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成为90年代以来的演艺明星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这个来自中国东北的聪明农民把全国人都逗乐，也把自己逗乐了──他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那代表一种胜利的喜悦：一个农民通过艰苦的奋斗终于在壁垒森严的二元社会里取得了"城市户口"。最近有报导说赵本山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后回辽宁鞠躬致谢，我想他的受宠若惊或感动都是由衷的。对这一点我们不想说什么，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名之路。我们关心的是，赵本山到底靠什么把当局和观众都哄得开心地笑了。

赵本山的"表演艺术"基本上是通过自我嘲笑或自嘲来表现的，这是赵本山艺术的基本特征。那么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自嘲有如此广泛的市场需求呢？就是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已经终结却仍然在台上一本正经地表演的时代。本来这个时代是一个伤痕时代，从30多年的政治压制中解冻了的人们正打算抹眼泪拥抱哭诉一番，但由于倾诉出了一个1989年，伤痕时代便提前结束了。在接下来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新时代"里，由于草木皆兵般的军警管制，不仅人们的哭声把压抑下来了，而且笑声也被压抑下来了--嘲笑当局是被禁止的。这个时代仍然不是鲁迅的时代。黄色笑话于是在民间开始流传，它传达出后极权社会里人们普遍的调侃心态和玩世不恭的精神状态。但这些酒桌或床头文化无法公开化，能公开表演的不是对领导人和社会黑暗的反讽，而是自嘲。在意识形态管制仍在继续但事实上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笑料的新世界里，管制者和被管制者都有一种忍俊不禁的滑稽感，以至全民都快在"新闻联播"面前放声大笑了。正在这时，一个极尽自我丑化之能事的刘姥姥来，贾上下府终于开怀一场。

事实上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9年以后中国就有人打算以嘻皮笑脸的方式迎接西单民主墙之后的冬天，这一使命是在80 年代是由王朔等人来完成的。"伟大光荣正确"之后必然紧跟一个丑角时代，这在社会心理学上不难解释。不过赵本山和王朔还有所不同，王朔是一个具有真正颠覆意识的城市作家，他也是一个越活越明白的人。但赵本山不同，如果说王朔在城市里做鬼脸，而赵本山则发自内心的向城市鞠躬──他对乡土的怀恋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对城市生活的羡慕。在这种意义上，赵本山的表演艺术不仅仅具有时代特点，也具有身份特征。在一个城乡差别如此严重的社会里，来自底层的农民只有通过展示自己"可笑"的一面才能在城市文化市场中获得注意力。

休斯顿市长：丑角！

赵本山现象也说明了这个时代在文化上的穷途末路──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兴奋点集中在农民式的自嘲上，不仅说明意识形态的彻底瓦解，也说明了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已经贫困至极。文化上的末日心态也最后将体现在赵本山本人的艺术创作中，从2003年春节开始，我们发现事实上他已经江郎才尽了。赵本山是一个聪明人，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艺术的缺陷，他似乎打算通过严肃的努力来寻找出路，但电视剧《刘老根》的续集继续讲述著他努力的无奈，这不仅仅是由于文化管制的约束，也和他自身的精神品质有关。我相信赵本山在传统文化中无法找到突破口。无独有偶，张艺谋的《英雄》也昭示著这个犬儒时代的"艺术"已经走到尽头了。也许还有掌声，但谁都知道，这是13年来最后的一场演出。

我们当然并不是苛责赵本山的出身和文化水平，但我想对他说真话更好。我最近看到那位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为赵本山辩护的一段文字，深感这个笑话时代之所以是笑话时代，就是因为农民中的文化人赵本山和文化中的农民余秋雨共存的缘故--由于余秋雨大师的故作文化状，你才会觉得余秋雨更有喜剧效果，只是他通过赵本山把你的笑引出来而已。我们先看看余秋雨先生是怎么说的：

赵本山

这段话不仅说明了余秋雨先生恰恰就是轻视赵本山的"文化人"，而且集中表达了余秋雨先生的伪善。不过在余秋雨先生神乎其神的"文化名词"罗列中，你知道"文化"是怎么回事了，也就理解这个时代最后的告别演出是那么的恋恋不舍。这是余秋雨和赵本山的时代，一个以自嘲和一本正经共同为文化送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