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殺害者分四大類，佔主要人數的兩大類是，第一類國共戰爭後期，倒戈投向共產黨的，中共稱之爲起義、投誠，實爲投降，以及被俘釋放返鄉的。第二類已經退役返鄉多年的原中華民國軍政人員，或閒居，或從商，或從事其它職業，如教師、律師等，另有極小部份屬於第三類和第四類，因堅持與中共打游擊而被俘的，戰後逃亡外地，隱姓埋名的，被殺害的高級人士中，多數爲國共戰爭後期，國民黨師、軍級以上投共將領，包括四十四軍軍長陳春霖、第五軍軍長徐經濟、第九十九軍副軍長甘清池、第八軍副軍長曾憲成、第十八軍第九十師師長尹作贛，河西警備總司令部少將高參、葉幹武等等，這也是中外歷史上聞所未聞的惡劣先例。

降者免死，乃戰場通則，極端殘忍，而毫無人性底限的中共集團，屢屢創下惡之舉，美國的南北戰爭，北勝南敗，但戰後在美國國會大堂裏，南北雙方將領的雕像並行聳立，共同受到後人尊緬，因爲美國人明白，不論誰勝誰敗，他們都是手足同胞，對照這等文明境界，殘暴的中共集團猶如惡魔、撒旦降世，神州大地豈能不血腥遍野，這波鎮反中，被殺害者也包括國民黨抗日名將，如陸軍中將周址，一六零師師長宋士臺，第二軍副軍長兼第九師師長陳映榮等等，還包括辛亥革命或護法原勳，如鄧玉麟、夏之時、何海清、宋賀庚等等。

中共之所以殘殺這些已經解甲歸田，並無意與中共相爭的名流人士，是因爲他們都是當地名士，頗具名望，中共深恐他們聚衆再起。中共要的就是斬草除根，斬盡殺絕。在這裏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手段是黑社會謀財害命的手段，先矇騙受害人，用好言好語將他們騙到手，然後再食言殘殺。

鎮反前，毛澤東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在此之前爲什麼不能大量鎮壓反革命，是因爲時機不成熟，我們的財經問題還沒有解決，同資產經濟的關係還比較緊張，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提出大量鎮反，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也打起來了，因此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

毛親發密令，按人口比例殺人，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做決定。1951年初，毛批評湖南等地殺人不夠，親自指示，上海是一個16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逮撲兩萬餘人，僅殺二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爲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三千人左右。

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又電告華南分局廣東方面，你們已經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爲目標。在毛指示的鼓動下，各地放手殺人，仿如比賽一樣，實際上殺人比例遠遠超出千分之一。

1954年毛澤東宣稱鎮壓反革命，共殺關、管二百至三百萬人，但早在1952年底，中共公安就宣佈共消滅反革命份子二百四十餘萬人，而中共內部傳，實際遇害的原國民政府軍、公教人員至少高達五百萬人以上。至於被俘的二百多名國民黨高級將領，司令官以上，戰後一直被關在中共監獄，從1959年開始，中南海處於對臺灣的統戰目的，開始對他們分批特赦，直到1975年，也就是中共建政26年後，才全部釋放，這些飽受牢獄之災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等到走出監獄已經垂垂老矣，卻仍然被中共利用作爲統戰工具。

而大批投降或被俘的國民黨士兵，被共軍收編後，都被推到最前線作戰，充當共產黨炮灰，比如最先率完整兵力投共的傅作義，國民黨陸軍上將，華北剿匪總部總司令，將其60萬大軍拱手交給共產黨之後，僅兩年，其精銳竟都被中共推到北韓戰場，充當志願軍的作戰主力，傷亡慘重，幾乎全軍覆沒，傅作義所部的工兵團，甚至被全部劃入北京市勞改系統，名爲留廠就業人員，邊學習，邊勞動，實際變相淪爲勞改人員，充當共產黨的苦力。

韓戰結束後，換俘時，一萬多人被俘的中國志願軍，自願選擇到臺灣，其中大多數都是當年降共的國民黨官兵，他們看透中共本質，翻然悔悟，到臺灣後重歸國軍行列，其他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志願軍戰俘，終其一生受盡冷眼和歧視，後悔至今，可想而知。

1949年1月，中共軍隊不費一槍一彈進入北平，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原因在於中共以和談爲名，利用國民黨北平首將傅作義，最後傅所部60萬國軍和平繳械。

中共統戰成功全賴一個關鍵人物，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在那之前傅冬菊已經被中共地下組織發展爲地下共產黨員，成爲潛伏在父親傅作義眼皮底下的中共特務。

有一回利用她年僅5歲的弟弟，從父親傅作義的上衣口袋中偷走保險櫃鎖匙，用照相機拍下保險櫃中全部軍事機密，毛澤東和中共獲得傅冬菊送來的膠捲稱之爲「解放戰爭初期最重要的軍事情報」。

祕密和談階段，毛澤東利用傅冬菊這一管道，與傅作義聯繫，傅冬菊則不僅向中共提供北平國軍的重要軍事情報，而且讓中共明了傅作義的心思、動態乃至一舉一動。讓中共一方牢牢掌握和談的主動權。矇在鼓裏的傅作義直到交出北平之後才知道女兒的共產黨身份，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甫頓感上當受騙極度後悔，大罵傅冬菊不忠不義，兩性家奴。

這個出賣了父親、出賣了家庭、也出賣了中華民國的傅冬菊，投共之後情況並不理想，中共建政後這個爲中共拿下北平立下汗馬功勞的大功臣，並未得到什麼特別的回報，不僅沒有受到中共的重用，反而遭受歧視，中共上級組織甚至不承認，她的黨齡，要她重新填表入黨，爲此她感到極大委屈而憤怒。

1949年傅冬菊被打發到雲南，在中共西南服務團任職。1951年被調入北京在人民日報當一名普通記者，文革爆發後，傅冬菊被指控爲「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反革命被揪了出來，交由羣衆殘酷批鬥。連她當年爲中共賣命所從事的特務工作都遭到質疑，一度失去自由。文革後，傅冬菊被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

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傅作義就將自己的多處房產，捐獻給了中共，到了90年代，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退休回到北京居住的只是一間破舊的居室，沒有裝修，陳設簡陋，連沙發都是布面的。對比衆多官員的窮奢極欲、揮霍無度，傅冬菊卻只有微薄的退休金，以至於連單位的微利房，都是由幹部少許出一些錢，就能將超值的政府工房購下成爲個人所有都買不起，中共國務院機構事務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困，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微薄的退休金僅夠吃藥，後來病情加重，醫院以資格不夠爲由，拒絕她住進高幹病房。而傅冬菊對於中共的功勞，豈是任何副部長所能比擬。

傅冬菊只能住特需病房，這種病房任何人只要付錢就能住，每天的住宿費是400元，還要自己出護理費。一個護理員的一月工資就是幾千元，兩個護理員每12小時一輪班，因爲傅冬菊付不起那麼多錢，幾個護理員先後甩手不幹。

臥病2年多，當年那些與她聯絡，求她辦事，靠她立功的中共地下黨員如今都已升居高位、腰纏萬貫，但沒有一個人出面爲她說話，也沒有一個人去醫院看她。

2007年7月2日，貧病加交而孤獨無助的傅冬菊，悽殘辭世。據說傅冬菊臨終前，對當年的行爲頗爲後悔，覺得對不起父親，她對旁人說，到現在才發現自己對父親的了解實在太少了。

隨着歲月的流逝，她越來越理解父親當年的做法，但爲時已晚，她想寫一本關於父親的回憶錄，但因自己病痛纏身始終無法如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