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那年我在廣州上中學，「廣東電視臺」和「羊城晚報」對北京學運的報導沸沸揚揚，相當同情與支持，許多記者還組團聲援。
這天，我照例到校門口的小賣部買蛋糕，小老闆正忙忙碌碌的往外搬汽水：「小同學，晚上去遊行嗎？」遊行？聽說當時華工、中大等廣州各高校的學生要聲援北京學運。「能去的都去嘛！你如果去遊行，這蛋糕就免費！我要開店走不開，不過我讓朋友今晚幫我送兩箱汽水過去。」
第二天上課打鈴了，從不遲到的物理老師居然沒來，同學們議論紛紛。整整過了五分鐘，他才匆匆趕到。「對不起，昨晚遊行去了，今天睡過了頭。」他歉意的笑了笑。「老師，我也去了！」最後一排有個男生興奮得叫起來，「我也去了」，另一個應道。「咦，怎麼沒看見你們哪？」老師笑笑，又馬上故意板起臉：「不過，小孩子，不要參加這些活動，你們還太小，還沒有自己的辯別能力，等長大了再說。」
後來聽說北京開槍了，動用了坦克，死了不少人，香港電視播的，許多有魚骨天線的廣州市民也能看到，在香港的親戚帶過來的雜誌上也登有照片！大陸的電視臺變調了，好像是中央已經定論了。每天晚飯時我們照例看「新聞聯播」，記得當時的女主播杜憲和男主播好像戴了黑紗，用這一點點沉默的方式表達着自己的良心，但是他們隨後從屏幕上消失了，換上了新主持人，天天反覆朗讀着中央精神，漂亮的外表下面看不見靈魂。
回到教室，紅紅綠綠的黑板報不知什麼時候被擦掉了，畫上了一個白花圈，大大的！大家默默的在上早自習，空氣裏分明籠罩着一層悲哀。第一節課老師一進來，愣了，叫班長去把花圈擦了，班長美麗的大眼睛裏含着淚水，坐在那裏沒有動。全班都默默的看着，彷彿在哀求。後來老師讓課代表擦的，她擦得很慢很慢，彷彿要它能多停留哪怕一秒，寄託我們的哀思。
一天早上下着濛濛細雨，我在上學路上看到了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不少學生頭上還扎着白條條，大大的橫幅上寫着「紫陽別走」。隊伍在雨中慢慢的移動着，我的淚水不自主的滑了下來，究竟發生了什麼，當時的我一無所知，只因那份悲壯，那份求公理正義的心！
當時中央臺天天批六四，我們學校也被迫召開六四批判大會，要求與中央保持一致，校裏一位紅得發紫的高中學生上臺朗讀了她六四期間寫的日記，具體內容已經記不起來了，唯一的印象是她早就與鎮壓的劊子手們站在了同一戰壕。上頭也開始到各學校(包括中學)調查登記哪些學生和教工曾參加了遊行。聽班主任私下跟學生說，那位上臺發言的女生還積極到校長室檢舉了一些同學和老師，令校長對她甚爲惱火，因爲當時的校領導已一致決定不上報任何人，她可好，沒事找事！更有意思的是，這位自稱對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恨之入骨的女生隨後不久即舉家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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