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

【人民报消息】五、歌舞未竟　三军解甲 最初的乐根本不是用来给人娱乐的，而是用来调节自然，归正天地万物秩序的，其效法超自然的神的智慧，以完美的天道法则为标准，能安抚万物，使一切回归大道，和谐而有序。因此，早期的乐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教化人心的工具。 乐对人心的教化作用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具备了，在历史的发展中也一直延续着这个作用，只是越到后面表现得越隐蔽、微弱，而乐的娱乐作用等反而起了主导。尤其到了近代后，这种教化作用几乎完全被破坏，慢慢成了败坏人心道德、放纵情欲的工具。 早期的乐除了教化人心，归正万物秩序等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信息传播与政令推行的工具。 古话说「四门贴告示，总有不识字的」，以文字传播信息、发布政令这是文字在民间普及以后的事。虽然文字在黄帝时就已经有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到文字，更不可能识字。在春秋时期开始建立民间私学之前，那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教育、识字，士以下的普通百姓是不能读书识字的。在商朝更是如此，商代连一般的贵族都不会识字，只有极少数与文字打交道的史官、巫觋或高级的贵族才能识字，普通百姓根本接触不到文字。再往前推，能识字的就更少更少了。 所以那时候信息传播、政令发布的主要途径根本不靠文字。比如舜在位时，曾将五种刑法以图画的形式画在日用器物上用来传播法律，这是其中传播的一种方式，但也不是最主要方式。那时传播信息、推行教化的一个主要方式是乐，这是乐早期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作用。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君王经常会派人到民间去采集民乐，后来称之为「采风」。像《诗经》中的《国风》部份就是从民间采集来的，「采风」一词也是这么来的，还有汉朝乐府等也是如此。君王派人深入民间「采风」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主要是用来了解民风民俗的变迁、倾听百姓的心声、了解百姓的生活与民间疾苦，以对照发现自己施政的得失。 乐在那时，是君王向天下发布推行教化，以及了解社会风气、倾听民声的重要渠道。君王将对天下的教化谱成乐舞，然后推行传播于天下，天下百姓在载歌载舞间同化君王的教化，润物无声。 在兵法中，孙子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用兵的最高境界。孙子在这里指的是用谋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如果连谋略都不屑使用，只是歌舞之间便令兵将解甲、远夷臣服，这又是何等的境界？ 在五帝时期，三苗部族时常作乱，破坏社会秩序，不服从统治，这一直是令当时社会头痛的问题。三苗源于蚩尤的九黎部落，蚩尤被黄帝打败斩杀后，其残部发展出后来的三苗族，其民风剽悍、野蛮善战、喜欢作乱、难以驯服。

《尚书》孔子授业图。

《尚书》中记载：舜帝时，三苗又不服从统治而再次作乱，舜便派禹带兵征伐。讨伐了一个月后，三苗仍然不服，禹也无法征服三苗。于是禹便听从伯益的建议，停用武力，班师还朝。退兵回来后，舜帝便大力施行教化，令人手执羽毛、盾牌，在皇宫的东西两阶之间大演乐舞，以示天下。教化很快通过乐舞传播开了，也传到了三苗那里。七十天后，三苗被感化，前来归顺，表示臣服。 不光歌舞可以屈人之兵，古人在两军对垒之中，在冲锋陷阵之时，亦能载歌载舞而战，其精神的力量非兵器能够摧垮。 据史书记载：武王伐纣决战朝歌之野时，仅率领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冲锋三千人，而纣王的军队是七十万人，众寡悬殊。 就在两军交锋之时，鼓声震天，武王军队踩着鼓点的节奏，歌舞大作，前头唱歌后面跳舞，迎向纣王大军，「歌舞以凌殷人」。面对如此气壮山河的阵容，商朝大军的精神首先被击垮，史书记载他们临阵倒戈，带领武王军队进攻朝歌，使弱小的武王摧枯拉朽般击败了强大的商朝，成为天下共主。这件事在《华阳国志》与《白虎通》中都有记载。 六、有乐几变　感天降神 早期的乐因为效法天地神灵的智慧，能够通神，所以主要也用作祭祀与沟通天地神灵的工具。 比如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不同的时间与场合使用不同的乐舞，祭祀不同的对像。 《周礼》记载说：在祭祀时演奏六代乐舞，演奏一遍，就感召来了鸟类和川泽之神；演奏两遍，就感召来了短毛的兽类和山林之神；演奏三遍，就感召来了鱼类和丘陵之神；演奏四遍，就感召来了长有细毛的动物和水边之神；演奏五遍，就感召来了有甲壳的动物和土神；演奏六遍，就感召来了麟凤龟龙和天神。 又记载：以夹钟律为宫音，使用雷鼓雷鼗，使用独生的竹子制成的管乐器，使用云和山上的良木制成的琴瑟，跳起《云门》之舞，冬至那一天，在都城南郊的圜丘一齐演奏起来，在演奏到六遍时，天神就会纷纷降临，这时就可以向天神行使祭礼了。 同样，在演奏《咸池》祭地时，演奏到第八遍时，会召来地神现身。据此记载，在周朝早期祭祀时，演奏乐舞确实能够感召神灵降世，亲身接受祭祀，这也是早期乐舞能够通神的力量所致。乐舞因为可以通神、降神，在当时便大量用于祭祀，于是便发展出了巫舞。 上古时期的「巫」，可不是现代人心中的那些巫婆神汉的概念。现代人所认为的「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装神弄鬼的，从事邪门歪道职业的人。上古时期的「巫」可不是这样，他们社会地位非常高，受人敬仰，很多同时又是部落的首领。上古的巫大多都具有神通，具有超凡的能力与智慧，能够通神，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在部族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国语》中记载：远古时只有精神专注、聪明智慧、光明圣洁、纯洁高尚的人，神明才会降在他身上，使他成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这样的人男的称为觋，女的叫做巫。 上古人类与天地神灵沟通的仪式，基本是通过巫进行的；而巫往往是通过乐舞这个载体来达到与天地神灵沟通，达到使神降临的目地。 从商朝留下的甲骨文中，关于巫舞的记载很频繁，尤其在祭祀和求雨时，巫舞几乎是不可少的。如：「庚寅卜，辛卯隶舞，雨。壬辰隶舞，雨。庚演卜，癸巳隶舞，雨。庚寅卜，甲午隶舞，雨。」 这里所记载的「隶（dài）舞」又称为「盘隶」，是上古求雨时跳的一种巫舞。古时候凡大旱必定会举行「雩祭」来求雨，「雩」是古时候求雨的一种祭祀。隶舞是雩祭时所跳的巫舞，一般舞蹈者是由巫担当的，有时帝王会亲自担当舞者的角色。如：「王乍盘隶」、「戊子贞，王其羽舞，吉」等，有商王亲自跳「隶舞」和「羽舞」的记录。 关于商王求雨，最早源于商朝开国帝王商汤，在历史上有著名的「汤祷桑林」的典故。 综合《淮南子》、《吕氏春秋》、《尸子》等众多古籍都记载：商汤推翻了夏桀，即位之初，天下连续五年大旱，颗粒无收。汤命史官在郊外燃烧柴薪，以牛羊猪作为牺牲，祭祀上帝，乞求降雨。汤在祈祷时引咎自责，列举了六条自己可能犯的错误，哀求上帝赐福降雨，但毫无效果。大旱延续到第七年时，民不聊生，汤又在桑林这个地方设坛，祭天求雨。史官占卜后说，要用活人作牺牲祭祀，上帝才肯降雨。汤说：祈雨本来就是为民，岂可因此而害民？便决定用自己充当祭品。他剪去头发指甲，沐浴洁身，再向上天祷告说：「我一人有罪，不能惩罚万民，如果万民有罪，都降在我一人身上，不要因为我一人的无能而伤害了百姓的性命。」祷告完毕便坐到柴堆上，正当巫祝要点燃柴薪时，大雨骤然而降，连绵几千里地，百姓一片欢腾，作歌作舞颂扬汤的大德，这便是《桑林》之乐的由来。 《桑林》之乐到了周朝时，仍然十分流行。庄子在描述庖丁解牛时，曾说庖丁的刀法、动作、节奏等，完全合乎《桑林》乐舞，将《桑林》之乐用在了解牛上，真是将乐舞用活用神了。不光是庖丁如此，那个时代人人都以会此乐舞为荣。

《泮宫礼乐疏》舞谱图。

《礼记．玉藻》中说：「古时候君子必须要佩戴玉佩。右边玉佩碰撞发出的声音应该是征音与角音，左边发出的是宫音与羽音，这样左右两边的玉佩在行走时就能发出音乐之声了。快走时要符合《采荠》之乐，慢行时要符合《肆夏》之乐。返身时所走的路线要符合规，呈圆形；转弯时所走的路线要符合矩，呈直角形。前进时，要将身体略俯，像作揖一样；退后时要微微仰起身子，这样，玉佩就会随着人体姿态的变化而发出和谐的乐声了。君子乘车的时候，能听到车上的銮铃、和铃的声音，步行的时候，应听到身上玉佩奏鸣的声音，因此一切邪念就不会进入君子的心中了。」 《周礼．大司乐》记载：天子慢走时要合乎《肆夏》的节奏，快走时要合乎《采荠》的节奏，乘车出行时也是这样。向后转、左右拐弯、下拜行礼等，都要合乎钟鼓的节拍。 这些史记具体的描述了先祖是如何使中华民族成为「礼仪之邦」、成为外邦羡慕与仿效的典范的。现代人对此感到好笑和费解，是因为现代人已经离道太远。 周朝的贵族子弟从13岁开始就要学习「六小舞」，15岁要学「象舞」，20岁要学习「六代舞」，不学会这些正统的乐舞无法踏入社会。 那个时期，上至天子，下到平民百姓，时时都沉浸在乐舞之中，处处都离不了乐舞，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形成了一个由神传乐舞所构成的敬神崇神的氛围。 七、巫风时兴　神迹渐没 早期乐舞之所以具备如此大的能量，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那时人类思想纯净，心诚意善，没有什么欲望和执著，单纯而简单，所以能直接与神沟通，将乐舞的能量发挥到极致。 慢慢地，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人类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大，心灵不再简单纯洁，社会人心也开始变得复杂而污浊。于是人们开始追求各种欲望享受，追逐物质利益，心灵被尘埃包裹的与神的间隔越来越大，人的神性的一面逐渐隐没了。 《尚书．伊训》中记载：伊尹训导太甲，说先王商汤曾警戒官员「敢有一天到晚在宫中跳舞、在室内纵情歌唱的，叫作巫风……君王沾染了巫风，这个王朝必灭。」 这个记载说明，乐已由早期教化百姓、感天通神等功用，慢慢演变成供人娱乐享受的工具。当乐沦为人类纵情娱乐的工具时，社会道德就堕落了，风气就败坏了，这个王朝就在走向灭亡。 《管子．轻重甲》载：「从前夏桀时，宫中养有女乐三万人，每天清晨高歌于端门，舞乐之声，大路上都听得见，她们无不穿着奢华的衣服。」 可见，在夏朝末期「巫风」就已经兴起了。当乐舞堕落成给人类纵情享乐的工具时，它那通神的能力就在历史中慢慢消失，其背后神奇的能量也越来越微弱。 《乐记》是我国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音乐论著，收录于《礼记》之中，成为儒家经典。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收录，但有微小差异，名为《乐书》。 《乐记》中说：「乐的作用是用来归正人心的，无论多么隆重的乐，都不是为给人极尽声情享受的；无论多么盛大的食飨之礼，都不是给人穷尽味欲的。举例来说，演奏《清庙》之乐所用的瑟，上面是红色丝弦，下边是稀疏的孔，一个人唱，三个人和，其目的显然不在于追求动听，但是内涵深远。又如大飨之礼，以水代替酒，盘子里放的是生肉生鱼，肉汁也不加任何调料，其目的显然也不在于追求好吃，但意义重大。由此看来，古圣先王制礼作乐，其目的并不是要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享受，而是为了教化人民清心寡欲，回归自然大道。」 「人的天性是恬静安宁的，后天受到外物的诱惑而躁动不安份，这是人的本性受到引诱而产生了欲望。人在感知外物的过程中，会产生喜好或厌恶两种情绪。如果人的好恶不从内心得到节制，而外物又不断的诱惑人，此时不加反省，人的天性就会慢慢丧失。外界事物的诱惑是无穷尽的，而人心又不加以节制，那物质就会把人心征服。人心被物质征服，就会灭绝天性，放纵人欲。人到了这一步时，就会产生忤逆作乱、欺诈虚伪之心，就会干出淫乱放荡之事。以至于强者欺凌弱者，人多的暴虐人少的，聪明人欺骗老实人，勇猛者折磨怯懦者，使有病的人得不到照顾，孤儿寡老无人抚养，这是大乱之道啊！」 「乐是让人快乐的。但是君子获得的快乐是因为用乐同化了大道，小人获得的快乐是用乐来满足了人欲。用天道来节制私欲，则会得到真正的快乐而不迷乱；放纵私欲而远离天道，就会迷失心智而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听奸邪的声音，人身上的邪乱之气就会被唤起，邪气成了气候，淫乐就会成为时尚。听纯正的声音，人身上的正气就会与之呼应，正气成了气候，和乐就会盛行……」 以上是《乐记》中的论述，根据这个标准，现代人类所流行的音乐、舞蹈基本大都属于「淫乐」的范围，起败坏社会道德的作用，所以神迹全无。另外，《乐书》中还记载着这么一个历史故事： 春秋时期，一次卫灵公到晋国去拜访晋平公，晚上时，他们住在濮水边的上等客舍中。半夜时分，卫灵公突然听到弹琴的声音，就问身边的人有没有听到，身边人都说甚么也听不到。卫灵公便召来师涓说：「我听到琴声，但问身边的人都说没有听到，这看来好像是鬼神的声音，我将听到的声音向你讲述一遍，你记下来。」于是卫灵公一边叙述，师涓一边拿着琴按照卫灵公的描述记录，到了天亮后才记录完毕。记录完毕后，师涓又练习了一天，练习好了他们才一起去见晋平公。（未完待续）△ （转自明慧网，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