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

# 今天谁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吗？
# 从被动灌输到主动思考后自律——骂着拥护共产党
# 今天嘲笑昨天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明天又会一样嘲笑自己的今天
# 对中共的期望悖论：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 一些典型例子
1）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2）“稳定压倒一切”
3）“别人也一样”
4）“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5）“对共产党要一分为二”
6）“温饱权高于人权”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漠视生命 肆意杀人
战天斗地 破坏自然
性泛滥造成社会危机
黄赌毒产业化 官方成保护伞

====================

站在未来回首今天的人类历史，人们会真实地看到共产邪灵肆虐中华大地的那一幕幕触目惊心、喧嚣闹腾和血雨腥风。在短短几十年里，在神州的土地上，共产党以一次一次的杀头，一轮一轮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输，构建起了一个同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党文化”部落。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论，否定传统的神传文化，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从而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为其政治目的而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呜呼！血染神州，山河色变。五千年神传文化之根被切断了，人们不再认华夏始祖，而是甘做马列子孙，在短短的时间内，共产党真的把人们的思想彻底改造了。

有一个笑话说大学考试题目是“请谈谈对世界一些国家粮食短缺的个人看法”，结果美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 “短缺”，北韩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粮食”，而中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个人看法”。这个笑话反映出我们中国民众在中共几十年的宣传和高压以及运动实践中，“个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着人的语言、人的行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当然就同原来的本性大相迳庭了——人们习惯于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满嘴脏话，行为低下；目前的中国人，去掉党文化，都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了。

有人想，这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至少，共产党自己都在嘲笑过去，现在同过去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 年是个分水岭。谈论起前三十年的历史，人们会觉得那时真是荒唐可笑，说起现在，觉得已经很正常了。是的，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人们不再讲“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了，人们甚至也高喊要恢复“传统文化”了……但是，党文化本身并没有改变，而是更臻成熟。党文化的理论体系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后人们的“科学共识”，党文化依赖的灌输手段依然没有收敛，随着电视的推广，变得更加容易用“声情并茂”来改造人们的思想，而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封网、过滤和监控。中共的所谓恢复“传统文化”，是在抽掉传统文化的内涵之后，今天又按照党文化的无神论、唯物论等思维模式来盗用传统，完全是为了现在人们追逐经济利益和国际认同这个根本目的来恢复的，这恢复的当然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这是继第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神韵施行阉割之后，对传统文化的表面内容进行的第二次阉割。

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被改造思想后的人们都有着同样的表现。

1、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

虽然替代传统文化和改造人们思想是中共几十年以一贯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语言却是变化无常的。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不管白猫黑猫”，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从 “越穷越光荣”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笑贫不笑娼”，从歌颂“张铁生交白卷”到现在学术界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学术腐败”，从昔日的“禁欲主义” 到今天的“纵欲主义”……中共政策之出尔反尔，真可谓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人们的思想被党文化改造之后的表现就是，不管党的思想怎么变，人们总是盲目地跟着变，总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从而总是维护着恶党的统治。

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说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人们是相信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民公社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斗私批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那时就一个声音，人们觉得当然就只会跟随恶党的思想和语言来思考来说话。

现在信息传递这么快，这么多，言论也比起过去不知宽松了多少，老百姓都敢骂几声共产党了，人们都在做独立思考状，怎么能说还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呢？

今天谁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吗？

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人们都在想什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不要揪住共产党的过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给共产党时间，民主自由早晚会到来”，“人权就是温饱权，饭还吃不饱，讲什么人权”，“什么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坏事都是个别人的素质问题，党本身是好的”，“国家这么大，换谁不一样？”，“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拧不过大腿，闹什么闹？”，“稳定压倒一切”，“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观点是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而非来自中共的片面灌输。

人们真的是在做独立理性的思考吗？其实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观点，一个不落的都是共产党为维持统治而宣传灌输、处心积虑地要让人们去接受的东西。只不过“造反有理”变成了 “（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在人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盲目崇拜，并觉得对共产党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时候，党文化正牢牢地掌握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们的思想更多地是被党直接灌输所致，而今天的人们经过多年的折腾后，不再“盲目”，觉得自己能“独立”、“理性”地思考了。

从被动灌输到主动思考后自律——骂着拥护共产党

不幸的是，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思考的理论体系仍然是共产党给予的，思考的信息来源仍然是共产党控制的，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在党文化框框中的“独立”，所谓的“理性”也不过是在党文化理论体系中的“理性”，很显然，这样思考后得出的结果当然就是共产党所期望得的结果。

为什么人们“独立”地思考独立不起来呢？有下面几个因素。

1）“独立思考”中的党妈妈情结

“党就是一切、党就是母亲”，“命是党给的”，“饭是党给的”，这种“母子情”数十年来早已深入人心。虽然现在不像过去那样露骨的高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但是，党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威权，对人们衣食饭钵的控制，依然让人觉得“国家就是党的”，“饭碗是党给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唯一选择”，把党、国家、民族等概念混在一起，整个生活环境似乎都是党建造、赐予、维持的。这成为了人们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越过共产党，想像不出没有党的日子该怎么过了。外界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心态，孩子大了，不就远走高飞了吗？可是，党文化的封闭式高压式环境是让人可以老，思想却长不大，那孩子能离开母亲吗？

2）“独立思考”的理论基础

人们思考问题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无神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斗争哲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让人不相信在党之外还有“神和天”的存在。人们思考所依赖的基本词汇或者话语系统，仍然被赋予了党文化的含义，都是中共教会的语言，这就使得人们只能在党文化中打转转，人们甚至对于超越了“没有了共产党”这个底线的思维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惧。同时，政治运动依然不断，比如，最近二十几年的反自由化、镇压“六四”和迫害法轮功，每一场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都是对党文化理论的又一次全面地强化复习。

3）“信息不完整”影响思考过程

人们思考问题的信息来源仍然受到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就连负面消息都是在党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转化为维护党天下的素材。俗话说“兼听则明”，一个人得到两个相反的观点，并且认为都有道理的话，他就必须开始自己真正的独立的理性的思考来做取舍。而中共的一言堂和信息封锁、过滤造成“信息严重不完整”，实际上切断了人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必要条件。再聪明的大脑，再有独立思考的愿望，也逃不出“无米之炊”的尴尬，这样的思考也就谈不上是真正“独立理性”的思考。

4）“强权论”让人的思考不了了之

“共产党是强权，党是残酷的，跟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这是人们从几十年的运动中得到的共识。就算是痛恨共产党的人，也因为畏惧强权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难越过共产党，觉得“你能把共产党怎么样？”，从而反过来以看破中共红尘的心态去附和中共，也跟着感慨“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人们普遍认为的言论宽松的象征——在私底下可以骂共产党了——其实，都是在党文化里骂，在骂中来理解党，最终维护现状，变相地拥护共产党。

影响人们独立思考的因素还很多。这种经过“思考”后仍然跟党一致的现象，比过去的直接灌输更有危害性。一旦认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独立“思想”，就会更加相信那些观点，客观上造成更主动跟党一致，自然更便于中共来统治人民。如果说过去是一个被动地被塑造的过程，那么今天就是党文化发酵成熟和人们主动自律的过程。人们从过去的强行灌输到今天的主动自律、配合理解党的政策，“骂着拥护共产党”，正是共产党长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结果。

今天嘲笑昨天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明天又会一样嘲笑自己的今天

一个很具讽刺的现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历史分成一个个时代，人们总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对党的政策给以拥护，而对“过去”的时间点上的很多事情，给以嘲笑，觉得那时怎么那么荒唐。如果把时间的坐标往过去移动，会发现那个站在今天嘲笑昨天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觉得一切都很正常，照样拥护那时党的政策，很可能还在那里嘲笑前天的行为。今天认为共产党可以迫害法轮功的人，倒退三十前，他一样觉得共产党应该发动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一样觉得大跃进是如何英明正确。

说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们都会嘲笑那时的荒唐。其实，今天的人们一样在用这种逻辑思考问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自己觉察不到而已。

在连续几年取得农业发展之后，《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人写回来的信。文章为了说明亩产万斤“一点也不神秘”，有声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更有科学家出来根据植物对太阳光能的利用，论证亩产潜力可高达5.85万斤。如今回首当时的言论和行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经济有了一些发展，于是在中共的宣传和灌输之下，人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了个直线外推的思考模式：现在制造玩具出口，将来就能制造飞机出口；现在是贫富差距，将来是共同富裕；现在有腐败、社会不公、教育和医疗福利等各种问题，将来都会解决；现在环境被污染，将来自然会被治理；现在能源不够，将来一定会有；现在是群体抗争不断，犹如火山要爆发，将来一定会成为“和谐社会”；现在人们的道德日益败坏，将来一定会高尚起来；现在是经济发展，将来一定会有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本世纪成为雄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实，这就是新时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

在那个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把大跃进变成了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了人民空社。今天这种思想的危害绝不亚于当初，而且由于更隐蔽，人们不容易觉察，更重要的是，当初的思想是被灌输的，而今天人们的这种思想却是自己“思考”出来的，危害也就更甚。

其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本身很“唯心主义”，不过是表达一种气魄和决心。但是，一旦普通的哲学内涵被灌进了党文化，就变得极具毁灭性了。在极端唯物主义看来，这不再是表达决心，而是要变成实实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亩产指标，层层夸大的指标，是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不信神的共产党，追求的是 “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种莫名的东西冲昏了人们的头。党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见一斑。

昔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角鼓动人们不顾客观规律和现实，要亩产万斤，亩产十万斤。今天“全面崛起”的鼓噪同样激励着人们面对中国的危机熟视无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几年来的跛足改革带给中国巨大的危机，但人们不去监督中共，不去批评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体中共，而是不作为，甚至反对别人作为，盲目地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这一危机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愿解决，期望中共有能力解决，认认真真地重新演绎着二十一世纪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

对中共的期望悖论：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政策的调整，都是因为来自党内党外的巨大压力，感受到了“亡党”的危机才不得已开始了改革。也就是说，只有给中共压力，中共才会改良。光是有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历史，不揭露中共现在的恶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纵容中共，中共就不会改良。于是，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可以这么说，在人们盲目的“期望”中，所谓给中共三十年时间的幻想中，社会危机可能已经把中国破坏好几个来回了。

更重要的是，“改良”对今天的中共来说，已经太奢侈了，因为中共积累的原罪使它根本不愿、不敢、不会改良了。维护统治地位成为中共保住集团和个人利益的一切底线，在中国警察网上有一句醒目的口号，就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如此明目张胆地把警察当作党的家奴，可见共产党是铁了心地“不会从良”，而人们的盲目期望更是给中共增加不愿顺应历史潮流的能量。很显然，今天的中共已经成为理性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障碍，只有把中共解体掉，让中国人民没有后顾之忧地来发挥一切聪明才智，自由讨论国家的方向和前途，民族才真正有期望。

下面我们举一些典型例子来说明今天的人们是如何用恶党的思想和恶党教会的语言来思考问题的。现在人们对共产党的一个最大情结就是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如何认识共产党，共产党变没变，有没有希望等都变得非常困惑了。

1）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视觉和感官对人的冲击是巨大的。被共产党整怕了、弄穷怕了的中国民众，在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之后，就很容易满足了。再经过中共一年复一年的“好日子”、“盛世大联欢”的宣传，好像又闹起“赶英超美”，把人们整得飘飘然了，中共乘机浑水摸鱼，用经济的发展来为其执政合法性寻找依据。其实，经济发展同中共毫无关系，功劳属于勤劳的中国人民。有人说，只要有外商投资，只要有智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要有吃苦耐劳的工人和忍辱负重的农民，就是放到非洲小国，也能在二十几年堆出一个繁荣的物质世界。

但是，这样的跛足发展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吗？发展的顺序问题，什么先，什么后，相互依赖关系等等，是现代管理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看看在中国表面繁华的后面是怎样一幅景象。政治改革的停滞，经济体制的畸形，社会的不公，官场的腐败，贫富的差别，道德的堕落，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短缺，对人权、信仰和宗教团体的严厉压制，对民主自由的敌视，对言论和媒体自由的根本钳制，银行坏帐，金融危机，黑社会，娼妓，占大多数人口的弱势群体没有声音等等，以及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和快速增长的群体性抗争（2005年达8万多起），等等，更别提天有不测风云的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在表面繁荣之下的中共政权，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能源为代价的，如果算上环境代价，中国这些年的实际GDP是负增长。

对于中共急功近利的经济畸形发展带来的潜在危机和可能的民族灾难，人们不愿去想，不愿去面对。一是屈服于中共的强权，觉得想也没用，还自找麻烦，二是觉得现在生活总是好了些，哪管这种发展能不能持续，只顾“闷声发大财”。而那些只为赚钱的外商和政客们，看到的只是想要如何从这世界上最后一块市场大饼中分得一杯羹。虽然外界认为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和自由，这二十几年的事实证明外商不但没能把民主和自由带进中国，反而成为中共腐败食物链中的添加剂。

有学者把中国分成三个世界，第一世界住在别墅里享受着别有洞天，第二世界在为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而不敢消费，第三世界正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撰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一书，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美国100年，如果维持 9%左右的经济成长率100年，才能进入世界前10名。维持9%左右的经济成长率100年，可能吗？有人评论到，下一个世纪远远不是“中国的世纪”。但在大城市橱窗式的繁荣之下，一个真正的中国被掩盖起来了。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一“俊”遮百丑，帮助中共披上了一层迷惑人的面纱。短期利益和盲目展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现实的全面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更谈不上对共产党的历史反思和理性思考。

我们都知道做诗的功夫在诗外。同样，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就要首先解决信仰、道德、法律、言论自由、媒体监督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也就不可能“搞上去”。 “把经济搞上去再说”只是共产党拖延体制改革的借口而已，但现在人们竟然毫无察觉，还以为是真理。其实就是陷入了党文化思维，按照中共的思想思考问题。中国人民现在有很多自由，但都集中在私生活、体育和娱乐上面，其他方面依然是禁区。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民是积极参与政治和制度的改良，争取自己的各种权利，而中国人民现在不是这样，对于那些敢于要求权利反中共迫害的民众，许多人不但不理解，还反对别人去争取权利，他们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幻想共产党的自动改良和恩赐。

2003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部引发广泛争议的电视剧，它就是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后遭禁播。该剧真实地揭示了清王朝改革开放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一点对中共来讲具有刺激性。清王朝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电灯、电报、电话的，也没有火车和汽车。短短的几十年，上海滩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它的三大条马路上的一栋栋花园洋房，它的浦江岸边的一栋栋的高楼大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橱窗。可是这个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吗？没有。1905年孙中山先生说：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话、电报这样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措施，却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能为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打开更加广阔的门路。

其实，今天的人们也不是不懂得要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基本常识，都知道越往后，修正的成本越高。关键就是在党文化的氛围之中，屈从中共的淫威，迎合中共的利益，觉得发展经济至少对眼前短期有利，就跟着一味的叫喊要“把经济搞上去再说”，而对中共的杀人放火都可放任不管。

2）“稳定压倒一切”

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稳定”有特别的渴求。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在老百姓中很有共鸣，成为中共新时期维护统治的主打口号。

说起共产党，人们联想到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政治动乱，怎么现在的中共却祭起“稳定”的大旗了呢？说起来很矛盾，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中共可以“动乱”人民，而一旦人民要“动乱”中共，中共就要高唱“稳定”了。几十年来肆无忌惮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把人民“动乱”得民不聊生，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民主自由浪潮和人民的觉醒，眼见要把中共“动乱”掉了，这时中共就高喊起要“稳定”了。

显然，中共说的稳定只是中共政权的稳定，而非国家和社稷的稳定。在中共的跛足改革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约的权势者，最需要“稳定”，以便“稳定”地捞取利益。由于他们最维护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坚定的“稳定”力量，最可靠的“稳定”因素。这种“稳定”可以高于良知和道义，老百姓是死是活也可以不顾了。当矿井工人死于矿下，中共以“稳定”掩盖死者的冤屈；当拆迁户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冒死上访，幻想着找回公道，中共又以“稳定”为名进行截访，甚至用“破坏稳定”对遭受不公者进行迫害打击……这样的稳定是假的，社会不公和矛盾积蓄到一定时候，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共产党宣传的“（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积累社会矛盾等待总爆发的过程，一旦危机爆发，我们今天拥有的财富都会化为乌有，民族又会遭到生灵涂炭。

大家知道，经济的运行有自己的周期，不可能是“稳定”的，动荡不可避免。越如此，越需要有合理的制度作基础，来保障社会的稳定。真正的稳定，需要自由的秩序，法治的秩序和公正的秩序。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三百多年来保持高度稳定，人民自由，经济繁荣。有矛盾要及时疏导而不是强行压下，中共利用人们在各种运动中整怕了、希望稳定的心理，偷梁换柱，把它自己统治的稳定强加给民众。这种稳定是不稳定。

中共“稳定压倒一切”带来的代价，就是现在转型更难了，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在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今天，中共只知道一味的打压维权和异见人士，镇压信仰团体，封锁、过滤消息。中共在维护集团和个人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原罪越来越大，已不可能指望着它有一天会心血来潮，大发慈悲，主动开展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可以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3）“别人也一样”

中共很喜欢用“国情”来作借口。别人有民主，中国不能有，别人能有言论自由，中国不能有，别人有信仰权利，中国不能有，为什么呢？因为国情不同。但是，如果别人有什么坏事，中共这时就不讲“国情”了，而是强调“普世价值”，告诉人民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就要老百姓认可、理解、原谅中共的劣行。

说腐败，它会说哪个国家没有腐败？说镇压民众，它会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说民主，它会说印度搞民主，也没搞出什么名堂；说和平演变，它会说俄罗斯演变后是如何糟糕；说选举，它会说台湾的选举是多么混乱；说中国现在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大，它说那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说没有言论自由，它说西方哪个媒体不是被财团控制？说天安门抓访民，它说你到白宫去抗议试试，看抓不抓你；说中共人权不好，它抓住美军虐囚大作文章，说美国自己都不好，哪有资格说中共？……

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有时比那些严肃的说教更有迷惑性。但是，这种类比本身却是错误的，是欺骗误导民众。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点。所以，哪个国家都有贪污，都有人权问题。我们无意去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辩护，我们只是要指出中共“因为别人杀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杀人” 的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其次，中共在报导宣传那些类比例子时，常常对事情发生的背景、经过和处理方式断章取义，有意隐瞒不利中共的东西。我们知道，出问题是一回事，对问题的反应和处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问题的发生，而回避民主国家从政府、媒体到公众反应和处理问题的姿态。

美军虐囚事件一出来，中共就大加炒作，无非是想说，美国人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的人权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美国政府和中共在这种事情上的处理态度，就会发现区别很大。事实上，案发之后，美国自己是举国震动，不但美国媒体上大量曝光，就连总统也得马上回应，立即着手调查。中共引用的资料基本上也都是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导。而中共对自己的人权恶行，却是从上到下地一味掩盖，还不准别人去揭露。

对于中共在天安门抓访民，甚至“六四”屠杀，有个说法，就是你到美国白宫前面抗议看抓不抓你。中共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根本区别。中共说是可以申请游行示威，但根本不会批准申请，对申请人还要打击报复，更别提你要申请到天安门示威。而在美国，民众可以很容易地申请去白宫前面抗议，而且有些抗议人士就是故意要让警察抓走制造新闻效应的，美国警察常常会主动问抗议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传的那样，美国白宫前不容许抗议，要象中共一样抓人什么的。就算抗议者有过激行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来处理。

还有人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啊。是有，那是1932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补贴金事件，一万多名失业的退伍军人在美国国会大厦前集会。当时的胡佛总统下令联邦军队进驻华府，驱散示威民众，造成两名退伍军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美国公开出版的百科全书、记录片、历史书、回忆录等记载，他们并不是死于美国军队，而是被华盛顿的警察误杀。不论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们来看看美国朝野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首先，美国政府遭到新闻媒体的无情鞭笞，《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报导了事件经过，胡佛总统也向美国人民承认自己的责任。在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民更是用选票把胡佛赶下台去。动用军队的教训之深，成为后来美国总统的前车之鉴。1971年在白宫附近发生大规模的反越战示威，尼克松对前来请示的助手说：“让他们在那里好了。”对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没有对“六四”事件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说法，中国立法机构也没有提出过如何接受镇压民众的教训，以及如何避免将来犯类似错误的提案。

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讽刺西方言论自由的例子，就是说你写篇文章，看西方报纸是不是给你发表，如果没有发表，那肯定证明言论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国人因为这么一个例子，似乎一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论自由的虚伪，也就认为中共控制言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其实是中共给人们制造的歪理。报纸怎么可能来什么都给发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头几个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实上，言论自由并不是说每个媒体都要做到“绝对公正”。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理念，他们后面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也就是说，媒体作为个体来说，除了职业道德之外，当然有自己的喜好，对稿件和报导角度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并不是媒体界要掩盖的什么秘密。言论自由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媒体本身，它可以自由地发表它想要发表的内容（出格了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二是对读者而言，他的自由体现在可以获得任何意见的媒体，你既可以看反共的报纸，也可以看亲共的报纸，还可以看中共的喉舌报纸，你也有自由去办自己的媒体去发表你的意见，这才是媒体自由的真谛。新闻自由最关键的尺度是权力者有多大权力控制资讯。在美国，政府常常处于媒体的批评之下，即使政府想动用权力制止，也无能为力。但在中国，如果共产党不想民众在媒体上看到什么消息，动不动就给予封杀。把言论自由当作任何媒体都必须发表你的言论，根本就不现实。用西方报纸都有自己的立场来否定言论自由，不过是为中共钳制媒体找借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论自由的妙处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极力渗透、操控，并大肆发展自己的亲共媒体。

海外的民主选举出现的争端，也常常成为中共笑话民主自由、用来劝说人民拥护中共独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说法，帮助中共维护一党专制。民主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斗争和可能带来的动乱，民主的透明、媒体的监督和军队的独立毕竟是一种可借鉴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国家不管选举争端多厉害，国家很难陷入动乱和战争，这就是民主对社会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像个洪水猛兽。

俄罗斯和平演变之后，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罗斯好起来，所以总是宣传俄罗斯如何如何惨。俄罗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国情”，问题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罗斯作为民主化后的反例宣传的确是在误导民众。一些中国人到海外听到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三时（2006年7月的报导】，竟大吃一惊，觉得俄国人不是连饭都吃不上吗？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对象，是民主失败的经典样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奥政府正式开始经济改革至今，其年增长率达7%，这一经济增长率已非常接近中国的水平。印度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经营效率较高，银行坏账率低于10%。印度的经济结构跟一些发达国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优秀且成本低廉的技术人才，因此有人预言印度将在未来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实际上，印度如今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研发中心之一。我们无意为俄罗斯和印度说好话，他们都有自己的严重问题和发展变数，但是我们不应该被中共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不愿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报导而误导，不加分辨地重复中共的论调，按照中共的说法去思考问题。事实上，共产党在俄罗斯仍然是合法组织，如果俄国人民真喜欢共产党，完全可以在大选中把共产党选回去，人们不走这条路，显然共产党不受欢迎。

对于中国现在遇到的掠夺瓜分社会财富的问题，有人用“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也走过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们不去说这个原始积累的对和错，我们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积累之后，资本很快进入了再生产，同时有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了明确诉求，参政，办媒体，搞教育，做慈善等，成为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积累就是捞钱，捞个没完，然后外逃，享乐，根本无意去影响政府和共产党，同西方当时的情况根本不一样，怎么能指望出现“原始积累”后的良心循环呢？

还有一个听起来最彻底的类比：如果你去颠覆国家和政府，你看哪个国家不镇压你？这是一个很 “巧妙”的偷换概念的问题，很有迷惑性。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中共反复宣传灌输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现。“煽动和颠覆国家罪”是中共继过去的“反革命罪”以后的替代罪名，这个罪名把普通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活动归到“煽动和颠覆国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被中共称为“煽动和颠覆国家”、“泄漏国家机密”等等的许多行动，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民主政府怎么会镇压呢？办报骂政府，在中国，这就是颠覆国家的“惊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颠覆国家根本无关，除非是囤积武器或者搞恐怖主义暴动。

对于一些少数极端宗教组织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战乱作为，也是中共用来否定宗教自由，为中共的无神论开路的反面教材。而对世界上作为主流的那么多的正教正信带来的对社会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义，中共却尽力回避。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因此而跟着中共对信仰一概进行批判，排斥别人争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这样似是而非的类比还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于中共不利的东西，中共就不类比了，而是强调中国特色和国情。“国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一柄尚方宝剑。其实，这不能学，那不能学就是因为触动了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而已。

4）“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这是人们反驳别人批评的常用语。其实不对。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对电影明星、足球运动员指手画脚一番，并不要求自己一定要比对方更会演戏，更会踢球。

但是，中共很喜欢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恶行狡辩。当美国批评中共人权问题时，中共的回应就是美国的人权也有问题，而且也要出一本指责美国的人权报告，从而认为自己的人权问题就无所谓了。而中共出的美国人权报告，其内容都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导和美国政府关注的案例，中共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去多此一举呢？就是为了出一口“气”，非为改善美国人权（实际是希望美国人权丑闻越多越好，方便中共作文章），实为侵犯自己人民的人权罪行强词夺理。

中共为自己狡辩，那是它坏到那个份上了。可是，不少普通老百姓也附和中共的说辞，甚至认为中共的回应理由是多么“为国争了光”，这就是糊涂了。且不管美国的人权怎么样，美国批评中共的人权，客观上是帮助中国人民，因为在中共的人权迫害下，被害的不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吗？别人呼吁中共改善人权，不是中国人民自己受惠吗？遗憾的是，因为党文化的影响，认为批评中共，就是批评全体中国人民，触及了被中共灌输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自尊心，结果盲目维护中共的面子。有人为中共找理由，说别人批评中共的后面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用人权要挟中共。就算如此，如果我们不买中共的托辞，坚持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的人民，那么，中共改善自己的行为后，别人不就没有办法要挟了吗？这样，既为中国人民带来实惠利益，又打击了别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举两得，不是更明智吗？

所以，正常的思维是，不管对方做得怎么样，只要指出的是事实，就应该听取并改正。有人说“正人要先正己”。这又是一种误解。这话应该是批评者自我勉励的话，那是批评者境界高，为了更有说服力，严格要求自己的表现。但是，不能作为被批评者抵触别人意见的理由，不是有句话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

在外国元首要跟中共谈论人权问题时，有一个很典型的被认为是“机智”的回答，就是“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说中国人权，因为一百多年前你们严重侵犯过中国人民的人权”。在说起中共天不怕地不怕，破坏自然，污染环境时，也有个类似的说法，就是“西方强国不也转移污染工业，甚至把废料运到别国吗？”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国家曾经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为什么共产党就不可以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呢？西方国家能够污染中国，共产党怎么就不能污染中国呢？

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潮流，就需要听取国际社会的意见，除了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还要研究先进的制度。为了化解国际社会在人权、民主自由等方面的压力，中共总是用“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来无理取闹，误导民众，受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4）“对共产党要一分为二”

共产党自知坏事干绝，所以，希望人们能对它一分为二。老百姓自己也附和着说，“难道共产党一点好事也没干？”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这要看一分为二的场合和目的是什么。

一个杀人犯，杀人偿命，按照法律来说，就已经可以给他定性了。如果在法庭上要求一分为二，想用小时候曾经帮助老大爷推过车，植过树什么之类的来抵消杀人罪，那是不可接受的。

拿国家和政党来进行类比的话，可以看一下二战以前的德国。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他的经济政策使德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以100％的速度增长，德国的失业率从30％降到0％，德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因为在一战以后德国是战败国，英法列强对德国是很歧视的，要收它的赔款，但是希特勒当了元首之后，德国成了欧洲的强国，特别是1936年成功地在柏林举办了奥运会，使得很多国家对它刮目相看。当时德国修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起降战斗机的，很多地铁的挖掘都是希特勒时代完成的，而且希特勒当时说要让德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轿车，这就是德国“大众”车牌的由来。但是不管希特勒在经济上做了多大的努力，在军事上取得多大的成功，有人说他是军事家或是经济学家，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全球九千万人的伤亡，造成了四千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他在集中营里面对犹太人残酷的屠杀，有六百万犹太人因为二战在集中营里失去生命。这些事情就足以给希特勒和纳粹定性了，所以今天你要是到德国去的话，没有人说我们要对希特勒和纳粹进行一分为二，而且包括现在拥有纳粹的标志，或者对希特勒崇拜都是违法的。

我们再拿日本人打一个比方。侵华日军在中国除了杀人，它还办了很多实业。特别是在东北三省，它开工厂，开矿业，一直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当时东北三省的老工业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包括当时东北三省作为全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都是日本人弄的。甚至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在中国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动，比方说盂兰盆会，到南京秦淮河两岸看一看那也是属于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大上海那也是朝朝饮宴、夜夜笙歌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不要感谢侵华日军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呢？也要来个一分为二呢？我们好像没有人这样想，因为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杀，有七三一部队，有三光政策，而且这场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两千万军民的伤亡，就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给侵略战争定性了。

所以回到共产党这儿，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共造成了中国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四千万人是被它屠杀掉的，四千万人是活活被饿死的，这个屠杀的数量超过纳粹德国法西斯的十几倍，超过日本人四倍，另外一方面，共产党又出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所以就这两件事情本身，就足够给共产党定性了。

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共产党它自己做事情它也常常不一分为二，它常常把事情做绝了。比如它在镇反的时候，为什么不对原来国民党的官兵一分为二呢？在迫害刘少奇、打倒林彪邓小平的时候，那时候怎么不对他们一分为二呢？今天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怎么一句好话都没听说，全部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话呢？所以从它的表现来讲，它所谓一分为二，实际上是为它维持统治所找的一个借口，让大家对它有一定程度的认同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如果真要是“一分为二”的话，那么，中共就应该面对过去，面对错误。中共说的“一分为二”其实是一个障眼法。它先虚晃一枪，说事情总有好有坏吧，让人觉得很“客观”的样子，然后，话锋一转，“坏”就不说了，落脚点却是“好”。所以，中共是不让人们去彻底全面地反思中共的过去的，它干的坏事是不让人说的，要说也只能按它的调子和分寸来说，这样说的后果反而是给今天的中共贴金。德国总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华沙下跪忏悔对犹太人的罪行，而中共领导人却从来没有向全国人民忏悔。如果在德国的格言现在是“千万不要忘记”，而在中国则是“千万不要记住”。可是，忘记历史的社会能够自救吗？

6）“温饱权高于人权”

面对世界民主潮流，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恶行成为中共在世界上的一大包袱。于是，御用文人们杜撰出了一个人权歪理，“温饱权高于人权”，“你到饥肠辘辘的农民那里去问问，他们是要饭吃还是要民主自由？”很多人面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共的人权记录时，也会用中共这一套话语进行批驳。在中共的政治教科书和每年的政治考题中，对这个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中共在不同的外交场合，也经常俨然理直气壮，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人们重复这句口号，跟中共的宣传和灌输是分不开的。

其实，这是一种混淆逻辑的诡辩，它把民主自由当作一个抽像的概念，而把这个抽像的东西去同具体的“食物”进行对比，加上暗示农民的教育水平低，只会要具体的，而不懂得抽像的东西，从而得出农民都“要饭吃”，于是，就否定了民主自由的重要，结论就是“温饱权高于人权”。

我们稍稍换一个说法，把民主自由具体化，农民们就不会上中共的文字游戏的当了。按中国农村9亿人口计算，要养活县乡村三级官员6000万，这就是说每15个农民（包括老人和小孩，按人口计算）要供养一个中共官员和工作人员。从历史上看，国民政府末年（1949年）是50个百姓供养一个官员，现在是15个农民供养一个官员。过重的负担，压得农民翻不过身，就连中共自己都承认减免农民负担是一项关系国家的大事。

对饥肠辘辘的农民，如果把“民主人权”的抽像字眼转换成具体的行为，我们可以这么问，“我们农民被整得苦啊，找人把你们的情况反映出去，你们愿不愿意？”“当官的欺压农民，苛捐杂税多啊，咱们把那个坏蛋乡支书罢了，选个真正为我们干点实事的，大伙乐意不乐意？”对于这样的提议，农民们难道会拒绝？

人的肚子饿了，要想得到帮助的话，首先就要发出声音，让人知道你的肚子饿了。就是说“言论权”比“温饱权”更紧要。可是，为什么中共颠倒顺序的狡辩人们也能欣然接受，听之任之呢？就算吃不饱的人没权说话，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已经吃饱了吗？为什么不让他们说，或者容许他们替吃不饱的说呢？

其实，“温饱权”对于中共来说也不重要，中共在意的只是一个敷衍外界、抵触言论自由的借口。

类似上面这样的似是而非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党文化改造人的思想之后，的确使得人们沟通起来都很困难，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另一个问题冒出来。如何避免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避免用党教会的语言说话，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把角色分开。把自己同党分开，克服党妈妈情结，突破“离不开党”的底线，不把党的无神论、唯物论和斗争哲学、仇恨哲学当作自己思想的基础。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看一看如果你附和那些观点，到底对谁有利，是鼓励党干坏事还是监督党、抑制党不让它干坏事。中共可以为自己辩解，但是，我们老百姓不能跟着起哄。别人批评中共的时候，并不是在骂中国人。丢中共的面子，不等于丢中国人民的面子。能够挑战独裁，为真相挺身而出，是真正的勇士，是会赢得世人的尊敬的，这种尊敬是对是对中国人民的尊敬。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无神论是党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共之所以得以改造人们思想，就在于切断了民族传统文化，用马列主义外来文化替代了中国几千来的半神文化，从此“无神论”主宰大陆，敬天畏神、善恶有报变成了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就人类历史而言，对神的信仰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人类的道德。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也就没有了道德的约束，没有道德的约束，法律的约束也只能是有名无实。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相信今生来世，不相信做坏事有报应，于是，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漠视生命 肆意杀人

1949年以后，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在历次运动中，起作用的却不仅仅是中共本身。中共搞运动历来是煽动群众斗群众。很多受害者往往是被中共扣上什么帽子，然后众多乡邻、亲戚甚至家里人就会一涌而上，将其活活整死、打死。那些打人者本身固然有被中共欺骗的一面，但他们之所以能做得出这些恶行，却跟党文化的洗脑紧密相关。一个相信天理，相信人伦人性的社会，不可能大面积干出这种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情。

“大跃进” 之后的大饥荒，饿死的大约有四千万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事实上，如果当饥荒发生的时候，能够开放粮仓，能够寻求解决办法，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不至于那么高。更令人震惊的是，面对饿得奄奄一息的村民，中共干部却命令军人强行封锁道路，目睹他们活活饿死也不准他们爬出去逃生。

文革中的“打砸抢”，学生居然用皮带抽死老师，孩子用砖头砸死父亲。还有人把对方打死之后，把器官取出吃掉。

中国古代讲“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被当局整肃的对象，本身已经够可怜了。但现在很多人却不但见死不救，还要落井下石，甚至以杀人为乐，只要中共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认为是党性的需要，是党的政策的需要，什么后果都可以不顾。中共思想改造的后果之可怕，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这种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党文化思维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因为中共的腐败与暴政，社会产生了大量的被压迫团体。富人高官可以利用特权过着一掷千金的生活，而下岗工人却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贫穷人家的母亲因为没法替儿子交学费而上吊自杀……但面对下层民众的凄惨生活，很多人已经漠不关心，毫不在意。面对可怜无助的上访民众，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可以大多出手，将人致伤致残，丝毫不管他人死活。所谓的何院士何祚庥，可以面对无数的矿难，说出“谁叫你生在中国”这样的狠话来。而中共将官朱成虎，则放话可以牺牲西安以东地区、不惜中国一半的人口来打一场核战争，跟老毛的“中国死了三亿，还有三亿”的说法如出一辙。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大学生孙志刚就被收容所活活打死。而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大量法轮功学员惨遭酷刑甚至折磨致死，在2006年更曝光出自2001年以来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中共官员和医生从中牟取暴利。人性之泯灭，骇人听闻。

漠视生命不仅仅表现在政治运动当中，也不只体现在权势者对百姓的态度上，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都充满好勇斗狠，肆意残杀的现象。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砍啊，杀啊，对越暴力的越崇拜。手段残忍的校园凶杀案也屡屡发生。社会上谋财害命、用钱买命的事情随处可见。官员、富豪雇凶杀人，有时连自己的妻友也不例外。

当人的道德沦丧到如此穷凶极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了。

战天斗地 破坏自然

几十年来，党文化把中国人民塑造成“无法无天”、“战天斗地”的一族，从当初的“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疯狂地打麻雀”、“乱砍滥伐”到今天的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是只管眼前，无视子孙后代的福祉，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透露，每生产价值为一万美元的商品，中国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世界银行说，在世界上1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专家估计，中国未来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 2006年8月26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检查报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触目惊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污染的严重性。中央电视台２频道曾报导中国每年产出的GDP当中，有18%的GDP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有一幅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许多国家是绿色覆盖，而中国是一片黄土。许多网友面对祖国母亲被蹂躏如此，看到中共还在高喊“崛起”，不觉“万念俱灰”。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曾是中共宣扬爱国主义的主打歌曲，有考证指出，这条美丽的大河就是承载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有道是“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淮河污染之触目惊心，让这句民谣成为历史。工业企业偷排污水、农村面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使淮河流域约60%为劣五类水质，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响1.3亿居民生活。中共也喊治理淮河，但是，如果人心不治理，是没有用的。2004年7月20 日至27日，淮河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有如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顺者昌，逆者亡，满河黑暗，伏尸（鱼虾蟹）千里。“10年治污水质回到‘原点’，600亿付诸东流。”

党文化带给中国人的“不计后果”的心态，更是表现在热衷于搞大运动、大项目，劳民伤财，不顾自然规律。再大的工程，总是先上马再说，哪管什么后果，满足战天斗地、好大喜功的变态心理，走一步看一步，出了事算“交学费”，把国家民族的未来当作儿戏。

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如此重大的项目中，决策人员也仍然以政治为决策依据。“六四”之后，中国民心低落，三峡工程就被选为振奋人心的工程。关于三峡工程，该不该修，人们听到的都是一面倒的消息，就算提到负面消息，也是早就有了“应付”对策，而反对一方的专家们的进一步反驳和详细讨论，百姓是看不到的，那是禁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水要流动就得有坡度，库区的头尾就要有落差，淹没区就必须是一条斜线。但是三峡工程“移民组”为了迎合当局缩减移民搬迁费用，提出的三峡移民淹没线竟是平的，就是如果大坝蓄水到预定的175米，另一头的重庆的淹没线也是175米。但是按三峡工程泥沙组公布的万分之零点七的水力坡度来计算，600多公里以外的重庆的水位高度将不是现在说的175米，而是超过海拔217米，到时就要为重庆“准备后事”了。如果要保重庆，水位就不能蓄到175米，那当初的防洪发电的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多精明的官员，还有这么多科学家，都知道水从高处流向低处，这么严肃的后果就不当回事？还有，三峡工程中的目标和措施之间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发电矛盾，防洪和航运矛盾，防洪和排浑蓄清矛盾，发电、防洪、航运与移民矛盾等等。防洪要放水，水位降低又会导致发电和航运能力下降。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对三建委办公室主任建议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即把洪水控制水位降低10米。但低水位必然影响到航运，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发电，为此张光斗主张修建燃油、燃气或燃煤的火电厂进行调峰，张一再叮嘱 “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再有，如何处理泥沙淤积是水库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之一，而200公里长的三峡是沙石最好的避风港，三峡水库拟采用“蓄清排混”的运行方式。海外有学者预言“排混”只对大坝前很短距离有效，而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则斩钉截铁地说一块石头也出不去！黄教授1957年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成右派。数年后三门峡大坝的失败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关于三峡工程，黄教授写过三封信，陈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领导人给他30分钟的时间，把三峡工程问题给他们讲清楚，说服他们改变这一决策。然而，他连这30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得到。

“南水北调”是继“三峡工程”之后又一项世界级工程，主要目标是将长江水分东线、中线、西线调往严重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地区。东线、中线工程已于2002年底开工；西线工程计划于2010年开工。当初“三峡工程”还像征性地有个全国人大无记名投票，而现在人们连那个过场都嫌碍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设计者们竟然说，中央宣布东线、中线开工，就意味着西线也开工了。早在2001年7月就通过水利部专家委员会审查的“西线工程纲要”，到2005年3月才让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调水区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人文科学家等才第一次看到其“庐山真面目”，让这些第一线的专家们十分忧心。西线工程要在源头上把长江水引到黄河，而黄河比长江高出200米，比三峡工程不知要难多少倍，风险也不知要大多少倍。有专家感叹“西线工程令人担忧，会不会救了黄河毁了长江，甚至救不了黄河还毁了长江？”呼吁中共“告别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但是，他们的话在以政治决策为中心的中共那里，又能传多远呢？极力支持工程上马的西线工程设计总工程师对外界质询的回答是“随着项目推进，一切都会逐渐明了”。被中共的“战天斗地”洗脑过的人们，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动土，态度居然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来没有让人去和地斗，破坏自然。在传统观念中，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对抗的，“天人合一”讲的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现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早在公元前就有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它使得中国拥有过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撑了灿烂的传统文化。为什么现在发生了生态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正是因为这种不计后果的做事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使得青山不再，绿水断流。特别是现在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心理的人们，更是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去干。当大自然报复的时候，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呢？

世风日下 不讲道德

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伦理也日渐低下。看医生要递红包，孩子入学要交红包，打官司要给红包，记者写新闻要收红包……金钱把一切固有的职业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会运作模式被破坏了；旧有行业的职业道德变坏了；新生行业的职业道德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一出生就已经被污秽包围了。

就说造假的程度，从假烟假酒假火腿，到毒米毒油毒奶粉，什么都有。2003年安徽阜阳发生了害死婴儿的“毒奶粉”事件。长期食用这种奶粉的婴儿，头大身子小、身体虚弱、反应迟钝，并伴有大面积皮肤溃烂、内脏发育肿大。仅阜阳市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就有171人，因并发症死亡的有13人。许多患“大头娃娃病”的农民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费掉了所有积蓄，有的甚至变卖了家产。不少家庭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不得不放弃治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2006年，北京市粮食局所把2300多吨陈化毒米流入市场，里面含有大量致癌物质，包括目前发现最强的化学致癌物黄曲霉素。然而商家为了利益不管百姓死活，毒米公然进入市场波及全国，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广东、辽宁、四川、湖南都出现数以吨计的毒米。更有甚者毒米搀好米，百姓无从分辨，曝光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

过去叫盗亦有道，掺假骗钱，也就骗个钱，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而今天的人们，除了少数心里还遵从传统道德约束的人，更多的人是觉得道德、良心能值几份钱？中共的无神论、唯物论、不讲天理，不讲道德，教育出来的就是这种为了钱，为了个人利益，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

2001 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无独有偶，2003年3月24日的《三湘都市报》报导，有些当地教育局出台的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不知这样的校训和规章，是让人民放心还是更担心。

当一个社会已经确立了游戏规则，社会民主制度、法律体系、媒体监督和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已经比较完备地建立，民众的道德维持在一定程度，国民心态比较平稳时，再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会是在规则之内，道德和法律在原则上有个约束。而中国是规则还没有确立，就先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没有任何道德的制度的宗教的底线约束，后果可想而知。

性泛滥造成社会危机

时下的中国，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禁区，相反，“性生活”却成为开放最彻底的。婚外恋、包二奶、一夜情、白领阶层的换妻游戏、婚前同居、网婚、闪婚、隐婚、成人用品商店、卖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脱衣舞、电视电影节目煽情性的表演、性感美女在平面媒体的独领风骚等等，谈政治色变的中国社会，人称正在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性革命”。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6千，1999年达45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但查获率是1%还是10%，没有人知道，但绝对超不过10%。在这股席卷全民的“黄潮”中，不但是青年一代意识领先，就是中老年人也不甘示弱，似乎要挽回过去被“耽误”的时光。电影《手机》和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的名言“查嫖娼就是破坏投资环境”，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折射。忆往昔“全国上下一片红”，看今朝“全国上下一片黄”。

包二奶、养情妇、性贿赂，已经成为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时尚”，不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有情妇。在 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一个人就有情妇107个。

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势人物到平头百姓，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只要有条件，就都想着占上一把性便宜。上级对下级，老板对员工，教授对学生，导演对演员，强者对弱者，性侵犯处处可见，天理、人伦都可以不管。

就连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也频频出现禽兽教师。有的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并包为二奶，有的老师强奸未成把学生杀害了，有的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国内媒体2003年报导，重庆大足县一名小学教师，从2002年至2003年，先后对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强奸猥亵。甘肃陇西县一名体育老师以帮学生走后门上学为名，将该校12名初三女生强奸，其中两名学生被强奸后怀孕。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中仰小学一名51岁的教师在一年半时间里42次强奸 12名女学生、35次猥亵16名女学生，仅有3人幸免于他的魔爪。2004年6月，临夏县一小学教师在一年半时间内先后将三年级的9名女同学多次强奸和猥亵，其中次数最多者达数十次，而这些孩子最大的一名还不满15岁，其他均是9到10岁的女童。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南兴镇某小学校长林登平3个多月竟然作案 7次，共强奸11名均是在校学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仅10岁……这样丧心病狂、触目惊心的恶行，在今天却已经屡见不鲜。

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自古都是严肃认真，把操守看得很重。只有结婚之后才能住在一起。结婚时要拜父母、拜天地，有天地神明为自己的婚姻作证。反之，如果有人被指控私通、淫乱，那会是一项大罪。强奸就更是跟杀人放火一样，罪不可赦。“万恶淫为首”，但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先辈的古训。这种局面，不能不说与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价值，宣传无神论、唯物论密切相关。在中共的党文化里，权力就是道德的最大诠释者。只要有权，只要有条件，就可以肆意妄为。从共产党早年的“共产共妻”，到毛泽东的淫乱，再到现在中共官员的腐败堕落，从官方到民间，一切传统价值都被颠覆了，一切家庭人伦观念被抛弃了。但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乱性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再发展下去，我们到底期望一个怎样的未来？

黄赌毒产业化 官方成保护伞

中国卖淫业一直是非法的，性产业必须同军警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有些性产业根本就是同军警合作办的，有的也不隐瞒这点，因为这是提供安全的保证，例如军队或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云来。性服务业涉及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庞大，就业人员大约有1000万，涉及的消费每年大约1万亿人民币。由于2000年的警察行动，中国经济学家杨帆估计，失业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费降低，中国GDP因而减少了1%。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王增先在研究会上“保守估算”，每年有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赌资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毒品市场3000多亿人民币，吸毒人员超过1千万。沈阳市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沉河区分局原局长曲月福和现局长张保华及另外100多名警官为毒贩做保护伞，毒贩和警察勾结，贩毒“一条龙”。黄赌毒三大市场几乎相互关系协调发展，由于从事三大行业的人员需要有特殊的地位与背景，因此，中国的军警及政府要员成为三大行业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没有政府及军警做背景这三大行业在中国寸步难行。官方参黄参毒参赌，上行下效，造成中国人对吸毒贩毒赌博卖淫嫖娼司空见惯，甚至亲身参与，不觉得自己干坏事。

在感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生活时，人们最有切肤之痛的就是社会道德下滑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人形容共产党过去在课本里宣传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今天早已变成了社会实践中的“权欲、钱欲和性欲”全面崛起，名曰“三玩博士（玩权，玩钱，玩女人）”。假货盛行，色情泛滥，黑社会活跃，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而民间疾苦却乏人问津，社会公正更是不得伸张。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内在的道德约束，没有外在的舆论约束，没有外在的法律约束，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