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道德爲基礎，「民主」正在被惡勢力鑽空子！

【人民報消息】2006年12月28日，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引起轟動，因此一炮打紅。不知道俞可平的人是有的，但他們都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這篇文章。 ◎ 2015年底，俞可平提出六條政治學公理 2015年底，俞可平提出了六條政治學公理。 從2006年底到2015年底，時間跨度雖然只有9年，但領導這個國家的人本質上不同了。反人類的「太上皇」江澤民與決心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習近平是背道而馳的。 2015年10月28日，已擔任14年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俞可平宣佈辭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一職。辭職後的12月3日晚，俞可平在北京大學公開演講，結合官場現狀，闡述中共政治體制違背了六條政治學公理；並表示「如果違背了這些公理，無論是誰都會受到懲罰」。這倒不一定，這六條政治學公理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是天理，違背天理才會受到懲罰。 再者，如果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的那個年代，俞可平同時發表這六條政治學公理，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會比較銜接。當時是胡錦濤當政，但他是一個兒皇帝，真正的權力在江系人馬手裏，而江澤民是反人類的。 那麼，俞可平2015年提到的這六條政治學公理是什麼呢？1、誰產生權力，權力就對誰負責；2、執政能力與制度設計：政須出一門；3、由上及下的決策指令與由下及上的效果測試不能走同一管道；4、權力須受到制衡，並形成封閉的環；5、下屬權利原則；6、每個官員都有自己的個人「理性」。 俞可平對這六條政治學公理還做了解釋，俞可平說的第一點是：「誰產生權力，權力就對誰負責」：很多官員對上唯唯諾諾，對「主人」百姓則頤指氣使。因爲現在官員的選拔制度，違背了一條政治學公理：誰產生權力，權力就對誰負責。如果這個官職是老百姓給的，那這個官員就必定聽老百姓的話。如果這個官職是上級領導給的，那他當然就只對上言聽計從了。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並不是這個官職是誰給的，這個官員就必定聽誰的。也許一些工作單位是這個情況，或親戚朋友的圈子裏有這個情況，但中共國的國情不是這樣。 咱們就拿十八大來說，從2012年11月習近平任黨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2013年3月任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爲什麼後來習在一些部委頭上另立小組，自任組長？就是因爲那些下級不但不肯按照習近平的指示辦事，而且還反其道而行之。習指揮不了這些聽命於江澤民的高級官員，無奈只好讓那些部門高位截癱。這些官員爲什麼對習近平沒有言聽計從，而把江澤民當成保護傘呢？因爲跟着江當貪官污吏可高枕無憂，江更高枕無憂。 江澤民2002年11月十六大被迫卸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2004年9月十六大四中全會被迫卸任軍委主席，但是到了2013年3月兩會，胡錦濤連任的10年任期都完成了，江的實權還沒有喪失，還想繼續做習近平的「太上皇」。 我們看到升任誰爲上將或部長，都是胡錦濤簽署命令的，那麼爲什麼這些高官沒有對胡言聽計從，而且還明裏暗裏擠兌胡？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江可以讓他們爲所欲爲，而胡錦濤不願意。你以爲當年20多歲的宋祖英願意與自己爺爺輩兒的癩蛤蟆皮蹭皮哪，伸手一摸疙疙瘩瘩？是因爲江澤民有權勢，能讓她想幹嘛就能幹嘛，都是錢權名利鬧的。 俞可平說「如果這個官職是老百姓給的，那這個官員就必定聽老百姓的話。如果這個官職是上級領導給的，那他當然就只對上言聽計從了。」不是這樣的。在中共國，這個上級必須得具備一個條件，得允許和提倡手下的人個個成「貪官」，手下的才言聽計從。在美國，競選時總統候選人說的天花亂墜，執政時幾乎沒有一個兌現競選誓言。 習近平說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夢，要恢復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結果被很多人罵。爲什麼這些人如此痛恨習近平呢？因爲一恢復中華民族的神傳文化，中國共產黨就無立錐之地了，這些傢伙就玩不了歪的邪的了。 作爲學者，俞可平不能站在一樓看景，這樣會與當今世界、當今中國脫節。若站在百層樓上看景，思維一定不會還在「民主是個好東西」那裏。因爲「民主是個好東西」只能體現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中。當整個人類的道德全面下滑，人類的道德標準也在相應下滑時，再執著的說要「民主」，那就會被邪惡勢力鑽空子。其實現在已經在鑽空子。 俞可平說的第三點「上面官員到下面去調研發現很多數據不真實，有水分，因爲中共制度設計違背了另一條政治學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與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條管道，誰要是違反了這套規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當程度上是不真實的。」是個普遍問題。農民工當全國人大副主席就是在趟這條路了。 至於說「權力須受到制衡，權力不但要受到制約，而且還要形成封閉的環。不能有一個環節缺失，只要有一個關鍵環節缺失，那麼其他的環節都無效。」這個聽起來有道理，但是「要形成封閉的環」「不能有一個環節缺失」，做起來有難度。就算你拿攝像頭24個小時對着黨官們，攝像機也有壞了的時候。所以這是治標。要想根本解決這個問題，不需要形成封閉的環，不需要花一分錢，只要大力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告訴炎黃子孫善惡有報是真實存在的。都聽明白了，堅持與自己過不去的人會越來越少，社會也就越來越安定了，也就不需要強制的「形成封閉的環」。 俞可平說的「下屬權利原則」其實是平均主義，有「共產主義」大鍋飯味道。 這段是這樣說的：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官員權力的上下級關係並不等於官員權利的上下級關係。作爲公民，大家的權利是平等的，但在中國，「官大一級壓死人」的現象比比皆是，不同官員級別不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車、醫療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這就沒有保障「下屬權利原則」。 俞可平是1959年7月中共建政近10年時出生的，一生下來就在黨文化裏泡着。所以不知道平均主義是沒有的，從開天闢地就沒有。 這是因爲每個人都有一個「道德」銀行，在另外空間，只是人自己看不見，做了好事就得到「德」，做了壞事就減少「德」。據說沒「德」的乞丐連要飯都要不着，因爲要來的飯也要用「德」去交換。 「作爲公民，大家的權利是平等的」，這是人說的。實質上大家的權利就應該是不平等的。因爲每個人生命中「德」的多少不一樣，交換來的利益不可能一樣。那些硬搶利益的壞人，例如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等人都死的死了，坐牢的坐牢。這就是老輩人說的現世報。作爲一般人，得來的福份也得自己去掙。壞人拼命爭取，就能和好人一樣得到同樣的好處？天底下沒有這樣的事，這不符合天理。 俞可平說的最後一點是「每個官員都有自己的個人『理性』」。俞可平說，現在政治生活中有一個非常頭疼的問題，就是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合法化，最後是合法利益個人化。不同的利益羣體事實上也已經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羣體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有些羣體掌握着決策權，在制定政策的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爲自己的羣體或部門利益傾斜。 俞可平表示，國家的制度設計，必須規範官員的「理性」，既保護其正當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過度擴張。 如果不從內心去約束自己，不明白自己做不道德的事會損害自己以及自己的親屬子女，不明白乾壞事會使自己和家人在經濟或健康方面受損，甚至會失去生命，那麼國家的制度設計的再完美，對官員的「理性」規範的再細節和完善也無用。 所以，俞可平盤點的幾條官場政治學公理，用天理一衡量，就看到問題了。我們這裏沒有批評俞可平的意思，因爲這是黨文化造成的。 ◎黨文化編造的歷史不是傳統文化 2013年12月14日晚，俞可平在重慶西南政法大學以《中國歷史上的官本主義》爲題公開演講。報導說，他通過分析中國歷史上的官本主義文化和體制，提出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義流毒的惟一途徑。 俞可平引用黨文化筆下的朱元璋、和珅、胡雪巖等例子來論述中國古代歷史，說：「官本主義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本質特徵，是數千年中國傳統社會的實際形態」。其實他所看到的書中的人物在歷史上並不是那樣。是黨的需要才給捏成這樣。 2016年2月19日，財新網發表了專欄作家俞可平的一篇文章《官本主義是現實，民本主義是理想》。 俞可平說，官本主義就是以權力爲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權力成爲衡量人的社會價值的基本標準，也是影響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屬性的決定性因素。權力支配着包括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源在內的所有社會資源的配置，擁有權力意味着擁有社會資源。 文章說，「官本主義在中國傳統社會綿延數千年，已經成爲中華傳統文明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 他認爲，權力本位通常也表現爲官本位，它決定了整個社會的等級體系、榮譽體系、分配體系、禮儀體系、特權體系和價值體系。從社會統治的整體來說，在官本主義條件下，擁有金錢和財產，可能但不一定擁有權力；反之，擁有政治權力，則必定會擁有經濟特權，只要掌握權力的官員願意，這種經濟特權可以直接變換成其個人的金錢和財產。 他認爲，對於傳統中國而言，君主主義是官本主義的最高形態，專制主義是官本主義的典型特徵，民本主義則是對抗專制主義的政治理想。官本主義在本質上不同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是破解官本主義的不二法門。 這種分析與傳統中國的實際情況沒有交叉點。我們只能說，這是黨文化教育出來的學者，在黨文化編造出來的歷史中，尋找救中國的方法。心是好的，但不對症下藥。原因是不知道中國的病根兒是什麼。中國的病根兒是什麼？道德墮落，人離神越來越遠。 現在的人什麼壞事都敢幹，就什麼不可思議的災害都會來，出門就可能遇到車禍出人命，可是他們不知道是自己做了違背天理、違背良知的事情才發生的。這是人最大的悲哀。 近幾十年來，不要說在中國大陸幾乎沒有人知道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什麼，就是在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真正了解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神傳文化的人也寥寥無幾。 那麼，以無神論爲基礎，以黨文化的思維方式去推理古代社會是什麼樣，古代皇帝是什麼樣，忿忿不平憑什麼皇家要世襲，認爲古代是專制（後面還給加上「主義」），認爲應該推翻，認爲應該民選、民主……這些都不是傳統的中華民族文化。 傳統的西方民族文化，也保存着英國等國的皇室，他們的皇位是世襲的，誰能降生到皇家，都是有原因的，都是神意。 中國的任何一位領導者、學者們，倘若你們相信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是神傳文化，那麼你們的心會越來越寬、越來越有智慧，你們的路也一定會越走越寬。因爲有神，才會有這一切。△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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