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邊溝》導演王兵自幼喪父，看楊顯惠《夾邊溝紀事》後，
才知道父死於夾邊溝，屍骨無存。

楊顯惠的小說《夾邊溝紀事》裡絕大多數是真人真事。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石元裕報導）「文革」期間，所有這些曾寄托著思念、告慰與情感的字紙，均在擔憂、疑慮與恐懼之下，被和鳳鳴付之一炬。包括丈夫王景超的日記、小說底稿，他寫給和鳳鳴的信，和鳳鳴的養雞兔日記等，灰飛煙滅，無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鳳鳴，再度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遣送原籍監督勞動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這沿襲自「革命年代」的謹慎，仍著痕於和鳳鳴的言行中。當被請求閱讀她的日記時，和鳳鳴婉拒。

直到80年代，和鳳鳴才重新開始記日記。「不寫，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她的日記裡還記錄著與導演《夾邊溝》的王兵初次見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楊顯惠帶著王兵這個「很年輕」的小伙子，還有幾名將參演電影的年輕演員，到家中拜訪她。當時鳳凰衛視製作的《社會能見度》節目正在播出夾邊溝專題節目，而蘭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這個臺，他們便專門到街上找了家賓館，包一個房間看節目。

這才催生了長達3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王兵帶著助手與攝像機到和鳳鳴家中，連著去了3天，只取了7、8個小時的素材。攝影機背對陽臺，有時聊到黃昏，室內光線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輪廓，也無人開燈。這部摒棄了所有戲劇性敘事可能的紀錄片，後來拿下了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大獎。

2010年9月，紀錄片導演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夾邊溝》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映。電影《夾邊溝》是根據楊顯惠小說《告別夾邊溝》改編。

王兵自幼喪父，看《夾邊溝紀事》後，才知道父死於夾邊溝，屍骨無存。楊顯惠的原著雖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礎，但畢竟反右是「偉光正」幹的惡事，中共現在仍然在當政，所以不可能把真相完全揭示出來。

王兵在創作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數據，他之前拍攝的長達3個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就是以夾邊溝事件的幸存者和鳳鳴口述作為載體，記錄了個體數十年的人生經歷。

《夾邊溝》是一部冷峻、直接的電影，幾乎沒有任何回避的回顧了那段歷史。王兵將紀錄片創作的美學引到故事片中，用獨特、自信的視聽語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後，人間地獄一般的夾邊溝勞改農場發生的故事。影片在2008年10月開始拍攝，2009年1月完成，歷時75天，積累了130小時的素材。

電影中有極其直接的描寫，比如勞改犯由於過度饑餓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隨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從側面說出人吃人的事實。但相對於小說所描寫的更嚴苛的情況而言，電影的表現還是較為收斂。但即便如此，還是有為數不少的觀眾忍受不了電影《夾邊溝》的寫實描寫，選擇了提前退場。

電影冷冽之處在於，幾乎所有的鏡頭都沒有感情，只是選擇合適的方式冷靜的記述，常年的勞動和精神打擊，以及食物的短缺讓勞改的「右派份子們」極度麻木，在這裏死亡每天都會出現，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們裹起來，然後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們的衣服扒光，換成吃的。勞改的「右派」居住的壕溝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戈壁，沒有盡頭，沒有希望。人們在這裏死去，在這裏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王兵把拍攝紀錄片的製作方式延續到了故事片《夾邊溝》中，電影中幾乎所有的演員都有著讓人印象深刻的「出現」，而非表演。其中曾親歷夾邊溝事件的李祥年還在電影中出演了一個角色，他幫助許多人更深刻的了解了這個故事。

《夾邊溝》最大的意義在於，用電影的方式直面了那段殘酷的荒唐歷史，雖然無法呈現全部事實，但也足以讓人難以忘記。

◎和鳳鳴30年後重返夾邊溝

自1961年探訪丈夫卻連屍骨都未見著後，和鳳鳴再也沒有去過夾邊溝。直到1991年，有難友與她通信，提起夾邊溝分場高臺明水的大片墳地—丈夫王景超的遺骨正是葬在那裏。於是，8月30日，和鳳鳴在大兒子陪伴下，於30年後重返夾邊溝。

這30年來，夾邊溝的雪化了30次。祁連山脈的雪水融化後，或匯入巴丹吉林沙漠裡的湖泊，或滲入夾邊溝鹽堿與沙粒覆蓋的地表。總也有雪花隨西北風而至，輕輕落於夾邊溝茫茫白沙堆裡的暴屍之上。

當年的墳頭基本已被風沙抹平，曾記錄每位死難者姓名的碑石、磚塊上的字跡，也已經無法辨識。儘管如此，和鳳鳴還是拍下了當年「右派」們挖下的水井，缺了頂的地窩子，大張著嘴的骷髏骨，甚至紅白相間小格襯衣的殘片。

誰料回到家後，她發覺相機裡的膠卷並未掛上，所有影像都沒有拍照下來，這等於30年前在此勞教的「右派」們的一切生命痕跡都沒有底片，也意味著夾邊溝的這段歷史將在此荒漠中悄然湮滅，如同從未發生。

和鳳鳴坐立難安，終於在整一個月後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見的曝露於空氣中的屍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後，悉心留下說明文字：「這位死難者在臨終前，還在大聲呼喊，他在呼喊什麼？他的雙眼會是閉住的嗎？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後，將他臨終前的慘狀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們思考些什麼吧。」

那時她已經從西北民族學院退休兩年，與小兒子分開，獨自生活，開始寫書，起名《經歷——我的1957年》。和鳳鳴想，哪怕不能發表，這段歷史都應該存留下來。

起初寫得斷斷續續，眼看著近十年過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和從維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鳳鳴突然受到了激勵。戴煌曾是新華社總社記者，早在1957年便辨別出「神化毛澤東」的傾向；從維熙則是著名作家。「他們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經歷跟他們又不太一樣。」

和鳳鳴開始加緊寫，除了每天看一眼《新聞聯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動。從1998年秋後急趕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視的她，引發了眼底病變，視網膜甚至出現裂孔。可她邊治療邊寫作，並未放棄書稿。

王景超在臨死之前，曾對難友陳群說，「你是生活的強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後，一定要寫本書，把這裏的一切都統統寫出來。為了吸引讀者，你不僅要寫我們的苦難，還要穿插寫上愛情。」

王景超去世後，和鳳鳴建立過新的家庭。孩子們的繼父陪她度過了「反右」後的60年代與整個「文革」時期，於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夢，他的要她堅持記日記的叮囑，並未隨「文革」中那把焚燒的火而灰飛煙滅。

40年後的2001年，死者的遺願終於付諸實現。但不是藉助別人的筆，而恰恰是靠妻子和鳳鳴的獨自努力，受難者的私人記憶與時代烙印緊緊融合在了一起。

◎給毛澤東照片畫眼淚「被右派」，折騰50年

陳宗海1979年平反時拍攝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