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及的对话发生在60多年前的延安。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此时，一些民盟成员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

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才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亦不表示反对。7月1日，黄炎培、傅斯年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了延安，毛、周、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热情款待。

延安之行让傅斯年进一步认清了毛和中共的真实面目，而黄炎培则被毛和中共的假象蒙骗，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并在其后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中，记录了他与毛有关“周期律”的一段谈话。这段对话被称为“延安对”、“黄炎培周期律”或“黄炎培周期律难题”。

饱读历史的黄炎培亦从自己的亲身所历得出了个人、家庭、团体乃至一个国家政权衰亡的规律，那就是：或是“政怠宦成”，即掌权者在治理国家上逐渐懈怠，不思进取，导致官僚主义严重，小人当政，祸乱政务；或是“人亡政息”，即明君或贤臣如果不在位，则所行的善政便会被废止，也就是，国家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与否都系于一人；或是“求荣取辱”，即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

对于黄炎培的话外音，毛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虽然毛当初信誓旦旦，60多年后，当新一任中共党魁习近平再度提起“黄炎培周期律”时，我们不难发现，民主对于中国老百姓依然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在当今中国，依旧是人治、党治，依旧是佞臣当道，小人得志。60年的时间还没有实现基本的民主，还无法保障基本的人权，这难道不是个莫大的讽刺？

那么，为何习近平旧言重提，并称这是对中共的警示？笔者认为这与中共高层此前多次提及的“亡党”危机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黑暗现实已经让中共领导人意识到了中共的覆亡的脚步正在走进，如何避免或延迟中共生命的完结成为了党内的头等大事。中共新班子推出的“新八条”到高调反腐等措施也与此不无关系。

然而，黄炎培周期律已揭示，不开放党禁、报禁，不让人民监督政府和官员，即不推行民主，惟有死路一条。而十八大上喊出了“不走老路邪路”的中共早已公然拒绝了在政治上的任何根本上的变革，仅仅依靠现行措施显然无法阻止官员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无法解决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问题，无法广开言路广纳贤言，无法肃清冤狱解救冤民……

习近平旧言重提，一方面是在向民主党派释放统战信息：中共乐意倾听民主党派的意见；一方面也反映腐败严重已成心病、共识，不必隐晦，借此向外界表明反腐是下一步的重点方向。只是，中共的体制注定任何在内部可能触动中共根本利益的举措最后都会不了了之，中共不可能摆脱黄炎培周期率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