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马寅初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预见到中国人口如不及时控制，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极大负担。他经过广泛调研，提出著名的“新人口论”，写成提案向中共当局进言，建议要搞计划生育。就这样，他被打成“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而痛遭批判，险些被打成右派投入劳改营而老命不保。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寅初的预见是远见、卓识。可文章却遮遮掩掩地说：对于控制人口的主张，周恩来曾表示赞成，毛泽东开始也认为有可取之处──批判马寅初的风潮是康生、陈伯达之流所煽动掀起的。

把迫害马寅初的责任，仅仅推到康生、陈伯达的头上是不客观的。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建国后，领导人的独裁思想日益膨胀、飞扬跋扈自命不凡起来，自认为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了，哪还能听得进别人的什么意见，也根本不愿意搞清“新人口论”是怎么回事，更不想搞清楚西方的“马尔萨斯主义”是怎么回事，就把二者联系起来胡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证明别人总是错的、独裁者才永远正确！

文章提到：马寅初写下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对各方的挑战表明：“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评者们投降。”但对于马寅初坚持真理，文章说有好心人（包括周恩来）都劝他公开认个错。

事实上，这些人不是什么好心人，而是独裁者的奴才。他们为了讨主子欢心，使其政治迫害顺心如意，对马寅初施展软硬兼施两面手法中的怀柔的一面，正是为了配合康生、陈伯达之流的正面批判呀。

文章还为统治当局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所犯下的罪孽开脱，说什么：把中国人口的增长说成是批判马寅初的后果，这是夸大其词，其实是千百年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加上农村的经济状况和农村人员的低素质，这种顽固的惯性作用是原因。

事实上，当局迫害马寅初，使得人口问题得不到正常讨论与注目，从而没有及时实施适当的人口政策，当然是造成日后人口过多的主因。作者所提的农村经济状况和农村人员的低素质，也是当局在建国后大搞黑暗专制政策所促成的。

文章提到：文革期间周恩来起草的保护名单中含有马寅初，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使他免遭劫难。

事实上，把提出正确主张的马寅初加以批斗，本来就大大不该。文革中毛泽东为了不让自己放出的党卫队（即红卫兵）胡乱冲杀而给他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同意把他列入所谓的保护名单。这算不得是对他的善意关心和保护。

文章提到：1972年马寅初患了直肠癌，周恩来亲自批准为他进行手术。──一个人得了病要由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亲自批准才能获得治疗和进行手术，只能证明这个社会的不正常，不能证明这个社会之始作俑者的什么关心和爱护啊！

文章还谈到：马寅初当年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是如何如何不满，对共产党是如何如何拥护；而马寅初1939年与周恩来的会面，乃是他人生的转折点。马寅初后来回忆说：“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我无时不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

可惜的是：文章作者并未交代马寅初的这段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因此也难以获悉因“新人口论”被批斗的他是否还“无时不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我想，因为反对国民党专制、追求民主而自然地与共产党走到一起的马寅初，在见证到中共对于正常言论的压制之后，其内心一定非常悲愤，只是无力反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