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导演王兵自幼丧父，看杨显惠《夹边沟纪事》后，
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

杨显惠的小说《夹边沟纪事》里绝大多数是真人真事。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石元裕报导）「文革」期间，所有这些曾寄托着思念、告慰与情感的字纸，均在担忧、疑虑与恐惧之下，被和凤鸣付之一炬。包括丈夫王景超的日记、小说底稿，他写给和凤鸣的信，和凤鸣的养鸡兔日记等，灰飞烟灭，无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凤鸣，再度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这沿袭自「革命年代」的谨慎，仍着痕于和凤鸣的言行中。当被请求阅读她的日记时，和凤鸣婉拒。

直到80年代，和凤鸣才重新开始记日记。「不写，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她的日记里还记录着与导演《夹边沟》的王兵初次见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杨显惠带着王兵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几名将参演电影的年轻演员，到家中拜访她。当时凤凰卫视制作的《社会能见度》节目正在播出夹边沟专题节目，而兰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这个台，他们便专门到街上找了家宾馆，包一个房间看节目。

这才催生了长达3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王兵带着助手与摄像机到和凤鸣家中，连着去了3天，只取了7、8个小时的素材。摄影机背对阳台，有时聊到黄昏，室内光线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轮廓，也无人开灯。这部摒弃了所有戏剧性叙事可能的纪录片，后来拿下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2010年9月，纪录片导演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夹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电影《夹边沟》是根据杨显惠小说《告别夹边沟》改编。

王兵自幼丧父，看《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杨显惠的原著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础，但毕竟反右是「伟光正」干的恶事，中共现在仍然在当政，所以不可能把真相完全揭示出来。

王兵在创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数据，他之前拍摄的长达3个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就是以夹边沟事件的幸存者和凤鸣口述作为载体，记录了个体数十年的人生经历。

《夹边沟》是一部冷峻、直接的电影，几乎没有任何回避的回顾了那段历史。王兵将纪录片创作的美学引到故事片中，用独特、自信的视听语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后，人间地狱一般的夹边沟劳改农场发生的故事。影片在2008年10月开始拍摄，2009年1月完成，历时75天，积累了130小时的素材。

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电影《夹边沟》的写实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

电影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的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的「右派份子们」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的「右派」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王兵把拍摄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延续到了故事片《夹边沟》中，电影中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出现」，而非表演。其中曾亲历夹边沟事件的李祥年还在电影中出演了一个角色，他帮助许多人更深刻的了解了这个故事。

《夹边沟》最大的意义在于，用电影的方式直面了那段残酷的荒唐历史，虽然无法呈现全部事实，但也足以让人难以忘记。

◎和凤鸣30年后重返夹边沟

自1961年探访丈夫却连尸骨都未见着后，和凤鸣再也没有去过夹边沟。直到1991年，有难友与她通信，提起夹边沟分场高台明水的大片坟地—丈夫王景超的遗骨正是葬在那里。于是，8月30日，和凤鸣在大儿子陪伴下，于30年后重返夹边沟。

这30年来，夹边沟的雪化了30次。祁连山脉的雪水融化后，或汇入巴丹吉林沙漠里的湖泊，或渗入夹边沟盐碱与沙粒覆盖的地表。总也有雪花随西北风而至，轻轻落于夹边沟茫茫白沙堆里的暴尸之上。

当年的坟头基本已被风沙抹平，曾记录每位死难者姓名的碑石、砖块上的字迹，也已经无法辨识。尽管如此，和凤鸣还是拍下了当年「右派」们挖下的水井，缺了顶的地窝子，大张着嘴的骷髅骨，甚至红白相间小格衬衣的残片。

谁料回到家后，她发觉相机里的胶卷并未挂上，所有影像都没有拍照下来，这等于30年前在此劳教的「右派」们的一切生命痕迹都没有底片，也意味着夹边沟的这段历史将在此荒漠中悄然湮灭，如同从未发生。

和凤鸣坐立难安，终于在整一个月后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见的曝露于空气中的尸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后，悉心留下说明文字：「这位死难者在临终前，还在大声呼喊，他在呼喊什么？他的双眼会是闭住的吗？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后，将他临终前的惨状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们思考些什么吧。」

那时她已经从西北民族学院退休两年，与小儿子分开，独自生活，开始写书，起名《经历——我的1957年》。和凤鸣想，哪怕不能发表，这段历史都应该存留下来。

起初写得断断续续，眼看着近十年过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凤鸣突然受到了激励。戴煌曾是新华社总社记者，早在1957年便辨别出「神化毛泽东」的倾向；从维熙则是著名作家。「他们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经历跟他们又不太一样。」

和凤鸣开始加紧写，除了每天看一眼《新闻联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动。从1998年秋后急赶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视的她，引发了眼底病变，视网膜甚至出现裂孔。可她边治疗边写作，并未放弃书稿。

王景超在临死之前，曾对难友陈群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

王景超去世后，和凤鸣建立过新的家庭。孩子们的继父陪她度过了「反右」后的60年代与整个「文革」时期，于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梦，他的要她坚持记日记的叮嘱，并未随「文革」中那把焚烧的火而灰飞烟灭。

40年后的2001年，死者的遗愿终于付诸实现。但不是藉助别人的笔，而恰恰是靠妻子和凤鸣的独自努力，受难者的私人记忆与时代烙印紧紧融合在了一起。

◎给毛泽东照片画眼泪「被右派」，折腾50年

陈宗海1979年平反时拍摄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