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杀害者分四大类，占主要人数的两大类是，第一类国共战争后期，倒戈投向共产党的，中共称之为起义、投诚，实为投降，以及被俘释放返乡的。第二类已经退役返乡多年的原中华民国军政人员，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它职业，如教师、律师等，另有极小部份属于第三类和第四类，因坚持与中共打游击而被俘的，战后逃亡外地，隐姓埋名的，被杀害的高级人士中，多数为国共战争后期，国民党师、军级以上投共将领，包括四十四军军长陈春霖、第五军军长徐经济、第九十九军副军长甘清池、第八军副军长曾宪成、第十八军第九十师师长尹作赣，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叶干武等等，这也是中外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恶劣先例。

降者免死，乃战场通则，极端残忍，而毫无人性底限的中共集团，屡屡创下恶之举，美国的南北战争，北胜南败，但战后在美国国会大堂里，南北双方将领的雕像并行耸立，共同受到后人尊缅，因为美国人明白，不论谁胜谁败，他们都是手足同胞，对照这等文明境界，残暴的中共集团犹如恶魔、撒旦降世，神州大地岂能不血腥遍野，这波镇反中，被杀害者也包括国民党抗日名将，如陆军中将周址，一六零师师长宋士台，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陈映荣等等，还包括辛亥革命或护法原勋，如邓玉麟、夏之时、何海清、宋贺庚等等。

中共之所以残杀这些已经解甲归田，并无意与中共相争的名流人士，是因为他们都是当地名士，颇具名望，中共深恐他们聚众再起。中共要的就是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在这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手段是黑社会谋财害命的手段，先蒙骗受害人，用好言好语将他们骗到手，然后再食言残杀。

镇反前，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经济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反，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

毛亲发密令，按人口比例杀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1951年初，毛批评湖南等地杀人不够，亲自指示，上海是一个16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逮扑两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三千人左右。

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又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你们已经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在毛指示的鼓动下，各地放手杀人，仿如比赛一样，实际上杀人比例远远超出千分之一。

1954年毛泽东宣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但早在1952年底，中共公安就宣布共消灭反革命份子二百四十余万人，而中共内部传，实际遇害的原国民政府军、公教人员至少高达五百万人以上。至于被俘的二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司令官以上，战后一直被关在中共监狱，从1959年开始，中南海处于对台湾的统战目的，开始对他们分批特赦，直到1975年，也就是中共建政26年后，才全部释放，这些饱受牢狱之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等到走出监狱已经垂垂老矣，却仍然被中共利用作为统战工具。

而大批投降或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被共军收编后，都被推到最前线作战，充当共产党炮灰，比如最先率完整兵力投共的傅作义，国民党陆军上将，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将其60万大军拱手交给共产党之后，仅两年，其精锐竟都被中共推到北韩战场，充当志愿军的作战主力，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傅作义所部的工兵团，甚至被全部划入北京市劳改系统，名为留厂就业人员，边学习，边劳动，实际变相沦为劳改人员，充当共产党的苦力。

韩战结束后，换俘时，一万多人被俘的中国志愿军，自愿选择到台湾，其中大多数都是当年降共的国民党官兵，他们看透中共本质，翻然悔悟，到台湾后重归国军行列，其他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志愿军战俘，终其一生受尽冷眼和歧视，后悔至今，可想而知。

1949年1月，中共军队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原因在于中共以和谈为名，利用国民党北平首将傅作义，最后傅所部60万国军和平缴械。

中共统战成功全赖一个关键人物，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在那之前傅冬菊已经被中共地下组织发展为地下共产党员，成为潜伏在父亲傅作义眼皮底下的中共特务。

有一回利用她年仅5岁的弟弟，从父亲傅作义的上衣口袋中偷走保险柜锁匙，用照相机拍下保险柜中全部军事机密，毛泽东和中共获得傅冬菊送来的胶卷称之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秘密和谈阶段，毛泽东利用傅冬菊这一管道，与傅作义联系，傅冬菊则不仅向中共提供北平国军的重要军事情报，而且让中共明了傅作义的心思、动态乃至一举一动。让中共一方牢牢掌握和谈的主动权。蒙在鼓里的傅作义直到交出北平之后才知道女儿的共产党身份，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甫顿感上当受骗极度后悔，大骂傅冬菊不忠不义，两性家奴。

这个出卖了父亲、出卖了家庭、也出卖了中华民国的傅冬菊，投共之后情况并不理想，中共建政后这个为中共拿下北平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功臣，并未得到什么特别的回报，不仅没有受到中共的重用，反而遭受歧视，中共上级组织甚至不承认，她的党龄，要她重新填表入党，为此她感到极大委屈而愤怒。

1949年傅冬菊被打发到云南，在中共西南服务团任职。1951年被调入北京在人民日报当一名普通记者，文革爆发后，傅冬菊被指控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革命被揪了出来，交由群众残酷批斗。连她当年为中共卖命所从事的特务工作都遭到质疑，一度失去自由。文革后，傅冬菊被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

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傅作义就将自己的多处房产，捐献给了中共，到了90年代，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退休回到北京居住的只是一间破旧的居室，没有装修，陈设简陋，连沙发都是布面的。对比众多官员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傅冬菊却只有微薄的退休金，以至于连单位的微利房，都是由干部少许出一些钱，就能将超值的政府工房购下成为个人所有都买不起，中共国务院机构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困，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微薄的退休金仅够吃药，后来病情加重，医院以资格不够为由，拒绝她住进高干病房。而傅冬菊对于中共的功劳，岂是任何副部长所能比拟。

傅冬菊只能住特需病房，这种病房任何人只要付钱就能住，每天的住宿费是400元，还要自己出护理费。一个护理员的一月工资就是几千元，两个护理员每12小时一轮班，因为傅冬菊付不起那么多钱，几个护理员先后甩手不干。

卧病2年多，当年那些与她联络，求她办事，靠她立功的中共地下党员如今都已升居高位、腰缠万贯，但没有一个人出面为她说话，也没有一个人去医院看她。

2007年7月2日，贫病加交而孤独无助的傅冬菊，凄残辞世。据说傅冬菊临终前，对当年的行为颇为后悔，觉得对不起父亲，她对旁人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已晚，她想写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但因自己病痛缠身始终无法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