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特教授目前任教于香港大学，他利用驻港期间的便利条件，对当年的这段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四年前中国大陆开始对部份三十年以上的档案解密，对公众开放，作为历史学家的他趁此时机开始了档案调查，使他对此段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并撰写了《毛时代的大饥荒》一书。此过程，他对文革时刘少奇的遭遇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提起“毛时代的大饥荒”，人们就会想起 “大跃进”。当年，以毛为了超英赶美，发动全中国民众大炼钢铁、放卫星……。迪克特教授指出，这个企图大幅度增加中国工农业发展的误导性政策“不慎”引发 “三年自然灾害”，最后导致一场令人痛心的大饥荒，据人口统计学家统计，令三千多万人死于非命。

他强调，这场对中国人民的灾难是发生在和平年代，而非战争时代。

迪克特先从广东省档案局开始调查，在阅读过程中，他看到有大量关于此期间的史料，包括公安部报告、屠杀调查、省级领导的坦白，如甘肃省长张中良、及普通老百姓给领导人的信函。他在研究中他对此段历史有三个新的发现。

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迪克特的著作——《毛时代的大饥荒》。

使他吃惊的第一个发现是，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而受刑对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妇女、更有孕妇。他说：“档案局有非常详细的报告，谁为什么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广东，孩子们被捆绑后推下水塘，一个12岁的小男孩被关进一个吊起的笼子。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个例，但当我在其它档案馆 (调查时)，暴力(的记载)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异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压。”

这个意外的发现促使他在之后的4年，走遍全中国，查询了广东、甘肃、山东等数十个市、县和北京的档案局。他说，档案史料中记载的大饥荒，许多地方更像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死亡营，而不是张艺谋的电影《活着》。

迪克特表示，他至今还在用饥荒一词来描述这段历史，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程度的灾难﹔当人们提起波尔布特时，会想起群体灭绝﹕柬埔寨有8百万人，估计有170 万~250万人，在红色高棉时期死亡，少数被杀，而多数是被劳动至死或饿死。在研究中，他发现安徽阜阳有8百万人，与柬埔寨人口相同，当地的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大饥荒时的情况，数据显示有240万人死于非命。而中国在1958至1962年期间，死亡人数是红色高棉的20倍以上。

档案馆有很多具体数据，多数来自于公安部，也有来自于统计局与省、县62-64年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数据，迪克特估计“大饥荒”时代，中国至少有4仟5佰万人死于非命。其中6-8%死于暴力，超过比波尔布特统治时的死亡总数。

在四年的研究中，迪克特花了6个月在档案局阅读史料。对于大跃进中滥用酷刑，迪克特表示﹕“一开始，我很难看到缘由，但慢慢明朗化”。因为人民公社建立后，人们失去了一切﹕房子、生活、耕牛、工具、包括几年前刚刚分到的土地，所以耕农没有任何动力劳动。大饥荒开始后，种植的粮食，也不属于耕者所有，要全部上交。为了生存，在甘肃和广东等地，出现了袭击和抢烧粮库的事件。他举例，1961年1月底在广东的一次粮库袭击后，农民将粮食烧掉并留下了愤怒的字迹﹕粮食不是我们的，所以不如烧掉它。因此执行党的政策，就需要使用更多的暴力强迫饥饿的农夫劳动。

很多在饥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饿死 而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

他的第二个意外发现，是在大饥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而非无食被饿死。

迪克特表示，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被没收、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而为了满足党组织不断下达的更高上交指标，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着、所谓的坏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这样的例子在档案中并不少见。例如，四川许多县，80% 的人死于无食惩罚。

但大饥荒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死人，迪克特表示，强硬的公社化手段导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环境的破坏，也导致了人性的恶化与人们在道德上的妥协。

他举例﹕“在湖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一个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这个父亲三周后伤感而死。”从档案史料中他发现，活埋在全国一次、一次地出现。

在大搞工农业的政策下，从1958年开始许多农村土房被拆后用于肥料，被误导的农民认为大跃进一定能实现，不久就会重造高楼大厦甚至是飞机场，也将土房拆毁，建造人民公社所用的砖头也来自于个人房屋，而农民为了生存私自藏粮被发现后，地方官员也用拆房的办法使农民不能藏粮，最终导致大量房屋被毁。

一切灾难是由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发动 并导致人民的道德堕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与一队人同行，在淮河与黄河流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期间发现裸体死去的妇女和孩子，经调查发现她们为了要口饭吃，把身上的衣服变卖了。胡耀邦的调查结果是，大跃进的水力工程破坏了当地环境，使土地丧失承水能力，最终导致了这场恶果。

在迪克特的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饥荒时的灾难，也记载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在对民众的采访档案中，迪克特发现，“偷”是一个最决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为了能否存活的问题﹕“销售员在店里偷东西、协助人员开假发票、在账本上做花样……”

“一个名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报到最高领导人，他的双腿被铁丝捆，有人用一块十公斤的石头砸他的背，他的一只耳朵被剁，最后一个人用滚烫的工具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偷了一个土豆”他说，

但为了生活，偷窃一时成了社会风气﹕工人偷工厂、农民偷吃未成熟的生粮食﹔有时在农村，农民用两本账本，一本给党的官员看，一本给自己看﹔收粮后先给自己分一点﹔在运送过程中人们用竹子偷粮，再把沙子参进粮食中弥补重量﹔在厨房里，厨师做饭也尽量偷一点﹔当饭摆在桌上时，有时一半已经没有了。

他还说，据档案记载，1961年1月甘肃省发生了500起农民成群抢劫货车的事例，在1月底的一次劫车中，4仟农民把货车抢劫一光﹔有一次农民们从货车上抢劫了军服后，穿着军服再抢劫了当地的粮库。在湖南的一个县，两个月中30个粮库被抢或被烧。

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失去了一切后开始堕落，社会也开始崩溃。迪克特表示，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残﹕邻居之间互相盗窃，家庭中的弱者成为了被欺负的对象﹔有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将孩子卖掉﹔被丈夫抛弃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对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还是孩子的生命选择中痛苦挣扎，被逼将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杀。此时中国的自杀率急剧升高。

迪克特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农村的贫民，为了生存必须在道德上做出多种妥协，所以大破坏与堕落同步进行”。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中执行着。

刘少奇对大饥荒认识的改变

一直以来，刘少奇都坚决认为大饥荒是其他人的错误，而毛是对的；直到1961年1月，他走访了整个湖南省后，他的认识完全变了。他在给毛的一份密信中表示，与公安和省领导谈话中，他得知全省估计有40%的房屋被毁。而迪克特在档案中发现，四川部份地区，则有60%-70%的房屋被毁。

在《毛时代的大饥荒》中记载一段了刘少奇与毛的争吵：刘少奇告诫毛﹕停止假装这不是一场浩劫，停止假装大跃进的过错只是十分之一；过错是十分之九。迪克特表示，这场在1962年刘与毛的争辩，定下了刘在之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大纪元记者吕海斯坦福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