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的三位中国问题专家为：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国际卡车司机协会高级项目协调人戴维-威尔克(David Welker)和美国纽约萨拉-劳伦斯学院亚洲研究教授穆达文(Joshua Muldavin)。
* 中共政权失去合法性
萨拉-劳伦斯学院亚洲研究教授穆达文过去二十三年来一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穆达文说，中国过去25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以环境破坏和社会腐败作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政权在中国的大多数民众中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目前正受到各种直接和间接形式的反抗。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在2005年，中国发生了87,000起动乱事件。也就是说每一天发生240起动乱事件。
穆达文教授说，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这二十年来中国市场改革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我们就完全能理解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穆达文说，目前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投资者进入中国赚钱、开设工厂，把中国用于世界的产业平台。另一个中国就是被遗忘的穷乡僻壤。
穆达文以去年12月广东省汕尾市东洲村警察开枪事件和松花江污染事件为例，说明中共政权正失去合法性，及中共“改革”造成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所引发的农村动乱。
* 农民土地丧失是一颗定时炸弹
穆达文认为，农民土地丧失对于中共政权而言是一颗定时炸弹。
穆达文说，北京当局仍然允许毫无节制的农村土地开发以供新工业与设施之用。农民的土地被强占，仅剩下不够养活全家人的一点地，他们维生的基础受到破坏，很多人被迫加入中国两亿民工的行列，到全国各地找工作。
很多农民的土地被用于修建道路、电厂、水坝、废物掩埋场，给逃避城市污染和小宿舍的富有的城市居民建房。农民所得到的土地补偿非常少，难以维持生存。地方政府对此毫无反应，迫使村民们采取铤而走险的方法，试图减少伤害。广东省东洲村民在长达几年的请愿与和平抗争失败而无法取得因土地被没收而应有的补偿之后，去年12月封锁了电厂四周通道。
穆达文说，中共本应该利用广东的这次动乱作为解决更大型动乱的结构性根源的机会，但是恰恰相反，它却大开杀机，并把这次杀戮说是地方警察因过激而犯错，却不对自己有系统地针对不满民众采用一切可能的镇压手段的政策有所检讨。
穆达文认为，中共的困境不是公共关系的问题，也不是如何处理这样的特殊事件的问题。除非中共的政策改变为满足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弱势民众的需求（然而，我们却根本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否则它将来必然会面临更多来自国家“成功”发展的这些受害者们的持久暴力抗争。
这个政权试图通过各种镇压方式寻找到摆脱这些问题的出路，但这只会加剧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具体表现为农村危机和政权日益丧失合法地位。
* 中共反腐败只能是更加暴露其腐败的程度
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对官方公布的87,000起动乱事件的准确性提出质疑。
盖保德说，这些官方数据的准确性不可能得到证实，不过这种趋势显然是个恶兆。
盖保德说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动乱事件的性质、原因、地点、暴力程度以及最终的处理结果的报导。虽然国际媒体对一些大事件进行了调查报导，但比起87，000这个数字，也只是一小部分。
盖保德认为这些动乱事件和中共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紧密相关，其本身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的紧张局面。
盖保德说，腐败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引发的紧张局面。他认为在中共治下，很难减少腐败。中共反腐败，起诉并宣判了一些腐败官员，唯一的作用只能是更加暴露其目前腐败的程度，至于有多少人逃脱了审判，有多少起诉案是源于政治清洗，则不得而知。
* 中共“改革”之路正加剧人民和政权之间的矛盾
国际卡车司机协会，高级项目协调人戴维-威尔克在听证会上分析了中国工人维权行动。
威尔克说，独立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在《中国工人运动2000-2004》的报告中指出有两类工人团体深受中共在改革的幌子下的经济政策的影响。
“中国劳工通讯”指出，参加中国工人集体维权行动的工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占绝大多数的失业下岗工人，主要集于东北、西北、西南和中部平原地区。
另一类是没有城市户口却在各城市企业工作的工人，这个团体被称为农工，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当地和外国投资的私营公司。
“中国劳工通讯”的报告指出，中国工人所面临的困境不是权利缺乏的问题，而是权利被剥夺的问题。所以在过去的几年中，劳资之间的冲突引发工人和当局之间的冲突，进而成为主要社会冲突。
威尔克预测，因为中共现有的“改革”道路正在加剧人民和政权之间的矛盾，因此民众的抗争也会随着“改革”的加速而日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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