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明确提出要反对现有的强权政治：“几年来倒行逆施的结果，目前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蹈着秦始皇的覆辙。……正是这一次比一次彻底的反右运动，正是这一天等于廿年的跃进，加速了目前统治集团的死亡。……为彻底摧毁目前的强权统治而奋斗！”
《星火》第一期中，还刊登了兰大化学系学生向承鉴撰写的《自白》和《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内中写道：“我们反对的是已腐朽透顶而自己标榜为英明伟大的所谓共产党的现政权，并且矢志不移地为彻底地摧毁它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它们假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国内人民实行反科学反人性的法西斯官僚独裁统治……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质变的起点，从此它就失却了改好的可能性，开始公开走上与人民为敌，与道义、人性为敌的道路……。”
当时北大“右派”林昭写的《虽然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一文也刊登在这一期上。
而在拟出版的《星火》第二期中，顾雁在《跋》中概括了当时的社会形势：“专制统治的魔影笼罩全国，到处是鞭梢剑影，到处是泪痕血迹。人与人的关系已到了空前虚伪的程度，为了名利地位一切卑鄙的手段皆已使，什么真理、什么道义、什么爱情、什么友谊，这一切都不如统治者的意志那样能立即兑现。”
而兰大进修生张春元撰写的《粮食问题》和《论人民公社》对于中共对农民的压榨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当今的统治者“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却狠狠地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欺骗、撒谎、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是当代政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不惜让国内人民牺牲一个人的起码物质需要，放弃人的生活权利——吃饭！……‘为人民服务’这个招牌是多么的虚伪和无耻。”
兰大学生何之明的《论“政治挂帅”》则指出了中共实行的不过是法西斯式的独裁，目的是为了“使人民成为它绝对驯服的工具”。
…… ……
当人们今天读到他们当年的文字，仍可感受到那无可遏制的激情，仍可感受到字里行间表达的对中共专制统治的不满，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望。
在那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沉默的时代，这是怎样一群勇敢的、值得敬佩的年轻人啊！他们的名字是林昭、张春元、杜映华、谭蝉雪、孙和、向承鉴、苗庆久、胡晓愚、顾雁……当他们通过现实，认清了中共的倒行逆施后，便采取了反抗的行动：通过串连成立组织，希望促进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或者自上而下的宫廷政变。为了便于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他们创办了内部性刊物《星火》，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星火》第一期出版后，参与的人们又计划将其散发至最高领导层，意在使中共高干相互猜疑，有些高干或会受刺激而有所表现。
然而在第二期印出前，参与者因被告发而遭逮捕。当时被列为全国“第四大案”，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43人被捕，其中大学教师2人、研究生1人、大学生12人、干部3人、农民25人。其中25人被判刑，林昭、张春元、杜映华则在文革期间先后被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星火”案被艰难“平反”，但因为其言论仍然“过激”，所以仍不可查阅档案。然而，当年《星火》对于中共的谴责之语时至今日仍未过时，仍让人们感叹这些勇者的预见性。诚如林昭当年所言：“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
的确，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因为有了这群反抗暴政的年轻人，才多了一抹亮色。“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向后代交代。”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如此叹道。而今天的我们亦可从中学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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