,交了中介费,然后拿了新加坡那边公司开的证明,证明我们是去新加坡工作的,以及跟中介公司签的合同,我们就拿着这些材料去我们市里面带她办护照,因为她没有护照。

从穿棉袄一直办到2022年穿短袖,才把护照办下来,跑了4次。我们市里面那个出入境大厅,跑了4次,每一次他都像审特务一样审我们,把那个合同一字一字地抠,每一次都让我们补上新的材料,跑了4次,才把护照办下来。

然后2022年9月16号,我送她去浦东机场,她就先去新加坡,因为我们工作不一样,我那个合同出得比较慢。她是9月16号从浦东机场飞新加坡,当时她出境的时候还被浦东海关查了手机。然后感触最深的就是,浦东机场一个外国人都见不到,那是国际化的大机场,居然一个外国人都没见到。

我和我女朋友不敢住酒店,就在机场椅子上睡了一夜,很疲劳很累,很多人都在椅子上睡,都不敢住酒店,因为怕疫情封控,酒店说封就封了,就会影响第二天的行程。所以我们就在机场侯机的椅子上睡了一夜,很累,很多人都是这样睡的。

我不知道那些人出去还会不会回中国,因为那时候流行一个词叫“润”,我相信你也听过。然后第二天排队登机,我就目送她,她在海关那里被查了手机,问她为什么要出国,去新加坡做什么工作,和谁一块去,都要一一作答,查得很严。

一个多月之后,11月9号,就是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是从厦门飞出去的,厦门那边比较宽松,查得没有这么严,就问我两个问题,就是你去新加坡做什么工作,然后新加坡有没有熟人,然后我就如实回答,就放行了。

当然了我后面那几个,就是过了海关的,我们在侯机的时候问他们有没有被查,有两个人说被问了很久,被盘问半个多小时,也被检查了手机,我当时还是挺幸运的,就两个问题就放我走了,就这样。

滞留墨西哥42天 入境美国后大哭

扶摇:周雨和女朋友先后抵达新加坡。不过,他们只那里短暂停留,就决定走线去美国。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哪些事?

周雨:我的女朋友在新加坡工作一个多月,然后我去了。我去了之后就在那等待,等待的过程中,我在那等了10天,公司迟迟没有安排我去上班,我就不想等了。然后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就跟女朋友说过走线的事情,我们就决定走线。

正好我国内有5个朋友,一家四口加上另外一个朋友,他们是从澳门出境,然后我们商量好一起走,于是我们就去了土耳其,我们在土耳其会合的,然后我们就一起走线了。

其实我不喜欢新加坡那个地方,因为新加坡它也没有很多自由,它也是一个独裁政府,可能比中国相对要好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家长式管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新加坡那种环境。

(走线)我觉得忘不了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走雨林和进雨林之前坐的那两段船。就是在内科克利,哥伦比亚边境小城内科克利要坐一段。第一段船还是很安全的,那个船是观光旅游船,就是快艇。坐那个船之后,那是第一段船,然后交了钱坐船,但是白天走,那个船很安全,是旅游观光的,然后就到一个地方停留,那个地方叫……我忘了名字,在那里停留要等到天黑,等到天黑才能出发坐第二段船。

第二段船的话就很小,那个船很小很拥挤,而且是夜里出发。白天的话不可以走,因为巴拿马海警不让入境,只能夜里走。那个船很危险,曾经有人就是有偷渡客坐那个船,翻船死掉。那个船挤了二十多个人,我记得。然后我就被挤在那个船边上,我就手死死地抓住(船),生怕被那个海浪给晃掉。

船开得很快,它在海上就是蹦蹦跳跳的那种开,因为浪忽高忽低,它就蹦蹦跳跳的,然后我就死死地抓住,死死地抓住。那个海水,加勒比温热的海水,又温热又咸,就扑打在脸上。然后(我)就使劲地擦,越擦越咸,越擦越咸,很危险那个船,真的很危险。

那个船每年都会翻几次,我听说都是。之前有一个偷渡客,中国偷渡客,就在那个船上翻掉,但是他没有死,他被救上去了,然后同船的死了两个人,很危险。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忘的经历。

还有就是走雨林,走雨林很辛苦,如果运气好的话,一天多、两天就出来了,我们运气不好,一直下雨一直下雨,我们走了三天半,第四天中午才走出雨林,当时已经没有任何食物了。我最后两天就是一天三根士力架,然后喝山泉水,这样冲过来的。走出雨林的时候再回头看,不敢想像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

扶摇:走墨西哥那段时间,周雨还被抓了两次,这是怎么回事?

周雨:走墨西哥的时候,那段时间因为墨西哥对移民的偷渡客、非法移民的管控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我在墨西哥,我们几个人,我和我女朋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3个人在墨西哥滞留了42天。我那个朋友一家四口,因为他们带着孩子,移民局没有抓他们,直接放他们走,所以他们比我们先到美国1个月左右。

我们在墨西哥42天,被抓了2次。墨西哥比较艰难的原因是因为,他抓到你之后他会关押你几天,那是一种惩罚。他关完你之后,他不是就地释放,他把你往回拉。比如说我是在墨西哥城,我第一次被抓是在墨西哥城被抓的,然后被关了4天把我们释放,把我们放在一辆大巴上,大巴车上全是释放的,有南美人、有中东人、有中国人。

那个大巴车就往回开,开到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边境。你要重新走,你懂我的意思,你要重新走。所以就第一次我们3个人是被拉到那个地方叫塔巴斯科,墨西哥的一个城市叫塔巴斯科,那个地方盛产辣椒,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第一次被拉到那里释放。

在那里待了两天,然后我们就买大巴票,再往墨西哥城去,结果还没有走出那个塔巴斯科城市,又被抓了,那是第二次被抓。第二次被抓之后,在塔巴斯科的移民监关了一天,关了一天就释放了,相当于我在墨西哥一共被抓了2次,一共关了5天。

放出来之后我们就不敢走,因为被抓住被关起来那种滋味真的很难受很难受。我第2次被抓的时候,她让我们下车,那个女的移民局的执勤人员,她让我和我女朋友下车,我们就不愿意下车,然后她就用手掌用力地击打我的后脑勺,打了3下,然后我女朋友就抱着我哭。她就为了揪我们下车,她掐我女朋友这里,手腕都掐流血了,我还有照片呢。后来出监狱的时候都结了痂,我给拍下来。

然后我们在塔巴斯科那个城市不知道怎么走,我们就在那里停留了12天。后来我们找到办法,我们就去了墨西哥城,第二次到达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城休养了两天。

然后我们又去了边境城市华雷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走,就中国人很少有人走,中国人一般都是从蒂华纳那边进入美国,但是我们是从华雷斯那个城市进入德州。我们翻墙的时候大概是傍晚6点多,晚上6点多吧,就是过了那条河就到美国了。

当时我和我女朋友,还有我那个朋友,还有另外3个乌兹别克人,我们6个人一起翻越边境,就是跨过边境、跨过那条河。上岸的时候我就抱着他们在那痛哭,因为这一路走来,说真的雨林也好,坐船过海也好,那种辛苦都是短暂的。在墨西哥42天真是极度煎熬,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往哪走,没有任何办法,42天太漫长了,我们的运气实在是不好。

所以就是跨过美墨边境的时候,我这几个月积攒的情绪全部爆发出来,我当时就哭了,我抱着他们哭,我蹲在地上哭。那种感觉,就所有的情绪都释放了,我觉得我终于到美国了。

走线见闻:很多中国人 拖家带口不在少数

扶摇:“终于到美国了。”很多走线的中国人在踏上美国领土的那一刻,都有这样的感慨。

据路透社报导,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期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美墨边境逮捕了超过6,500名中国公民,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十五倍多。有评论人士说,这说明中共标榜的“中国梦”是一场噩梦,中国人“用脚投票”。

周雨在走线路上,就遇到很多中国人,而且有一个情况出乎他的意料。

周雨:在路上基本上,你吃饭的时候都能遇到中国人,我在厄瓜多尔……从土耳其说起,土耳其是我们第一站,我就遇到老俩口,他们应该都至少得60岁了,他们老俩口至少60岁他们还要走线。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出来?

他们是四川人,他说他们孩子、孙子都在国内,不愿意出来,他说他们俩就想出来,就觉得人生这辈子马上过完了,就想去美国闯一闯,去看一看,然后我就加了他们微信。但是后来我到厄瓜多尔的时候,我发微信问他们到哪儿,他已经把我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在厄瓜多尔停留的时间,停留了4天左右,基本上没遇到什么走线的中国人,都是当地在基多定居的中国人,餐厅老板什么的。

在内科克利那个地方,就是哥伦比亚边境内科克利遇到的中国人特别多。街上那些商店卖很多雨林装备的,比如说帐篷、靴子呀,或者是一些什么绳子呀,就是雨林用的那种登山杖,卖装备的店里面挤满了中国人,都是买装备走雨林的。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临时组了一个队伍,我们本身有7个人,再加3个人是10个人,我们10个人一起进了雨林,然后进雨林之后又遇到另一拨中国人,大概是多少人……6个人还是16个人想不起来了,也十来个人吧,我们当时是将近20个人差不多。

后来我听说走雨林,就是结伴走雨林最多的是49个中国人,同时进入雨林一起走,我们当时是20个人左右,不算多。出了雨林之后,到巴拿马难民营,第二个难民营,那个难民营大概容纳了500多个人,当然还有更大的地方可以容纳更多人。

当时我进去的时候大概有500人,其中300多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占大多数,都是从雨林刚出来的,状态都不好,都挺疲劳的,还有很多人受伤。在雨林里磕磕碰碰的,那个难民营里面有联合国派来的医生,会给你开药,做一些简单的护理,人道主义救助,里面有免费的食物,还可以洗澡上网,当然信号不是很好。

但后来在戴维停留几天,因为生病拉肚子,在戴维也停留了4天左右,也遇到很多中国人,在同一个酒店住的,然后你后面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很多走线的中国人。

有一点我是没有想到的,就是我没想到这么多走线群体里面,居然有这么多带着孩子的,我没想到。我本以为都是俩口子,或者是一个男的,但是我没想到有这么多拖家带口的。可能各有各的苦衷吧。比如我是觉得无法再忍受国内那种生活的状态,就是很不自由,而且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不自由,就是对言论的管控,对生活方面的,这种意识形态对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广泛,我觉得实在是忍受不了。

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因为疫情封控,导致他的生意失败,然后离开中国。

像我那个朋友一家四口,其实他们在国内生活很好,他们做生意做得也挺好的,在我们县开了一个理发店,那个理发店生意基本上是县城最好的,每天都很忙,挣的钱也不少,在国内有车有房。就是觉得不想孩子在学校继续被洗脑,走这条路也是为了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自己的人生也不想在中国这么浪费了。

在母亲支持下 开启在美新生活

扶摇: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为自己逃离中共而高兴、对开启新生活满怀憧憬,当然也与在中国的家人彼此牵挂。周雨这次出来,或许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和母亲相聚。他的母亲对此是什么态度?

周雨:我之前说我劝那个上海被封控的小伙儿,我告诉他,我说你不可能三言两语说通你的父母,你需要长期有耐心地和他们保持沟通,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和我的母亲就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和我的哥哥一直在给她灌输我们的想法,就是一直沟通,一直跟她讲一些很明显的(国内外)对比。就是说一些中国不好的现象,当然她也没有去过国外,但是这种长期的沟通是有用的。

所以我在去新加坡那天,(2022年)11月9号,我登机了,我过了安检,我说我已经通过海关了,我已经通过海关的盘问了,我已经到登机口了。我妈也为我高兴,因为她也知道通过海关的盘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可以离开中国。

然后我妈就给我回了一个微信,她就说:儿子,祝你早日实现梦想。意思……因为她知道我想去美国。所以看到这个信息,我也是挺感慨的,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次见到她。

我在新加坡我妈就和我保持联系,她就问我有没有上班,我就说公司还没有安排我上班。一直到我决定走线之后,我也没告诉她,我不敢告诉她,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一直在组织语言,看看怎么告诉她,让她接受。

在哥伦比亚我才告诉她,我要去美国,我要走很长时间。当然她也不知道走线是什么意思,我就跟她说,我要去美国,要走很长时间,可能有一段时间要失联,就是进雨林。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无论怎么跟她说,我觉得她都会担心,但是我就很直接地跟她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要走雨林,可能几天联系不上,我要走很长的时间才能到美国。

我就直接这么跟她说的,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但是没想到她就跟我回了几个字,她说:儿子,妈妈非常支持你的决定。她就这样跟我说。当时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因为说实话,走雨林我心里没底,我很害怕。所以当时的那种感触,心里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一方面是她对我的支持我挺感动的,一方面是我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危险。

其实话说回来也挺有意思的,走线这个决定其实是我女朋友做出来的。对,一开始我是不敢的,是我女朋友做出这个决定,然后我们7个人还聚集在一起,结伴出发。

扶摇:那么,现在来美已5个月的周雨,对新生活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周雨:这种感觉,说实话我还没有完全深入去体验美国的生活。现在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每天早上站在我住的这里,站在这个门口,小区里面,我就看着蓝天白云,感受着这种清新的空气,就是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恩赐,这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我就想到了电影《肖生克的救赎》里面有一句台词,阳光洒在肩头,彷若自由人。很美好,这一路受的苦都值得。

(接下来)就是好好生活,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是价值吧,好好地去适应美国的社会。因为从一个独裁的国家来到一个自由的地方,在那个国家生活二三十年,身上难免会带着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习性,我觉得都要慢慢去改。更努力地让自己融入美国这个环境,好好工作,好好回馈这个接纳我的国家,好好去热爱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扶摇:我们祝福周雨在美国能像他期望的,好好生活,实现人生价值,回馈这个接纳他的自由社会。

《新闻大家谈》制作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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