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溫攬下不確定風險 暴政已置民族於火藥桶上
 
作者:高智晟
 
2006-4-2
 
【人民報消息】以胡佳等人被中共特務以黑社會的流氓手段綁架為標誌,中共流氓暴政集團春節過後的第一“要務”即是要在短期內,用赤裸裸的黑社會恐怖手法,以達到迅速且徹底鎮壓中國人民維權抗暴的絕食行動!同樣以胡佳等人的最近被綁架者“偷偷”的釋放為標誌,中國流氓暴政集團對人民和平理性的接力絕食維權抗暴反迫害運動的鎮壓已遭到了徹底的失敗。這是繼妄言“三個月內徹底解決法輪功問題”,最終卻在法輪功問題上已臨滅頂之災後,中共反文明勢力又一次的徹底失敗。面對反動勢力的瘋狂鎮壓,人民從容應對,建立了讓流氓暴政束手無策、永遠無法剿滅的七人接力絕食維權抗暴反迫害模式。

中共最近對蘇家屯事件的“回應”,再次昭然了一個強烈且明顯的訊號,即:胡溫及中共上層中的那些尚存人性者再次屈就於其黨內反文明勢力的淫威,以換得共同茍安的條件。至少可以暴露,胡溫再次擱置的他們二人對民主、對歷史、對他們及他們自己家人本該有、且本能有的良知與責任。無論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做出什麼樣的選擇,但在蘇家屯事件中,未來對中共反人類罪及群體滅絕罪等追懲方面,之二人已為自身攬下了不確定的風險。蘇家屯事件的真相必然將昭然於天下,犯罪者必將受到審判(或國際的或國內的)是不久的將來必有的結果。

胡溫及中共上層內部對反動勢力的放縱及屈從,不僅使得他們及他們家人的命運和安危繼續被反動勢力野蠻挾持,更是對我們整個民族的命運安危的放任。最近我們在山西、河北、陜西農村的走訪表明,全民族對流氓暴政集團的屈從和放縱,已現實的將我們整個民族的命運和安危置於火藥桶之上。

從我們沿途走訪的農村情勢看,尤以山西呂梁地區的農村最為顯著。廣大農村地區,人民與凶殘無知的各級官吏集團的關係已徹底呈水火危勢。在呂梁地區,我們利用我們既有的人脈網絡,與不同農村地區的不同代表進行了溝通、接觸,我們發現,流氓暴政在大部份農村地區的統治形勢已發生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變化。按大部份與我們見面的農民朋友的規律性的說法是,中共暴政對農村地區的野蠻統治已徹底的失敗(他們的說法叫徹底的失效)。他們告訴我,呂梁地區共產黨對農村的野蠻暴力統治經歷了這麼三個階段,即:暴行肆無忌憚暢通無阻的階段;暴行在農村地區受阻到難以實施的階段;到現在的暴行在農村地區已無法實施的階段。我們和來自不同地區的農村的農民溝通獲悉,現在中共官員,至少是在山西的大部份地區,要到農村去若無成群的防暴警察掩護已成了不可能。一位農民朋友告訴我們,五年來,他所在的農村及周邊地區,農民對待中共官員,就像當年對待日寇強盜時的方法一模一樣。他講述了許多今天居住在大城市的“文明人”不會相信且也不敢相信的現象,他說現在幾乎每個村民家裏都備有可套在頭上的、留有眼鼻剪孔的黑色塑料袋和純白色的“羊肚子”毛巾,只要鐘聲被敲響,農民就會迅速頭套塑料袋,統一在左臂上紮上白毛巾,手持石頭和棍棒集合,農民朋友面帶興奮之神色地告訴我們:“這樣幾年下來後,那些狗官現在再也不敢到農村來了,我們窮也窮得清靜了一些。”

我們與山西省方山縣、離石市、臨縣等地的農民朋友們交流時,幾乎所有的農民朋友都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告訴我們,改變野蠻暴政,在廣大農村地區是根本無需對農民朋友進行心理動員的。方山的一位農民說:“農民就等著這樣的機會了。”但令我們深深憂慮的是,農村地區以暴力來消滅暴政的思想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我們溝通後發現,非暴力、以和平之道來改變野蠻暴力的主張、實踐,在農村地區幾乎聞所未聞。離石一位農民反覆拍著自己的胸部說,他隨時能拉出來幾萬人來,如果給他一些時間,他能動員幾十萬人“用武力和他們鬥”。他在講述這些時,興奮的眼睛發出異光,他說:“他們現在不敢到農村去,當官的這幾年霸官也不敢過分的得罪我們農民,過幾年我們還要讓他們在城裡也呆著不安心!”

幾十年來完全喪失人性的殘暴統治,中共在農村地區終於為自己精心積累了能夠徹底埋葬野蠻暴政的絕對的心理力量及條件。暴政臨滅頂之災,將是任何力量都改變不了的既有事實、既有存在,以暴力改變暴政?還是以非暴力來改變暴政?是留給人類能發揮作用的最後空間。在這個問題上,不僅僅人民需要審慎的思考,那些至今魔鬼噬血般地迷戀暴政者也必須清楚,徹底拋棄暴政在中國將成為歷史的事實,和平方式結束的將是暴政本身的罪惡生命,而暴力方式結束暴政則不僅僅是結束暴政本身的生命,它同時將毫無懸念地葬送那些貪得無厭的暴政操控集團成員的個體的聲音,這是我們絕不願意看到的。

2006年4月1日於陜北母親的窯洞裏

(原題目:2006年4月1日絕食感言
流氓暴政置整個民族於“火藥桶”之上
──即中共流氓政權以黑幫手法圍堵我全家的第13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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