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为“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图右是因地主出身被暗杀的林野。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肖辛综合报导）中共以杀人起家，不但杀敌人毫不留情，而且杀自己同志也同样毫不留情。林野夫妇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被中共冤杀的党内同志。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1928年初参加朱德发动的湘南暴动，即任中共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 林野出生于地主家庭。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其父母及家人被当地中共农会在暴动中杀死。当地的农会共产党干部担心林野报复，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 中共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秋，中共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苏区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令他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苏区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时任中央苏区军区参谋长，后投降国民政府的龚楚的办公室，细声对他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 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据龚楚在其所着《龚楚回忆录》回忆，当时他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 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时任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 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话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林野的儿子林博济1924年出生。 1934年第四次反“围剿”时林野夫妇把他带回龙岩条围外祖母家中抚养，随外祖母长大。 林野死后，延安召开的党代会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为当年肃反扩大化中死亡的同志平反昭雪，林野也在平反之列。留于龙岩家里的林野的唯一的儿子林博济并不知道父亲的悲惨遭遇，更不知道什么平反。福建地方组织对此也毫无所知。 1949年5月，25岁的林博济在龙岩县军管会管理档案。1949年10月，中共建立非法政权。林博济认为中共这天下是父亲、母亲的队伍打下来的，他要寻找父母，得到自己应当得到的那份荫庇和光荣。但从1949年开始连续寻找六年，走遍了江西瑞金、于都那些当年的红色都城，杳无信息。突然在1956年的一天得到了一个噩耗，比父母死亡还厉害得多的坏消息。县政府人事科找林博济谈话，说：“你父母是叛徒，你不能在县政府工作，请立即滚开！” 林博济和他的儿女们开始背着叛徒家属的黑锅，在人们歧视的眼光中生活了一年又一年。 他们一家十多口人挤在龙岩市北市场边上一间破旧的阁楼里，贫苦无告倒是小事，三十余年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带给他们的折磨和羞辱令人难以想像。一家人经常抱头痛哭！ 井冈山时期，孙毅将军是林野的部下。林野是校长，孙毅是教务主任。八十年代以后，林博济托人辗转找到了孙毅，孙毅为他开具了证明。说林野是个好同志，当时贯彻极左路线，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革命同志都受到迫害，孙毅我随主力离开了瑞金，如果不离开，也在被害之列。 1985年春节前，林博济终于接到中共龙岩市委（今新罗区）《关于“二战”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平反昭雪的批复》，为林野夫妇平反昭雪，恢复了被残杀的林野夫妇的党籍。但林博济要求将父母评为烈士的要求却得不到满足，按政策规定，属于党内错杀的，1983年以前评为烈士的继续享受烈士待遇，没有评为烈士的只能按一般牺牲人员对待。 林博济本人由龙岩市政府收回，按退休人员处理。此时他已61岁，被驱离工作岗位也已经三十来年。 2009年，林博济的四儿林育健出差到江西，在赣州新华书店发现一本《中央苏区人物志》，书中载有祖父林野在1945年中共“七大”时被追认为烈士的材料，这才知道林野早在四十年代已被平反的事实。书本不能当作证据，他又四处奔波在北京找到档案材料，在证据俱在的情况下，2010年2月地方组织为林野夫妇恢复了革命烈士的称号。 上溯至林野的父母，林家四代人，上两代人死亡于红色革命的血腥，后两代人享受着革命血腥所带来的漫长的政治黑暗。 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的龚楚最终看到中共的残暴，毅然叛逃。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加了百色起义。起义后成立了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楚。 1931年2月，龚楚负伤，离开红七军休养。8月，进入红十二军，任34师师长。当年10月，他接到消息，他的讲武堂的老同学、在百色起义前被策反的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 龚楚得知，红七军到江西时被改组，二十多个干部被杀。李明瑞逃向白区，不曾想被身边的心腹卫士、受训过的特务员杀死。龚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中的派系斗争、倾轧和迫害。” 1933年5月下旬，时任第七军军长、政委的龚楚到江西瑞金参加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中央提出了“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的农民政策。在全场沉默中，龚楚站了起来，提出应“反对地主，中立富农，以稳定农村生产；以中农、贫农、雇农为基础，充实与巩固人民阵线”。 因“阶级意识一向薄弱”“右倾机会主义”，他受到开除党籍半年的处分。但两个月后，他的党籍便得到了恢复，并接替病中的刘伯承，代理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之后的一年，龚楚一直留在中央苏区。不断有他熟悉的人在肃反中被抓被杀。“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惶，不知死所，即高级干部也感到人人自危。”他暗暗萌生了“从速离去”的念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时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留在了中央苏区，不久被令收集野战军遗留部队，建立新根据地，并负责该区党政军事务。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央对龚楚的信任，让他独当一面，但他却觉得，自己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灭口。“毛泽东以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尊，也屡次受到开除、警告及留党察看的处分，那便是最好的榜样。” 龚楚带着1200人的队伍从江西突围，转至广东，到达湖南郴县。 1935年5月2日，他托词不舒服，早早休息了。待特务员睡后，他悄悄起床，留下了一封信给政治部主任： 何同志：你回来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的错。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的革命党了……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的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别。△ 资料来源：袁斌整理的中共罪行录，龚楚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