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一世纪末，按红朝太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许诺，中国大陆人人都该过上“小康”的日子。根据我朝历代的规矩，凡是党宣布了的，不管地上有没有，纸上总是该有的。
于是，在今上红朝高宗的发迹地上海，就有新华社１９９９年８月６日的报导说（见《中国青年报》，８月７日），“据上海统计部门对市区５００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中的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５０％，标志着上海市民的实际生活已达小康水平。”
这条消息读上去有点怪。报导说，这５００户的“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由去年同期的减势转变为上半年的增势，人均月消费性支出为６５８．４３元，增长１５％，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１７．１％。”考虑价格因素后，消费增长从１５％升为增长１７％，说明该期间价格平均下落了近２％，需求仍然不旺。在需求不旺的情形下消费支出会增加１７％？似乎太高了一点，有“造势”嫌疑。不过，笔者手头没有原始数据，无法核实，这里只谈可以按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查证的问题。
什么是“恩格尔系数”？该报导说：“恩格尔系数是指家庭日常饮食开支所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例……在上半年人均消费性支出３９５０．５６元中，食品类支出为１８１５．９６元，恩格尔系数由去年同期的５２．９％下降为４６％，减少了６．９个百分点。”
恩格尔系数由去年同期的５２．９％下降为４６％，是否一定标志着上海市民的实际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恐怕未必。实际上，恩格尔系数如此大幅下降，很可能是物价结构的变动引起的。１９９８年，虽然全国物价总水平下降，但居住和服务项目价格则分别上涨了１．７％和１０．１％，上海的增幅应当比全国更大。即使消费水平不变，由于别的消费性支出的增加，作为食品支出所占相对比例的恩格尔系数也会由去年同期的５２．９％下降到５０％以下。这时，恩格尔系数的下调，根本不反映实际生活水准的提高。
我倒不是说新华社的记者故意误导读者，他们未必有此聪明，大概只是按上面的“口径”写文章而已。记者的可笑之处，是上面引文里恩格尔系数的定义和具体计算居然是不一样的。定义里是食品类支出除以家庭总收入（这定义是错的）；计算时除的却是消费性支出（食品类支出１８１５元除以消费性支出３９５０元得到４６％）。新华社的记者，一碰到小学算术，脑袋就糊涂。笔者读大学时，我们经常在宿舍里开涮新华社，常讲的笑话就是：新华社发布的百分比，加起来不是八十七就是一百一十二。
算术不行，并不等于这些记者有文科的优势补偿。著名学者钱钟书去世时（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日），新华社在第二天向全国播发的讣告里，竟然把钱先生最重要的作品《管锥编》写作《管锥篇》。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个别报纸，在登载这一讣告时改正了书名；《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绝大多数报纸照登而误。很多报纸的标题还是“文化大家钱钟书逝世，江总书记致电表示深切哀悼”。对涉及总书记的报导，也不好好校对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可是隔离审查挨批斗的严重“政治性”错误。
按理说这也应是重要文章，写的人必有相当级别，肯定经过新华社的内部“专家”的斟酌润色和仔细核对。这一讣告，想来可以代表新华社的最高文字水平，念在追悼会上，却是不让逝者安宁。
其实，钱先生的这一“编”字并不算用得偏僻。毛泽东同志曾在《反对党八股》（见毛选第三卷）里引用韩愈《进学解》的话，“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这篇文章，也算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革命了，中共建国后一直放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难道现在拿掉了吗？韩愈教导国子监的博士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生反唇相讥，说您老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又捞到了什么好处？这里“百家之编”的“编”，不就是《管锥编》的“编”？依笔者愚见，凡是中学里认真读过语文的，对这个“编”字都应该有点印象。
已经说了新华社记者的数学和中文，干脆再来说说他们的英语。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３日那一期的《中华读书报》，有篇文章介绍新华社记者李希光的什么新书。笔者一见，赶紧跳过，不想为这家伙浪费时间。
第一次知道李希光的名字，是因为和李合编《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刘康把其中几篇文章寄到了《华夏文摘》（增刊１１６号，１９９７年４月１日），发送到我的信箱，否则也不会注意这类垃圾。这位李仁兄忿忿地说：人们不应该象偏激的美国记者那样，仅仅因为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就对她横加指责。读了不由大笑：还是在《华盛顿邮报》实习呢，现在还有哪家美国大报会正儿八经地称中国大陆为“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照抄北京的官方说法，或者在说到一点历史时，比如，“前社会主义阵营剩下的强硬派，中国、北朝鲜等。”事实上，《华夏文摘》登载的《妖》书章节，把“社会主义”与当今大陆联系起来的，只有两处，而两处都是说：美国有人认为，大陆现在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自称“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不够格。《妖》书的其他作者，就在用实际行动批驳李希光。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在这里利用了曾住美国的优势。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拿本好点的英汉字典，比如我手头这本读大学时买的、用了多年的《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翻到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第一个解释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下面第二个解释呢？第二个解释是“社会党人”——就是说，从第二国际延续下来的欧洲那些社会民主党，在西方语言里也是“社会主义”。通过选举，这些社会主义政党早就在西欧执掌过政权。比如前年（９７）６月的法国选举，社会党胜出组成新内阁，在北京街头买份大陆出版的英文报纸，会怎么报导？“Ｆｒｅｎｃｈ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Ｗｏｎ”，在英文里只会这么写。法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是美国的盟国，分享很多机密。美国报纸会仅仅因为自称“社会主义”就对人横加指责？笑话。
如果李希光有幸读到本文，一定会咬破手指连夜写血书，恳求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下令，删去所有英语辞典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的第二个解释。但中宣部总不能禁马克思的书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哥达纲领批判》，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一段是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是“四个坚持”的理论基础，笔者读大学时背过考过。而什么是“哥达纲领”？就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该党去年大选后在德国执政，今年协同美国积极干预科索沃危机。要说干社会主义，人家的资历可比咱们老得多。
本人揪住李希光这句蠢话，并不是因为按英文批起来特别容易，而是因为觉得它特别可笑。破解这种宣传的思想材料——字典、报纸、政治教科书、国际共运史等，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大陆随手拿到。不要说留美之后，就是进大学之前，本人还在穷山沟，半导体收音机都买不起，从未听过“美国之音”，饶是如此，这类宣传那时也骗不了我。
据《妖》书介绍，李希光是南京大学外语系科班出身，在新华社跑国际新闻，又在《华盛顿邮报》作交换记者。按他的学历经历，怎么都不该相信这种党报上惯见的蠢话的。最发噱的是，李希光如果是在北大做报告，讲这种话骗骗芸芸众大学生，我还可以理解，那是带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但他却在刘康的家里也这样讲。大学同学，私人朋友，刘康又是在美国混饭，跟李希光没有职称、官位的明争暗斗。在不需要装童智的时候做童智，那就肯定是智商真的比较低了。
数学不行，中文不行，英语更不行，连中国大陆最常用的英语词汇都拎不清，这就是现在新华社记者的水平。幸好是中宣部直属的新华社，重要的不是水平，而是愚蠢和无耻。只要这二条里沾上一条，倒也不愁职称、官位不会双丰收。
【注】 网友云儿提供了文中的经济数据并帮助分析，特此致谢。 转自<海纳百川丛书之一：我为什么不能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