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报3月12日报导，李瑞环在中共内部会议中，发表长篇告别讲话，透露退休缘由；这篇讲话正在大陆政界流传，以下摘录讲话精华：

忆儿时
小时候干农活 十七岁当木匠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我大概十四岁开始织布，十七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王锡田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对中央要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接受，痛痛快快地响应。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心胸开阔，顾全大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鼓励。对我来讲，退下来是一种解脱。地位高高，贡献小小，责任大大，常感不安。平稳地结束这种如履如临的生活，过几年平常人的日子，是件难得的好事。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保证对新班子支持拥护，绝不干扰；希望有一个安全、安闲的生活环境，以便安度晚年。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六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那六年也是断断续续。我从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母亲曾拉著我的手，掉著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那有钱给你买书呀。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跟我比较熟，就经常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个“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特例，因而引起很多猜测，其实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

我很早就当劳模（劳动模范），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得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

我是一九八九年六月调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拒绝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著的活。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后，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前三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十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我都是边干边学。干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会各界去评论，我只能说尽了心，尽了力，没有懈怠，没有大意。

谈处人
讲话直来直去 致以深深歉意

十三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一些讲话、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样，对我的讲话、文章，看法也不会完全一致。我这些文章、讲话，不管好坏对错，都留在那里，留给历史，表扬也好，批评也罢，都由不得我自己。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我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都经过认真思考，亲自动手的。十年统战政协工作，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没有和哪个人特别亲，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

我是个直率人，讲话直来直去，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怎么说。这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毛病。直来直去，不分场合，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下不了台。今天我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向所有由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语不当而带来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致以深深的歉意，请求谅解。

相处是缘份，是福份。相处是短暂的，友谊是长存的。希望这段时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