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存度居世界首位。据英国《经济学人》资料，台湾GDP当中的14%来自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中国大陆目前也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台湾大约44%的出口运往中国大陆。台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也占据了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的 40%左右。2010 年6月，中国大陆和台湾还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将双方的经贸合作制度化。在此情况下，台湾的“政治”（政界）已经无法不听“经济”（商界）的吆喝。

二是台海两岸的政治关系。香港亲北京杂志《镜报》最新一期发表署名陈星战的文章“两岸发展之前瞻性思维”，指北京可能在2013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让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担任国家副主席。 文章说，“北京的构想已非一朝一夕，北京的诚意不容怀疑。”若此事成为现实，台湾大概会成为与香港类似的“特区”。

在台海两岸趋一之势中，台湾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不仅无法影响大陆政治，自身的民主自由还受到北京的逐步蚕食。因此这种趋一之势不仅让那些期望台湾成为中国民主事业海外基地的大陆人士大失所望，还让台湾除深蓝之外的诸多人士为台湾的前景深感忧心。问题是台湾现在还有多少扭转这趋一之势的反对能量？

在任何社会，反对能量积聚的途径不外两条，一是较发达的社团力量，二是自由媒体，后者尤其重要。但社团力量的反抗意愿，除了通过示威游行、利用各种选举表达之外，还得借助于媒体互通声气，积聚力量。不幸的是，台湾一些龙头媒体现在因中共的红色渗透，不仅不能为台湾对大陆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效力，还成了哄抬北京的“啦啦队”。尤其是在大陆投资钜亿的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在2008年接手台媒龙头中国时报文化集团之后，只登中国的正面新闻，对中共打压人权之类的“负面”新闻几乎从不报导。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顺孝比较研究几家媒体后指出，四川地震一周年前夕，中国维权人士谭作人只为想了解川震伤亡人数，就被中共逮捕，以颠覆国家的罪名起诉、重判。此事中央社、《自由时报》等都有报导，但在中时知识赢家资料库却搜寻不到。同一时段，中时报系的媒体大力报导中共领导人宣示，四川重建工作将提前完成的“成就”。

这种红色渗透当然不是始于2008年。早在世纪之交，台湾情治机构就已经有专项报告指出中资大量渗透台湾媒体。台湾资深媒体人杨士仁曾于2003年 1月19日、2005年1月9日两度在《TaiwanNews财经•文化周刊》发文称，据台湾情治单位的一份题为《国内报社、杂志、电视台等媒体接受中共或中资资助续况》，共有17家媒体疑有中资资助及中国力量介入，包括平面媒体8家、电子媒体4家、周刊3家、出版社一家及科技杂志社一家。其中一家历史悠久、颇具规模的平面媒体，即中国时报文化事业公司，曾在2001年9月间获得英属维京群岛Newslink Investment间接投资3718.8万美元，约合新台币12亿元。这家公司据说有中资背景，以入股方式投资中时公司。双方约定，未来仍可持续挹注资金。同时，中时还获得中共当局首肯，可在北京与上海两地成立办事处。

据杨士仁文章披露，联合报系也被中资渗透，合资方是中国北大方正公司设在英属维京群岛的方正科技公司。中时及《联合报》都与中共当局关系密切，其高层人员频频前往中国大陆，拜会政治高层及“国台办”官员张铭清及新华社、中新社等喉舌媒体，推动合作事宜。

对于台湾媒体的集体堕落，台湾早有学者与知识界人士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今天的台湾媒体，多数选了边（即蓝绿两营站队），部份靠了岸（指向北京靠拢）。他们浑然忘记了媒体是‘社会公器’这样简单的道理。”（见林淇漾“虚构的中国•缺席的台湾”）

媒体“选边靠岸”的结果是台湾新闻自由度连年下降。根据美国自由之家所公布的《2010世界新闻自由度报告》，台湾的新闻自由度连续3年出现衰退：2008 年台湾新闻自由度排名亚洲第1，全球第32；2009年退居亚洲第2，全球第43；而2010年则遽跌到亚洲第8，全球第47。该报告明确指出，台湾新闻自由度下降的原因包括某中国台商购买媒体，影响编辑政策的独立性，并根据买家的政治立场转向。

台湾之所以在国际社会受到尊重，主要是因为它摆脱了专制，成为华人在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民主政体。在民主体制下，政府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与人民的知情权这两种权利处于永恒较量的状态，而人民的知情权取决于新闻工作者获取信息的能力。为使新闻媒体具有公信度，新闻工作者必须提供基于可靠来源和信息的如实报导。在利益驱使下，台湾向被列为世界“新闻不自由国家”的中国大陆（在195国家地区当中居于181名）靠拢，其结果必然是放弃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监督功能，葬送台湾民主化的成果──新闻自由。

（文章有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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