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盛奸杀案摧毁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其父母痛不欲生。全球华人普遍对此案表达愤慨。人们谈论最多的有两点。

一是凶手的残忍。死者在遭到强奸时，头部被凶手用金属管重击50余下，左部头骨全部碎裂。连治疗姚宇的医生也惊称，这是他从医多年所见到的最严重的伤害。

二是华人目击者对同胞的麻木不仁。这一惨案发生在华裔集中且人来人往的市区。从监控录像看，当时有多位华人眼看凶犯把姚宇拖进小巷施暴，甚至听到姚宇尖叫呼救，没有阻拦，没有呼救，只是伫足围观，随即冷漠地转身离去。只有一人报警，几个关键证人至今还没站出来。

凶犯的兽性固然可恶，但华人目击者近乎冷血的看客心态令人心寒。这里不说见不到古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连起码的良知都不见了。如果不愿出手解救，喊几声阻吓凶犯，或及早打电话报警，都有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难怪有网友愤怒地将看客视为帮凶。

据说，有人担心报警会暴露某些华人非法移民的身份问题。其实，纽约市109警察分局局长麦奎尔指出，对于任何报警的民众，警方都不会追查或询问其身份是否合法。而且，这些华人不会全都有身份问题吧。那么，什么使骨肉同胞成了冷血看客呢？

有的网友判断，那些冷漠的华人一定是第一代新移民，即离开中国大陆不久的华人。当然，在警方调查核实之前，这些看客的身份还不得而知，而且警方也可能不会问。但这个判断指向一个事实，即法拉盛的看客心态与当今大陆非常普遍的遇事“明哲保身”的理念极其相似。

今天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不要说出手救危解难，就是助人为乐也是绝无仅有了。人们对落水、跌倒，或犯罪等坐视无睹，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完全摧毁了善恶有报的信念和传统的美德，系统地打击社会良知，从而造成乐于助人传统的沦丧。

2006年轰动一时的南京“徐老太”案就是一个典型标志。当时南京小伙彭宇好心扶起在公交站摔倒的徐寿兰老太，却被徐老太及其家人反诬为是撞倒徐的人。尽管有目击证人证明事实，中共南京鼓楼区法院却按“你不误伤她，就不会送她上医院”的逻辑判处彭宇4万余元的赔偿。

此案判决被称作对社会良知的“毁灭性打击”，造成严重社会后遗症。网友说，“连法官都能颠倒黑白，还有什么不可能啊”。“徐老太”案之后，出现了多起助人反被诬陷栽赃的“怪事”。08年6月16日，在西安街头，20岁的河南小伙张衡见一位老人倒在地上，便好心去扶起来。谁知道老人一把抱住他，说是他倒车时撞上的。09年8月8日，贵州省都匀市民彭女士驾车路过夜市摊，因堵车而停车时扶起了一位摔倒在路边的老太，结果老太刚缓过气来，一下子冲上去抱住彭女士轿车的后视镜，坚称是彭女士撞的她。

如今的中国已是乱象丛生，国已不国。人们见到老人跌倒在街上，除非跌倒者先高呼声明“自己跌倒”，否则不管老人“口吐白沫”或“头破血流”，无人敢解救或敢打电话报警。

也就是说，法拉盛奸杀案中的华人看客现象实际上是中国大陆“冷血旁观”乱象的延伸。这些华人可能刚刚脱离中共统治的大陆不久，还没有摆脱党文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看客也是受害者。他们的行为模式是在中共统治环境下形成的。

法拉盛奸杀案还映射出一个令人深思的对比现象：中国人在美国“同胞不敢救同胞”，而外国人在中国却成了舍身救人的英雄。外国人救中国人的报导比比皆是。网上曾流传一张让所有中国人颜面扫地的照片：一个外国青年女子蹲着在给一个倒地的老人喝水，而四周围观看的全是国人的腿。05年7月三名外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救起落水男童。06年11月，一名乌克兰小伙跳入宁波琴桥边的奉化江，救起了一名轻生的中国青年，然后为其做人工呼吸。08年10月在郑州经商的美国小伙皮特，看到前方发生车祸后，在过往车辆都没有停下施救的情况下，赶紧和朋友下车，一面报警一面将伤者从车内救出。09年6月青岛科技大学大一男生小郭在下海游泳时遭遇暗流不幸溺水，在医护人员赶来之前，一位外国女青年为小郭做人工呼吸、控水、按压等急救工作。一位在大连当外教的加拿大人，3年里两次从海中救起溺水者，附近居民称他“洋雷锋”。

这种现象看似反常，其实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原因。西方社会民众绝大多数有信仰，从小大人带着上教堂，相信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谁也不愿以身试法死后下地狱，所以道德水准相对于大陆高出许多，文明风气也就水到渠成，舍身救人就是在紧急情况下的自然表现。

表面看，西方全民尊纪守法，社会井井有条，实际背后是有神论和道德观支撑着。而中共破坏了信仰和道德，人与人之间明争暗斗，过河拆桥，落井下石，明哲保身等必然随之而来，骨肉同胞变冷血看客也就成了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