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中国”的记录从一九九八年开始。那是中国人情绪普遍对未来“既担心又乐观”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公布日后将造成千百万工人失业的新政策，也就是给所有国营企业三年的时间转型为现代工商管理制度的政策，即便是有技术的工人也对自己身边的变化感到担心。

冯秀惠满脸焦虑。过去二十八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就是这个现在四十四岁工人的家。中国共产党已经命令所有的国企变为营利企业，否则将予关闭。

冯秀惠的处境比一般同事更加困难，因为她是厂长助理，常常得面对那些恐惧、愤怒、甚至火爆的工人和同事－－不幸已经被解雇，不知何去何从的工人和同事。

北京第一机床厂只是全中国巨变的一个小样板，十几亿中国人民都被卷入从社会主义转向全球市场经济的风潮，这动荡而且常常是痛苦的过程，就是“赤字中国”所描述的主要内容。

制片和导演威廉斯(SueWilliams)说，西方人时常把中国看作“搞不懂”的异国文化，但是，“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共通处比多数人所想像的要多得多。我们想透过拍摄普通中国人这几年的生活来表这一点，介绍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当然，要认识、了解这些人，并且赢得他们的信任，我们花了不少工夫。他们当时刚刚被卷入这场经济与社会巨变，但是几乎每个我们想找的人都同意敞开自己的房门和心扉，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她说。

十九岁就获得炼钢专业证书，担任北京一家大规模钢厂工段段长的王浩然说，“这行我已经干了十五年了，如果离开首钢，我能干什么？”

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忧心忡忡，利用社会巨变而发财致富的，也大有人在。公视制作小组的摄影机跟踪了张武流星也似的迅速窜起－－原来在国营包装企业工作的张武，短短几年之间，就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形象设计公司的老板。

一九九八年，张武和他的太太和小女儿还和岳父母一起挤在小小的公寓里。两年后，全家都搬到北京一个高级住宅区一栋豪华公寓的顶楼。更有意思的是，北京的毫宅还像美国超级有钱人的住宅区，是守卫森严、与外界隔离的“城堡。”

张武毫不隐讳他对资本主义的梦想与野心。“我下一栋公寓还要更舒适。住房里面含有我无尽的野心。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做得到。”

栗圆村的田小为一辈子都被邻居瞧不起，经改后她勤做面条，卖面条，如今成为全村最富有的人，她渴望得到的社会地位和敬重也随之而来。

只要江泽民在

镜头转向东北的渖阳，机床公司仓库管理工人张淑艳过去“我可以干活，也可以不干。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工作态度可不行了。市长慕绥新说，“在计划经济下，工人生活的每一层面都受政府管理。在市场经济里，你自己对自己负责。”

为了渖阳市八百万人口当中一百三十万失业工人，每天从一个会议赶到另一个会议，争取贷款、促成交易，希望创造就业机会的慕绥新承认，他对前景并不乐观。“我们预计今年将有四十五万人失业。他们能到哪儿去找工作？”

这个问题的确难答。在“赤字中国”摄制的四年当中，多数中国国营企业仍深陷在财政赤字中，将近三千四百万工人就在这段时间失业。工人的抗议活动越来越普遍，而随著经改步调加速同步升级、加剧的贪污腐败现象，加深了民众的悲观和不满。

节目访问了中国政府经济学家吴敬琏。他说，国有企业的一些管理人员对普通工人很恶劣。“比如，在有些地方，他们把公司卖给官员和亲友，而没有给工人任何股份。在其他地方，他们甚至更贪婪，还要工人出钱来保住自己的工作。”

犯罪的动荡延烧到渖阳－－一个政府腐败的大丑闻在那儿爆发，涉案者直线上升，也上溯到市长慕绥新。命运的逆转著实惊人：这个一度迅速窜升的政治明星被判受贿罪名成立，接著被判处死刑。

在有人失业，有人发财、有人犯罪的迅速转变中，一般人仍力图保留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东西。“赤字中国”访谈所及的父母，一边对女儿迷恋西方通俗文化而加深的代沟感到绝望，一边仍拼命工作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一位母亲为了儿子的大学考试而心神不宁，另一个妈妈则为女儿放弃升学就业养家感到伤心欲绝。

“我女儿羡慕别人吃得好穿得好，我也想让她吃好穿好啊，但没钱，做不到”，渖阳那位工人张淑艳说。

为了保住工作，她被迫接受减薪降职的现实。她现在靠清理厕所维生。“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女儿能够上大学，过好日子。那样，我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张淑艳含著眼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