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殤60週年之際，中共高層有人出來談中共的執政非法性，這意味着中共對中國的統治已經走到了盡頭的盡頭。

蘇共曾是世界共產陣營中最強大的組織，1991年12月25日，前蘇共末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辭去蘇聯總統職務，蘇共正式解體，這個讓西方民主國家視爲頭號敵人一夜之間垮臺了。隨後，葉利欽出任俄羅斯第一任總統。

2006年底當事人葉利欽接受《俄羅斯報（Russiskaya Gazeta）》專訪，對於前蘇聯的解體，表示原因很簡單：「那是必須要發生的歷史安排」。他說：「這是一個已經被確定了的歷史過程，一個無法逃脫的過程」；「我們都知道，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這些歷史上的強大帝國，都無法逃脫自己的歷史命運，蘇聯也是一樣，它的解體已經被天定了」。

中共高層中並非沒有愛國者、思想者，並非沒有好人。當掌握權力的正義之士，雖則是共產黨專政的既得利益者，但當他們對國家對民族有責任感時，當他們的責任無法實施時，那些既得利益無法埋沒他們的良心，當時機成熟時，他們要出來講話的。

在「天滅中共」的當口，在《九評共產黨》發表5年，近6千萬中國人退出中共黨團隊時，在中共60週年「大慶」之際，93歲的萬里，這個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山東漢子披露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共的執政是非法的。

● 中共是個沒有註冊的非法組織

中共前人大委員長萬里 談中共執政非法。

萬里這段話非常尖銳的指出：中國共產黨沒有在任何部門註冊過，它是個非法組織。

萬里並明確指出愛黨不是愛國。他說：中共統治下，「『國家還是黨的國家』，而不是『黨是國家的黨』。六十年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個概念沒有變。」

●中共黨非法附體國家

在《九評共產黨》系列文章中專門談到「邪靈附體的特徵」，文章說：共產黨組織本身並不從事生產和發明創造，一旦取得政權，便附着在國家人民身上，操縱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會的最小單位以保護權力不致喪失，同時壟斷着社會財富的最初來源，以吸取社會財富資源。

在中國，黨組織無所不在，無所不管，但人們從來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財政預算，只有國家的預算，地方政府的預算，企業的預算。無論是中央政府一直到農村的村委會，行政官員永遠低於黨的官員，政府聽命於同級黨組織。黨的開銷支出，均由行政部門開銷中付出，並不單列開支。

這個黨組織，就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如影隨形般附着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單元細胞上，以它細緻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會的每一條毛細血管和每一個單元細胞，控制和操縱着社會。（引自《九評之一》）

前副總理、全國委員長萬里的談話中談到了中共黨非法附體國家的事實，他說：「在財政上，黨庫與國庫之間的那堵牆還沒有建立起來」。

萬里把每年3月份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究竟起什麼作用說的透透的，他說：「經常說到的協商，實際上還是戰爭時期的祕密運作傳統。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實，它們能引伸出什麼基本道理，應該好好討論。這些討論離不開這些基本事實的，年輕人真應該多多了解歷史。我記得建國初期，幾個民主黨派人士給中央寫信，建議把中南海還給老百姓，這個皇家園林最好作爲公益文化的紀念物保存下來。八十年代初，書記處又接到過類似的建議，還加了一條：『黨中央機關應該掛牌辦公，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等，都是執政黨的機關，不是非法的地下機關』。這個建議轉了好幾個書記的手裏，最後沒有上會討論。這兩件事，也是六十年來沒有變化的。」

中南海新華門的影壁《爲人民服務》 騙了中國人60年！

民主國家，人民養活軍隊，軍隊是國家的，用途是保護人民，而中共的御用軍隊由人民養活，用途是鎮壓人民。萬里說：「再看看，數百萬軍隊還叫解放軍，沒有變，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武裝力量。軍隊的最高領導人還是黨的最高領導人。黨軍一體沒有被國家對軍隊的領導來代替。六十年了，這一點也沒有變。」

中共官媒60年如一日的聲稱某某「當選」什麼什麼職位都是謊言。萬里是這樣揭示這個獨裁體制的：「即便在黨內，六十年了，也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選舉制度，更不用說在國家範圍內了。」

● 換個與中共宣傳不同的角度想問題

萬里說：建國六十週年了，聽說正忙着閱兵準備，我已經老了，腿腳不靈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門城樓了。以前，我不分管宣傳報道這一塊，但我知道，爲了六十年大慶，會有很多大規模的宣傳，主要爲了宣傳國家的成就和進步，這是六十年來的老辦法了，一直沒有變過。前些天，中央黨校一位年輕的教授到我這裏來聊天，他很年輕，很有思想的。他總說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這樣的老頭子是革命的一代。

萬里並不像中共那樣動不動就把不同意見的人民稱作「與國外反華勢力內外勾結」，要迫害和鎮壓。萬里說：現在的年輕人思想很活躍，給我出的難題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們黨的一些說法和做法。可是，和他們談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們還是真誠的，沒有亂來的意思。有時候，我覺得被他們的問題冒犯了，這可能說明我本人還不如這些年輕人真誠，我只是經常告訴他們，年輕人要多知道一些歷史。
　　
前些天，他又來了，說要向我請教歷史。問題還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個地廳級幹部班的學員提的，他說他回答不出來，就把問題提給了我。那些學員幹部在討論時提出的問題是：建國都六十年了，我們國家的哪些東西沒有變？爲什麼沒有變？會不會變？

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慶」的宣傳報道天天向老百姓說發生了什麼樣什麼樣的變化。能不能換個角度來想一下，一個國家讓一個政黨領導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時間了，這六十年到底應該怎麼來概括、怎麼來總結，我們黨有責任向老百姓說清楚講明白。一時說不清楚講不明白，有疑問，也沒關係，重要的是要講出來，公開講出來，不要藏着不講或私下裏講。建國都六十年了，還不能公開地討論一些問題，這六十年該當何論呢？我們是過來人，有責任說清楚講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實，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讓人昏昏。

●中共野蠻宣傳怕的是搞清基本事實

直到今日，中共的網絡封鎖，和在新聞報道上要搶先一步的做法，都是爲了讓謊言佔上風。但萬里說，「我別無選擇，只有說事實，基本的事實。基本事實搞明白了，有頭腦的人就會思考了」。
　　

中共的邪惡本質60年沒有變！

中共要求治下的大小官員必須按照它的命令去辦，但真理是永遠不變的，而謊言經不起推敲。那位去世的中共高級官員雖然「黨怎麼說，我就怎麼做」，他卻知道這麼做是錯的，黨性最終沒有壓制住他的人性，讓他帶着愧疚和疑問而去。

93歲的萬里對於國殤60年，中共要大慶特慶，是這樣評價的：建國六十年了，我想，這是好機會，應該好好總結，好好討論的。我是個老頭子了，爲國家爲黨也工作了一輩子（注意這種國家在前黨在後的提法，在中共高層是首次），那種感情是怎麼也割捨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輝煌五十年」、「輝煌六十年」的提法。這不符合事實。大躍進困難時期那三四年，「文革」動亂那十年，總不能說是輝煌的吧。宣傳用的詞，也要講究精準，要符合基本事實。你不把那幾年扣除，老百姓在心裏會扣掉的，歷史學家也會扣除的，普通黨員也會那麼做的。在九十年代的那幾年，我說過不止一次，政治宣傳離事實太遠，那叫什麼？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蠻的宣傳。那幾年治理碼頭車站上的野蠻裝卸，這野蠻宣傳也要治一治。我的話沒有人聽。這六十年來，爲什麼這一點沒有變，不但年輕人要想一想，我們這些過來人更要想一想，這叫反思。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在中共中央主持書記處工作的老幹部，晚年在深圳住過幾年，有一次萬里去看他，那位書記談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經歷，他說，對這個國家、對這個黨，他有兩大遺憾。一個遺憾是，沒有能爲黨的歷史上一個重大冤案平反，另一個遺憾是沒有推動黨對不同意見的容忍政策。他的話不多，說完了，他倆只是相對無語，因爲這是他們都無力解決的問題。那位老幹部前幾年已經故去了，萬里說，「他的夙願還依然是個夙願。這怎麼向老百姓交代、向歷史交代？」

如果那位老幹部現在還健在，看到中共近來的瘋狂鎮壓、濫殺無辜，和愚蠢謊言，不知會作何感想。

萬里說：我曾經是這個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現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問年輕教授、由我來說出這些話，是不是讓他覺得不可思議呢？他老實告訴我說，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議。

前蘇共末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解體蘇共的事衆所周知，在《往事與隨想──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戈爾巴喬夫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時說：「蘇共聲稱，它代表了最廣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這是謊言」。

中共高層裏60歲以上的人或其親屬都受過中共各種形式的迫害。這些人，只要他們還有理想，還有對人民的責任感，良心不完全被物質利益所淹沒，那麼吐露對中共非法統治60年的真正想法是很正常的。 △

（待續）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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