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英师傅在故宫里住了15年，很满足。

王振英师傅的徒弟刘恺和他的书橱。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编者按︰作者唐糖采访了几位在北京故宫里修文物的专家们，然后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报导。文章写道︰「在故宫修文物，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辈子的时光。」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三天两头的跳槽，可是在故宫修文物的工作可是需要一辈子的时光。

不知道有祖宗的人、不知道敬祖宗的人，没有办法沉下心来甘心情愿的为民族留下些祖宗的遗迹。这可是见证中华民族五千年神传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啊！

被采访的王振英师傅说，父亲就是老故宫人，1979年，王师傅通过接班制到了故宫。并因此有一个意外的经历，在故宫的宿舍里住了15年。能到「皇宫」工作，他特别满足。）

（接上）当时我儿子就在北池子小学上学，周末我就带他出去玩，这地去哪玩都方便，景山北海都没多远。我还记得我儿子当时最爱吃东华门外一个卖包子的，猪肉大葱馅的，老板留着络腮胡子，我儿子叫他大胡子叔叔。他做好了包子用车推出来卖，包子放在竹子编的笸箩里，上边盖着白棉被，一掀开棉被热腾腾的，看着就香。孩子到十二岁那年我们就搬出去了。

虽然时隔近二十年，王师傅回忆那时的生活还记忆犹新，对于在故宫的生活，同样是通过接班制进入故宫工作的王师傅，至今仍觉得特别满足。现在故宫里老一辈的后辈，不能再通过接班制进入故宫工作，如故宫里曾经有一传承了五代的「账房先生」，当时皇帝还在朝时，他们上数五代的祖爷爷就是管账的，直到七八十年代接了最后一班，这个历史没有延续。

王师傅的儿子在故宫度过了整个童年，最后没有从事这一行业。王师傅并不觉得有遗憾，只是一直说一定要爱一行，才能做好，儿子做其它工作开心就好。

而谈起遗憾的事儿，这么多年让王师傅最遗憾的是我们平日进入故宫都会忽略的一样东西——「牛角灯的工艺，故宫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部门可以修这个东西，外面还有没有能修的我们不知道。」

王师傅觉得如今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他也不是很清楚记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有多火，他带的徒弟刘凯是前年来故宫的，作为师父，他特别欣赏自己的徒弟，他说「干我们这行，你得喜欢才觉得有意思，其次还得肯动脑筋，有艺术细胞，缺一不可，刘恺就是。」

临近中午时分，刘恺去「御膳房」给师傅打饭去了。返聘回来两年的王师傅，还是特别眷恋故宫生活。「只要故宫需要，我还来。」每天早上，无论头顶北京的天是什么颜色，也许你会在北四环里从北至南的自行车道里，看见这位可爱的准老头，他正是骑车去故宫上班，带着一些遗憾和很多满足。

●史连仓子承父业进故宫，父亲成了师父

史连仓师傅子承父业进了故宫，父亲也就成了师父。

「还有15个月。」穿着辛普森T恤，扎着据说是镀金的皮带扣，故意憋着不笑的史连仓师傅，已经将自己的退休日期精确到月了。「退休了，干嘛呢？」「哄孙子去。」从三岁起史师傅住在故宫边上，离故宫北门150米，他父亲也是木器组的师傅。

对于史师傅，从有记忆起，故宫就像是另外一个家和守候。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别的小孩都在丢沙包，捉迷藏的时候，史师傅就开始在父亲身边穿梭，看着老师傅们是怎样将残损的木器，一点点的修缮恢复原貌，让时光倒流。这种耳濡目染，最终史师傅子承父业进了故宫，父亲也就成了师父。

「父亲是好父亲，师父也是好师父。他教你做事儿，没有什么箴言要你背，也不会像教材一样教你，就一边做一边讲。」

如今的史师傅，也在前年收了第一个徒弟，来自美院的研究生谢扬帆。但在他心里无论是老一辈的父亲、50后的自己还是80后的谢扬帆，在故宫里的工作都一样，就是努力干好每一件活。只是每个时代的「努力」略有不同而已，以前手工多一点，现在工具先进一点。史师傅的桌面上摆着他的各种工具，每一样工具都有些年头，而这些工具的把手上，几乎都刻着他的名字，他佯怒道︰「我可得写上名字啊，不然他们用完了，又弄混了，不还给我了。」这些不再光鲜的工具，每一件都是史师傅的老伙计，相互摸准了脾气，用顺了手，也有了感情。

史师傅说不清楚从自己手里修好了多少件文物，而磨得蹭亮的锯边，握得发黑的手柄，每一样都替他记着。就在前几日，史师傅还见到了自己进故宫修的第一件文物，「上次去挑东西，我还看见那个床了，它就在仓库里放着。」故宫里每个师傅一生都会修很多文物，而每个文物最后都会摆在故宫相应的位置，还有一部份就放回故宫的仓库。清代负责木器是造办处，创始于康熙初年，地点设在养心殿四周的平房内，因此称为「养心殿造办处」。

由于宫内需要增加，造办处必须扩大，康熙三十年由养心殿迁至慈宁宫，房间多达一百五十一间，可见当时的规模。如今文保科技部木器组待在慈宁宫相对的西边的寿康宫一带，这里也是史连仓的父亲和同事们工作的地方。不到两年就要退休，史师傅将在这里修复的最后一件文物将是什么，也许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会去想。

●谢扬帆︰不能单独谈「匠人精神」，谨慎是核心

「安静、谨慎，这是文物修复精神的核心，其它的都是围绕它们而展开。」、天生好静的谢扬帆，对古旧东西有特别情怀。当初来故宫，在他看来，更像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充满着机缘和未知的惊喜。

2014年的夏天，谢扬帆研究生毕业，当其它同学都卯足了劲儿找工作的时候，他却只向故宫投递了唯一一份简历。「对我而言，能去故宫工作是一个令人向往的选择，一定会使我的人生有飞跃式的质变，因此，并没有考虑其它地方。」幸运的是，谢扬帆成功地留在了故宫文保科技部木器修复组。故宫成为了他从学校出来后的工作之地。按照故宫代代相传的规矩，谢扬帆需要拜师，而他的老师，正是史连仓老师傅。

谢扬帆至今记得拜师仪式，这个对于当下年轻人来说彷佛在民国电影电视剧中才能看到的场景，活生生地在景山后街一家号称是溥仪亲戚开的火锅店上演了。

一杯茶，一顿饭，氤氲的火锅香气，蒸腾出些许隆重的色彩。谢扬帆向史连仓师傅恭恭敬敬擎了一杯茶，师徒缘份从此书写开来。

「刚从大学门里出来，总会觉得科班出身，如何和文物修缮有力而迅速地接轨，是极为重要的。当真的触碰到那些文物，其实我内心是有些许的惶恐，因此会更加用心地观察老师傅们的每个动作，会更加潜心思考他们到底厉害在哪儿？的确，到了故宫才发现，老师傅们手上的功夫确实有过人之处，比如最简单的，当他们刨一根木头，一定是下手一次就能刨得非常平整。这种由时间积累而成的经验和韵道，让他们对每一件文物都有着极为浓烈的感情，同时对这份工作也会有比我们深刻得多的理解。」大道存于心而寡于言，这就是故宫老师傅的写照。

而这古老的师徒传承之关系，以及精细细致的手工情怀，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引起了一片热潮。热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匠人精神」，指的是追求自己的技术，拥有自信，不为利益所动，不受外界干扰，耐得住寂寞，不惜时间，精工细作，在质量问题上从不妥协，一心一意只做最佳的产品的精神。

但把文物修复工作直接与「匠人精神」相联，谢扬帆有自己的想法︰「匠人精神是在做事当中慢慢形成的，并不是事先有匠人精神这个概念，最后以精神哺育工作。匠人正是对于自己手工有着强烈的执着与热爱，因内心对所做之事有着干净而纯粹的钻研，从而精益求精、追求极致与完美，最后尽己可能地形成尽善尽美的结果。这个结果和匠人精神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单独抽出来。」

一道宫门，两重世界。穿过千年的神秘，成为他们手中的日常。与「匠人精神」相呼应的，正是普通大众对于文物修复工作充满着绚烂和未知的想象。这种想象让文物修复连同这些进行修复工作的人，都有一种沿袭古法的韵味。

然而，真正的修复工作，并不像众人脑海中那般「古旧而老派」，在文物修复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某些部份的修复，已经运用到了相当先进的技术。谢扬帆的师兄屈峰介绍，文物修复如今运用上了「三维激光显微镜」，这种显微镜可以在观察文物的时候，直接进行三维成像。比如对破损的陶瓷、丝织品进行修复考虑时，就能够通过这种显微镜来进行迅速而直观地判断，到底有多深的坑和多长的裂缝。扫描后的三维成型，能直接连通三维打印机进行打印，减少了很多误差。谢扬帆也介绍道︰「我们还有其它相对而言很先进的技术--无损检测，相较以往的碳14检测而言，这是一种通过激光或红外线的折光率来检验材料的方法，十分精准，减免了需要从文物上提取样品的步骤。」这些技术的运用，让文物修复前期准备工作变得更加高效，同时为后期的实际操作提供了不少指导。让文物修复存在的隐患和风险大大减低。高科技和文物修复的结合，很好地融合了「发扬创新」和「继承传统」这两个亘古不变的议题。

「文物不变，但围绕文物进行的修复理念、方式方法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需要时时刻刻进行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学习。」虽然技术的革新减少了文物修复中的问题，但大多数的工作依然要在手头上完成。指尖每天摩挲、修复的都是国宝级的文物，必须做到全神贯注、无比谨慎，工作压力也是不可小觑。

而谢扬帆减压的方法，却也离不开手工。「我租了一个工作室，里面都是我这么多年创作的作品，作为央美雕塑系的毕业生，在创作的时候我的思绪可以开阔、轻松与自由，这也可以和我的日常工作进行互补。平日里，我会去工作室待待，做做创作，我依然想把木雕创作作为我的长期爱好。」谢扬帆雕塑作品《长夜》虽然想把木雕创作当成自己的爱好和减压手段，但面对学了多年的雕塑专业，谢扬帆依然抱有相当的深情和感叹——「我本身对于木头就非常喜欢，在创作中更偏向于传统写实，会经常将人物肖像作为表达对象。打木雕于我而言，是一个在不断削减和对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思绪、想法会越发清晰，从而完成某种由心到手的转换，让内心深处模糊不清的『型』通过木头这种材质转换出来。我觉得做作品，也是一个让人不断走向内心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能够更加细腻地体会这个世界。这种『观我』精神的提升，应该也能对文物修复工作进行反哺。」

●屈峰︰修复文物与艺术雕塑完全是两码事

「有时候我真的坐在那、躺在那，想得一夜也睡不着。」今年37岁的屈峰，微胖而有精神，开始有点中年危机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97年，19岁的屈峰刚到北京，那时他手里最多的，也许就是时间……」之前没坐过地铁，很好奇，买一张票在地铁上坐一天，每一站都下，下来看一下，然后再上。

「当时，屈峰已经在西安读了4年美术中专，毕业时还能包分配工作，父母也想着让他就工作得了。最后他还是来北京读中央美院，一读8年——5年本科、3年硕士，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了3年博士。等2006毕业的时，大中专院校包分配的政策早已成为历史了。「家里就说，你不能飘着啊，总不是个事。尤其像我这种来自农村的人，父母希望你首先得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屈峰学画的时候，赶上最后一批公费读书，不仅不收学费，还会发粮票、发菜票。那时候学画比现在的花费少得多，而且大家对于学画、绘画的看法，与如今对于画家的看法不一样——「那时，大家都觉得当大画家能赚钱，比如张大千、齐白石等等一幅画多少钱，而且齐白石的画还能为国家创收。当时就是这样宣传的，和现在不一样。」毕业时，通过师妹的介绍，屈峰考进了故宫博物院。这份稳定、有户口的工作给家里人有了一个起码的交代。这个「交代」，一开始对从初中开始学了近二十年美术的屈峰来说，与曾向往的「艺术家」生活有些距离。

「若我在美院里面教书，那我每天教授学生做的和我研究的就是雕塑。但是在这里，首先我看它们不是雕塑，是文物，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把它看成是一种雕塑的话，它可能做得不好，我就会给它改。但是它是文物，是不能动的，不能改变的，这是规矩。你得明白文物是什么，修文物又是干什么。」

懂得修文物的规矩，是每一个文物修复者进来后的第一门课。屈峰介绍说，新人进到故宫，第一件事不是上班，而是专门拿出半年的时间去培训，学习、了解故宫各个部门的工作。近20天防火防盗防破坏的培训，之后一个月去各个部门，听不同门类的专家讲解各类文物的操作规范，比如木器组，需要了解书画、瓷器如何取放保存。最后三个月，新人需要到故宫开放部售票或者看现场，也就是游客到故宫各个宫殿里看到的工作人员，其中一部份是文保科技部的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