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高级领导人而言，这种运动的政治功利主义实在太明显了。“三讲”没有有效地反击腐败，相反，江泽民利用这个运动来巩固自己的作为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权威和加强自己对高层中共领导人的控制。

　　特别是李鹏、李瑞环和朱镕基对这一运动没有兴趣，他们认为这一运动没有实效，而且是旨在制造个人崇拜。但是，他们谁也没有直接反对江泽民。但朱镕基背地里讽刺性地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说，江泽民的“讲政治”并非真正的自我批评，而是对朱镕基他本人支援在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的拐弯抹角的肆意抨击，虽然江泽民同他自己都对此应该负责任。

　　这突显出江泽民从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中全身而退，并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的“技巧”。

　　朱镕基和江泽民对1999年中共领导面对的十个经济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问题包括所有制的改革、货币政策、金融机构的改革、农业政策和WTO问题。在大多数问题上，朱镕基和江泽民意见不一，朱镕基表现更具改革姿态和更加务实，而江泽民则不断表现出为了取得公众、官僚机构和意识形态上的左派的政治支援，不惜减缓必要改革的锋芒。

　　江泽民不断在政治上削弱朱镕基，虽然经济是朱镕基的专长和朱镕基的责任。结果，虽然不是朱镕基的责任，朱镕基不得不因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承受指责，同时，江泽民却通过他的高调、模糊和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指示将经济政策弄成一团糟，使本来在困扰经济的问题久拖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