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SARS这个起源于中国的新世纪第一场大瘟疫在全球的蔓延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冲击，世界其它国家因此而将受到的影响仍属不可知数。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开始进一步反思中共治下五十多年的“制度性撒谎”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

然而，在亲身经历过“大跃进”、“文革”、“六四”等中老年一代开始试图拨开多年以来被篡改、伪造和刻意美化后的“历史知识”的重重迷雾，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的时候，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网络青年也在反问：“大跃进死那么多人，有照片为证吗？”对此，凌锋先生在他的《“大跃进”前后亲历记》一文中老老实实、平白无奇地回答说：“没有”。透过这平白无奇的两个字，笔者却似乎看到了凌锋先生心中所蕴藏的愤懑和沉痛。那是一场饿死几千万人的饥荒啊！看来，正如凌锋先生所言，揭开中共的“制度性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可能将是一项长期的“耐心细致刻苦的工作”。笔者愿意从中共历史上战功最显赫、个性最鲜明、结局却是最悲惨的“开国元勋”彭德怀开始。

是“讨米的”还是“招财童子”

彭德怀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因“家贫如洗”，只读过两年私塾就因母亡父病而不得不辍学，与祖母一起带著两个弟弟讨饭。

某年除夕，彭家无米下锅，祖母叫他与弟弟外出乞讨，当人家问：“是招财童子吗？”他如实回答：“是来讨米的。”人家就要关门。他的弟弟连忙说：“是招财童子！”人家才给他们一些食物。到第二天，彭德怀就再也不愿去讨米了，说是受不了欺负。结果70岁的祖母便拄著棒子，带著两个小弟弟一步一扭地在寒风中走了。彭多年后在自述中写到这件事时称自己“内心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彭的三个性格特点：不愿说假话，不愿向人低头，不愿看弱者受穷。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十三岁起便离家到土煤窑做工，十五岁那年湖南闹饥荒，他带著饥民抢了一个富户的米粮后流亡他乡，不满十八岁时投到湘军当了个二等兵，参加了对北洋军阀的作战，因勇敢、矫捷，吃苦耐劳，文武成绩皆佳而在两年中由二等兵迅速升为了一等兵、副班长、班长，四年后升为排长，五年后被任命为代理连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已成为营长的彭也随湘军加入了北伐行列。北伐军进攻武昌时，彭认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开始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27年初，国共两党发生了分裂，同年10月，彭被任命为团长。1928年4月，经过段德昌的介绍，彭德怀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28年7月，因恐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彭率团在平江起义，将所部改为红五军，历时五个月，才突破国民党的围追阻截，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的第4军会合。从此后彭为共产党艰苦征战，曾立下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夺取省会级大城市长沙、在吴起镇打胜红军初到陕北的第一仗、发起抗战期间著名的所谓“百团大战”、也是中共抗战期间所打的唯一一场略具规模的战斗等赫赫战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彭德怀又以志愿军统帅的身份，率三人乘一辆吉普车，仅由一辆电台车跟随，先于志愿军一小时跨过鸭绿江，最先进入战火纷飞的朝鲜，历时两年有余，耗尽无穷心力，终于为中共打下了这场硬仗。毛泽东曾在彭率军打胜红军初到陕北的第一仗后写诗赞扬他的军事才能和作战精神：“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到中国，负责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到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期间彭的所为史料中较少记载，只说他生活俭朴，保持了战争年代本色，关心国防建设，并亲自深入实地调查“捷报频传”的“三面红旗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情况。

“大跃进”

在谈到改变彭一生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59年庐山会议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谈一谈58年的“大跃进”。

“大跃进”的序幕应该说从57年就拉开了。这一年的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批判“像蜗牛一样爬行”的保守思想，要求“发动全民，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提出要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争取当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方针。至此，“大跃进”的思想基本形成。

“伟大领袖”毛泽东则在多种场合一再为“大跃进”打气，中央的计划指标一再调整，提得越来越高，最后确定“二五”期间农业年均增长30%。整个社会也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热时代。各地互相之间的竞赛内容慢慢已不再是实际产量的高低，而成了胆量的较量，看谁更敢于说谎和浮夸。《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9月1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文章，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达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与此同时，全国农村还如火如荼地开展著另一项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这项运动抽走了大部分的壮劳力。当庄稼成熟时，从事收割的大多是妇女，其中许多人以前从未做过农活。由于缺少劳动力，许多谷物不得不仍在地里烂掉，或只能草草收割。地里随处可见丢弃、散落的粮食。

1958年，彭德怀回到自己的家乡乌石镇彭家围子，步行数里在田边数稻杆考查；其后，他又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跟著他又去了30年前起义的地方——平江县。他吃惊地发现当地干部竟把1957年的高产数字公布为58年的产量．而把58年较低的产量当作是57年的，从而向外证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到农村考查的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后，曾对一位老农激动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收割谷子？明年你们吃什么？你们总不能吃钢铁吧！”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著名的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一说为“鼓咙胡”，即“鼓喉咙”之意）。”

庐山会议与“万言书”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了。当时地方上已有灾情出现，不少中常委委员都已经认识到若不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势必酿成灾难，但却无人敢于直言，只有彭在分组讨论会上多次列举地方上报农业生产数字之浮夸，炼钢之浪费。但小组工作人员把彭最尖锐的言词都删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彭于1959年7月14日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大跃进的一些看法。

在这封著名的所谓“万言书”中，彭德怀首先写道，“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然后才说“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 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在谈到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时候，彭德怀指出，“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谈完了“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以后，在信的结尾，彭还没有忘了说：“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然而，就是这样一封信，最终却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让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写给毛的私人信件于7月16日被中央办公厅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大字标题印发了出来，在与会者中散发。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按彭的自述中的说法，就是“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与会的许多人在毛的讲话后迅速转向，对彭大加批驳，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彭迫于内外压力，“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违心地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在童年时就宁可挨饿也要坚持说自己是“讨米的”而不是“招财童子”、征战半生不曾退却的大将军来说，彭在这样做的时候曾忍受了多大的痛苦。

庐山会议结束，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并被撤销了国防部部长等职务。此后，他住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田六年，自己种粮种菜，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大饥荒

接下来的1960年，正如彭所担心的那样，大灾荒发生了。在这一场可怕的“自然灾害”中，饿死的人达3000万至6000万之众。笔者的表婶就是其中之一。有一天表叔发现屋里不见了表婶，一路找到自留地，发现表婶倒在地里，已经断气多时了，嘴里还含著一片“牛皮菜”的菜叶。显然表婶是勉力爬到地里后，刚刚咬下一片菜叶，却还未来得及咀嚼就咽了气……

事实证明了彭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彭又于1962年上书八万言要求平反，结果是贺龙受命组成彭德怀专案组，彭永世不得翻身。

囚禁岁月

1965年，上海《文汇报》刊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痛斥《海瑞罢官》表面上是颂赞明朝清官海瑞，实则阴谋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彭德怀翻案，文化大革命也由此揭开了序幕。

1967年7月，彭被揪上了批斗台。由于他拒不承认加在自己身上的成立“军事俱乐部”等不存在的问题而被红卫兵殴打致肋骨骨折。后来还被抓著搞“喷气式”（一种体罚方式，即将两臂后拉扭转向上，迫使头、背向前俯倾，形如喷气式飞机），脖子上挂著大牌子，光著头被押在卡车上游街。至67年末止，彭共遭受12次万人大会批斗。

大批斗过后，便是无休无止的“审讯”，审讯的目的是让彭交代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抗日时作战不力等“罪行”。至1971年末，估计彭共受审讯200多次。

彭的侄女彭梅魁等后来撰文说，“他们硬把您关在病房不像病房，监狱不像监狱的屋子里。连明媚的阳光也不肯给您。把一员驰骋万里的战将，活活地囚禁在十几平方米的黑屋子里，有耳不能去听，有嘴不能去说。”

彭在这样“病房不像病房，监狱不像监狱”的条件下被囚禁了七年，“啊，春天来了，桃花开了；冬天来了，雪花落了，三年，五年又过去了，我们仍然得不到您的消息。”──六年多的时间他的侄儿侄女们都不能去看望他，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到1974年9月，已经76岁高龄的彭德怀因患直肠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当“彭德怀专案组”通知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进行“劳动改造”的彭的妻子浦安修，并表示彭已病危，可由她自己决定是否去看他时，浦安修低头流泪说：“我还是不去吧。”

两个多月以后的1974年11月29日，曾叱咤疆场半生，号令百万雄兵的彭德怀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同志”、部下，或朋友。

彭的遗体于12月17日被秘密火化，骨灰存放在一个用粗木板钉成、未上油漆的盒子里，上面贴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著“王川、男”三个字。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没有里通外国!”

彭梅魁等回忆，他们在最后一次见到彭时，他的左半个身子已经瘫痪。“当我们去看望您时，您用尽全身的气力也没有坐起来。您躺在床上怨愤地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是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您那时用眼睛直盯盯地望著我们，好像我们能给您一个答案”，“您越在最后阶段，越想念毛主席，提到他老人家的名字也比寻常多，您经常喃喃自语：‘我现在要是能见到毛主席，该有多好，该有多好呀……’您在临终之前，还在用最后的气力高呼：‘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没有里通外国!’”

我们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真实，但我们确知，1967年元旦，彭德怀写给“毛主席”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结尾的：“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处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据说彭是共产党高层人物中最后一个将对毛泽东的称呼由“老毛”改为“主席”的。所以如果彭在祝毛“万寿无疆”时是出于假意，那我们会感慨一个硬汉对暴力低头的无奈；如果彭祝毛“万寿无疆”是出于真心的话，那就只能让人看到共党宣传所造成的洗脑效果有多么可怖，正如彭在他的万言书里称“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一样可叹。

“万恶的‘四人帮’”

四年以后的1978年，中共中央为“彭大将军”平了反，里通外国的野心家、阴谋家，又一跃变成了邓小平口中的“优秀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领导人”，邓还称颂他“热爱党，热爱人民”，“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彭的侄女则称，“是‘四人帮’一伙连一点人道主义也不讲”，“可恨那些戴著红帽子、藏著黑心肝的人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家’，大言不惭地坐在审判席上，而您们这些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却被套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投进了监狱”；与彭德怀同时被整肃的原中共总参谋长黄克诚也在他的悼文中说，彭老总“是在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折磨、残酷迫害下，悲愤交加、身心交瘁，背著沉重的包袱，含恨死去的”，“他在病情恶化之际，多么一往情深地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再表示，希望见毛主席一面。但是，由于‘四人帮’魔手遮天，他的强烈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于是乎，“万恶的‘四人帮’”背负了将彭逼死的一切责任，而为彭平反的党中央则继续“伟大、光荣、正确。”

万万分之一与100%

评论家北明在最近的《沉默的海洋》一文中称，据专家统计，上个世纪死亡人数最高的三个事件中，共产主义是其中之一，共产主义国家里遭到屠杀的和非正常死亡者的统计数字最达8450万，两倍于二战死亡总数。而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居所有国家之首：总汇国际社会和中国有关问题专家的调查，最保守的估计是2000万，最高估计则是8000万。

在多达8000万的冤魂之中，一个区区彭大将军不过只能占上万万之一的比例；然而，对每一个个体来说，他的生命对他自己却是100％，而且只有一次，永不再来。

结语──第一次上当怪骗子，第二次上当怪自己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时，笔者发现中共对于SARS的报导已经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从最初的掩而不报变为了全民上下，“共抗非典”，内外民众，敬请捐款，振兴民族，与我大中华共度难关。

可以说，中共最开始对疫情的隐瞒是它的一个本能反应。这么多年了，就是这么过来的。也许中共自己也知道，它的起家是不光彩的，是借抗日之机打自家兄弟才扩出来的地盘；它的政权则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打著“共产”旗号的专制怪胎，因而对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的担忧就成了它的一个根本恐惧。在自始存在的根本恐惧之下，“稳定”才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要务，当然比百八十万的人命更要紧。

接下来的由高官出面公然撒谎少报疫情、再在谎言圆不了之后撤掉两个高官平息众怒，则跟给彭德怀平了反以后将责任推到“四人帮”头上的手法如出一辙，别无新意；只是最近的动向却不得不让笔者再多说两句。

“改革开放”也许是中共所有谎言中最具有迷惑性的一个。蜂拥而至的投资使一幢幢摩天大楼平地而起，反过来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

然而，许多热情的投资者所忽略的是，在极权专制政体下，官僚腐败是必然的，健康的自由经济所需要的信息自由和通畅、金融信用、银行信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道德基础、社会法律环境等等却无一具备，极权者既可以将巨大的国有资产将入私囊，也可以动用任意多的国家资产去镇压平民，维护“稳定”。在表面繁荣，骨子里却改不了极权至上的地方投资，无异于坐在一个活火山口上一样，随时都有遇到火山爆发的可能。

而对于国内的民众，成年累月每天24小时生活在谎言机器的轰炸和千变万化的宣传欺诈之中，要想保持不被洗脑，可以说是千难万难。“大跃进”期间真诚地相信15年之内赶超英美的不在少数，就象今天的人们以为“改革开放”了，随意整死人已成了遥远的过去或个别现象一样。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西谚曰，第一次上当怪骗子，第二次上当怪自己。笔者今天不厌其烦再一次写出开国大元帅“彭大将军”的老故事，就是想提醒大家：极权垄断下的宣传机器，能制造出“大跃进”的奇迹，也能渲染出“抗击非典”的成绩，为谎言支付帐单的只能是人民自己的生命；而讲了一句真话便被活活整死的彭老总的命运，也在提醒我们要擦亮眼睛，认清极权统治的制度本性，保持自己的独立思维；而最最要紧的一句话是，在随时发生的360度全方位无极变向的“舆论导向”中，千万别被人卖了，还在替人家点钞票。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