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除馬列 還我中華 (圖)
 
2005-8-12
 
【人民報消息】新唐人電視臺《透視中國》節目日前以特別節目的形式,播出了《誰是新中國》作者、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2005訪英系列演講《驅除馬列,還我中華》。首先播出的是系列演講的第一部份《當代中華兒女民族精神的喪失》。以下根據辛灝年先生的演講整理:

今天到英國來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能看到我這麼多年輕的同胞和我一起來討論我們民族的問題和我們自己國家的前途,內心真的是很感動。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中國當真不如人家嗎?我們的民族當真不如別的民族嗎?不是。我首先想到的,應該說還是我們中國的那句老話,不過是「風水輪流轉」嘛。

我們的中華民族在自己幾千年的文明發展的歷史當中曾經輝煌過,曾經領先過。今天我們站在歐洲──千餘年前馬可波羅的《遊記》,那可是把我們中國寫成了天堂的啊!就像我們今天很多中國人,我們的一些忘了自己祖宗、忘了自己歷史的所謂的中國人,他們在告訴我們國人西方是什麼樣子的時候,有的也是把它寫成了「天堂」的。

我想我們不能自卑。可是我們又不能夠因為有一點歷史光榮而驕傲,更加要面對自己所身處的這個時代,去認識自己的歷史,認識自己的民族,認識自己的文化。我們不僅要從對民族歷史的反思當中去了解自己,去了解祖宗,去了解當代中國在政治上的反動和其他方面的落後,乃是「中華無罪,罪在我輩」。同時我們也要從英國、法國、意大利、俄國、德國這樣一些早已經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國家認識到,他們走向共和的艱難、反覆、曲折的歷程,實際上和我們中國由孫中山先生所開創的、「走向共和」的歷程一模一樣。我們只有認識了這兩個東西,我們才能意識到今天的中華兒女,其中有相當的一部份,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真的是已經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所以近幾年來,我就在專門研究這個問題。我想,我們把自己民族歷史搞清楚了,我們再把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百年艱難反覆歷程也搞清楚了,我們的自尊心就回來了,我們的自信心就回來了。

那麼,為什麼中華兒女們在相當程度上、在相當範圍內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呢.他們又是怎麼喪失掉的呢?為什麼我一個普通的知識份子,在研究這個問題的過程當中會突然意識到,不驅除馬列就不能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呢?

也許有的朋友會說,你是不是有點狹隘?你是不是有點狹隘的民族主義?不,我們中華民族從來就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我們幾千年很少打人家,卻很多的時候被人打。可是我們即便是被人打了,甚至被人打亡了國,我們的民族文化都沒有中斷過。我們的武力雖打不過別人,我們的文力卻能夠同化別人。蒙人打敗了我們的大宋,蒙古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份;滿人打敗了我們的大明,大清成了中華民族偉大歷史上的一個朝代。著名的康熙皇帝他要做中華的千古一帝,就是我們討厭的慈禧太后,她也自命為中國的千古一後啊!所以,我們在近代落後了──也許是因為「風水輪流轉」吧,可是這個「風水輪流轉」,它還是有一定的原因和道理的。這個原因和道理之一:就是馬列在思想、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侵略了我們的民族,侵害了我們的國家。

我剛才講了我們的中華民族是量大的君子,不毒的丈夫。我們在辛亥之前西元1903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大清王朝滅亡八年前,第一批宣傳社會主義的書刊,甚至於包括日本翻譯的馬克思主義的篇章和典籍就已經進入了中國了。我們的滿清王朝都沒有驅除過馬列呀!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已經出現了中國社會民主黨,已經出現了中華民國工黨了。辛亥之後,我們的先人們也已經把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用專號的方式,用叢書的方式一部又一部地、一套又一套地出版了。就不說1906年、1908年即在辛亥革命之前,連《民報》第二號和《天意報》第十六、十九號,都已經介紹翻譯了《共產黨宣言》。也就是說,辛亥前後,我們的中華民族,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就曾抱著虛心的方式,對來自西方的一切思想和社會思潮開始研究,開始宣傳,開始判別,儘管那個時候我們還真的缺少一點判別的能力。

此後到了1928年,當北伐打倒軍閥成功、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之後,並且中國國民黨在不得不把那個由蘇俄扶植的共產黨從國民革命的陣營裡面清除出去之後,中國當時又面臨了與前蘇聯的一個怎樣的關係呢?是蘇俄在1929年的8月份大舉地侵略了中國,占領了我國東北一百零四所縣城。我們的愛國將領韓光第將軍就戰死在抗俄的戰場上,可是那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卻接受史達林的命令要「武裝保衛蘇聯」,和它裡應外合。即便是在這種時候,從1928年到1932年這短短的四、五年時間內,在所謂「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在中國的北京,特別是上海幾乎得以全部翻譯出版。那可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時期呀!也就是說「國民黨反動派」──清除了國民陣營裡的中國共產黨,卻沒有驅除馬列,沒有在思想文化上對馬列實行專制。我們中國的老一輩的文藝家們,那些左派作家們,他們都是在那個時候自由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

到了1937至1945年的八年全面抗戰時期,我們的國民政府要共產黨和大家一起來抵抗日本帝國對本民族和本國家的侵略,所以他允許中國共產黨在所謂的「國統區」辦報紙、寫文章、出雜誌、拍電影,也就是容許他們在地上宣傳共產主義,在地下集結共產黨的力量,也從來沒有驅除過馬列。

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就曾經登過這樣一首詩《史達林啊我們的母親!》,就是我們著名的共產派詩人郭沫若先生的大作,它是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刊載的。也就是說,當年正在艱難領導人民抗戰的國民政府,也沒有驅除馬列,反而讓共產黨能夠利用全面抗戰的八年時間,在地上和地下全面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應該說那個時代的一批知識青年,甚至是少數學有所成的著名知識份子,和因為種種原因而對現政府、現社會不滿的青年們,都是在國難當頭的歲月裡面,在我們中國人民走向共和還不能盡如人意的年代裡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並成了它的傳播者。

至於1949年以後,則不管你是有心的,還是無心的;你是情願的,還是不情願的,你都得去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你都得去學習它,你都得用它來指導自己的一切。所以我才說,從滿清到民初,到國民政府在南京的重建,到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戰,再到1949年之後這麼漫長的歷史歲月裡面,我們中華的兒女們從來都沒有驅除過馬列。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說驅除馬列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

民族意識的喪失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個人,都要有一個自我的意識。作為一個中國人,窮也不怕,倒楣也不怕,但要意識到我是中華的子孫,我是中國人,這不叫狹隘。但是,在共產黨統治的這麼多年裡面,在共產黨的革命和它的革命已經建立了政權以後的這麼多年裡,我們的民族意識在喪失。

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紐約有一位著名的華僑叫李勇先生,他是聯合報的創辦人之一,也是北美世界日報的創報人之一。這個人,他跟海外的許多華僑不大一樣,他既愛自己的祖國,也愛他的臺灣,還愛他寄居的美國(他是在臺灣長大的大陸廣西人)。他是一支筆桿子,他經常寫文章,名聲很大。多年前,他曾經隨一個代表團去中國大陸浙江訪問,在浙江省歡迎招待這個華僑代表團的宴會上,浙江省的一位副書記走到他的身邊說:請問您就是李勇先生均DS久聞大名。李勇答道:不客氣,不客氣。省委書記說:你的文章寫了很多啊,我看了很多,不錯。但是不要反華嘛,以後反華的文章還是少寫嘛……。這位李先生可是有脾氣的人物,他對省委副書記說:我告訴你,你是在說我反華,我看你才是在反華。我是中華兒女,你才是馬列子孫。我死了要去見孫中山的,你死了是向馬克思報到的!

1949年之後,在我們的祖國大陸從北京到地方,從大都市到小城市,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在他們垂垂老矣的時候,都會告訴他們的兒孫和同事們說:我就要向馬克思報到去了。這句話在中國大陸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無人不會說。可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由於他們的表率作用和影響已經造成一些有文化的、沒文化的、高級知識份子、低級知識份子、甚至於小學生都會說一句:我們總有一天要向馬克思報到去的。

我就沒有聽到他們說,向秦皇漢武報到,向唐宗宋祖報到,向康熙乾隆報到,向我們的共和之父孫中山先生報到。大家想一想這是個什麼問題呢?魏晉南北朝時代民間有兩句罵自己的話,它說:「漢兒傍得胡兒睡,便以胡兒傲漢兒」。而今卻是「中共傍得馬列睡,便以馬列傲中華」,連祖宗都不要了。這不是笑話呀,這是一個已經浸透了我們精神領域的非民族意識,也就是說,我們的民族意識喪失了。我就不說在共產黨統治下的這些年,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多少年來都被迫要「言必稱馬列」,都要「書必證馬列」。甚至到今天,還想要「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地傳承下去呢!

民族自尊的喪盡

共產黨用馬列「反封建」一句話,就把我們秦始皇早已經「廢封建,置郡縣,建立了君主平民政府」的這一段光榮歷史,以及其後兩千一百年的君主專制的歷史,全部廢了,甚至全部把它說成了是「封建歷史」。是這樣嗎?不是這樣。

1848年馬克思在發表他的《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德國是一個封建制的國家,還是一個幾百個封建專制的小國所拼成的一個大國。所以,德國當時在追求統一,馬克思在那個時候說要反封建,在他的國土上也許沒有錯。可中國不是,中國的秦始皇在西元前221年就已經廢了封建,置了郡縣。中國的秦王朝命短,只有十五年,可是秦始皇建立的反封建的制度──君主制度,持續了兩千多年,直到孫中山才將它結束。可是共產黨只因馬克思要反封建,就用「反封建」這一句話,就把1912年前兩千多年中國歷史──我們民族輝煌的古代歷史,全部否定光了。而在它開了這麼一個頭以後,也就把我們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全部一掃光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從1949年開始,哪一年沒有坑儒?哪一年沒有焚書?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那就是公然地焚書坑儒,人人都焚,人人都坑。這麼一來,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就在破四舊的火焰中越燒越少,越燒越沒了。

八十年代中國共產黨搞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一批號稱自己是改革派知識份子的黨內黨外的專家學者,他們不敢罵共產黨,不敢批判現存的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他們罵誰呢?他們罵祖宗:中華民族是黃土高原出來的,它不是藍色的文明;中華民族的天不好,地不好,土不好,水不好,人不好,祖宗不好,樣樣都不好;就不說中國共產黨這幾十年的統治不好。我們不怪他們,我自己也膽怯。我們是真的不敢批判共產黨,可是你不敢批判共產黨,可也別光罵祖宗啊,祖宗無辜啊!

到了九十年代就更不得了了,改革派知識份子們搖身一變,又變成了「自由派」知識份子,這些自號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乾脆就下了個結論: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是愚昧的文化,是這樣嗎?不是的。真是士大夫之恥為國恥。然而,這一切都被誰利用了,我不說都知道,是被共產黨利用了。共產黨利用是理所當然的事,為它開脫了罪責嘛!因為:「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嘛;有什麼樣的民族就有什麼樣的政黨嘛;有什麼樣的民族歷史和文化,就會產生什麼樣的專制統治嘛!一句話:「共產黨就是你自己生出來的,你對共產黨還有什麼好埋怨的?」

民族信心的破滅

意識沒有了,自尊喪失了,信心當然就要破滅了。1986年11月11號,我在武漢大學給我的朋友們和年輕的同學們作了一次講演,我講的是「中國文學的大趨勢」。那時,我只能講文學。雖然我已經開始研究歷史了,但我的膽量只允許我通過文學的煙霧,去勾引出一點歷史出來說給大家聽聽。可是那場講演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我講了三個小時的文學史,後來大家提了幾十個問題,卻沒有一個人是問我文學的,都問我「改革開放」是怎麼回事。其中有一個研究生很大膽地站起來問我說:那你說我們中國改革開放的阻力到底在哪裏?我當時一聽心裡就一抽,因為我不想從臺上走下來就走向監牢,可是我當時回答問題時,正處在興奮狀態下,似乎有點不顧一切,沒有多想,就回了他一句話,我說:中國真正改革開放的阻力,就是我們的黨用一塊巨大的頑石堵在那裏,讓我們真正追求變革的人民走不過去!待我一口氣說完之後,心裡真是不覺一涼啊,因為全場鴉雀無聲。大概幾秒鐘以後,八百多人的階梯教室才一下子哄起來了,掌聲如雷,大家都站起來說:說得對,說得對!其實,不是我說的對,是事實就是如此。那個個正在領導改革開放的黨將一塊巨大的頑石,放在中國人民要求真正改革開放的大道上。這塊頑石已經堵了我們二十五年了!

我想說這個例子的目的在哪裏呢?就是想指出,正是這塊頑石擋住了我們的去路,它把我們一些要求真正改革開放的知識份子和一些要求真正改革開放的青年,就是真正要求民主變革的幾代中國人,全都堵在這個大石頭面前,不敢向著這個大石頭沖過去。於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人,就只能繞著這個大石頭走。然而,繞著走的結果是什麼?自然是有的走上了錯路,有的走上了歪路,有的陷進了泥淖,更多的卻是越走越膽怯了……而這塊大石頭直到今天仍舊「屹然不動」。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之後的漫長歲月裡,用三個辦法堵住了我們的志向。第一個辦法是殺人奪命的方式。從1949年到1976年殺了幾千萬人,餓死幾千萬人,用這個辦法把我們中華兒女的志氣給奪掉了。這是奪命的方法。

我剛才講的是什麼呢就是第二種辦法──奪路的方式。一邊是奪命的,一邊是奪路的,這兩邊一奪,我們的自信心沒有了,我們的信念沒有了。人們一是怕死,二是沒路走了,民族的自信心當然就沒有了。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奪知」──共產黨以愚昧治國,用假話騙民,用精心禦制的充滿歷史謊言的教科書欺騙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用持久的「閉關鎖國」、反對「資產階級自有化和所謂的精神污染」來抵抗和誣蔑西方真正的進步和發展。因此,當我們好幾代中國人不得不決心起來奮斗的時候,當我們好幾代知識份子已經膽敢起來反對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統治時,又因為不論是對自己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還是西方的近代進步文明或近代反動垃圾,缺少起碼的知識和了解,從而又一再地招致了自己的失敗。有的更因為上述原因,而只能夠一再地「打著紅旗反紅旗」,結果,自然只能是一再地「必被紅旗所打倒」。

1949年後,我們中華民族走了一段彎路,實際上是出現了巨大的歷史倒退。可是,如果真正要搞改革開放的話,真心誠意地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決心將經濟改革配以政治改革,為經濟改革墊上必有的「民主政治改革這張底牌」,我們還是能走出來的呀!但是1989年的機關槍和坦克車,又一次摧毀了我們的信心;1989年之後共產黨「以腐敗治國」的行徑,就更是將我們的信心掃蕩得所剩無幾了!

一個民族要變革不能沒有信心,一個國家要發展不能沒有信心,可是我們的信心在「奪命、奪路和奪知」的這個交相煎迫的社會環境中破滅了。以至於我們今天隨時都可以聽到「中國沒有共產黨怎麼辦呢?誰來領導我們呢?誰來做我們的主心骨呢?」這樣一些可悲的問題。

我們天天說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但共產黨到今天為止也才統治了五十六年。我請問那四千九百多年是怎麼過來的?那四千九百多年沒有共產黨啊,中國人也活得好好的呀。該反封建就反封建,該反專制就反專制,該要共和革命,共和革命就號召起來了;該建立人民的共和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就創建了!當真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沒有共產黨就沒辦法了嗎?不是。所以這種民族自信的破滅,它給我們帶來的是一種對前途的無望。

民族意志的沉淪

民族意識的喪失,民族自尊的喪盡,民族信心的破滅,所造成的結果是什麼?結果,當然是民族意志的沉淪。然而,什麼叫民族意志?就是一個民族求傳承、求發展的志氣和志向。大家都讀過孔老夫子的一句話,叫「詩言志」。他還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說,詩歌,也是是表現了人的志向的。兩千五百年前,我們的孔子就說出了詩可以言志,說明中華民族的民族意志力表現得該有多早啊。我們中華民族因為有志氣,我們才能在各種艱難的歷史的折磨下傳承下來;我們才能在幾千年的歷史的風口浪尖上發展起來。

可是意識喪失了,自尊喪盡了,信心破滅了,就必然造成民族意志的沉淪。而一旦意志沉淪,我們的民族的志氣和志向就喪失了,那我們還如何傳承我們祖宗留給我們的這一片大好河山和精神文化?我們還如何能夠去發展自己民族的光明未來?所以我說,我們當代的中華兒女們,不是全部,但確確實實有相當的一部份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只因為喪失了自身的民族意識、民族自尊、民族信心和民族意志,因而才喪失了自身的民族精神。

然而,我們的民族精神又是怎麼喪失的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因為馬列的思想侵略、馬列的政治侵略和馬列的文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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