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高級領導人而言，這種運動的政治功利主義實在太明顯了。「三講」沒有有效地反擊腐敗，相反，江澤民利用這個運動來鞏固自己的作爲意識形態理論家的權威和加強自己對高層中共領導人的控制。

　　特別是李鵬、李瑞環和朱鎔基對這一運動沒有興趣，他們認爲這一運動沒有實效，而且是旨在製造個人崇拜。但是，他們誰也沒有直接反對江澤民。但朱鎔基背地裏諷刺性地對自己的工作人員說，江澤民的「講政治」並非真正的自我批評，而是對朱鎔基他本人支援在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的拐彎抹角的肆意抨擊，雖然江澤民同他自己都對此應該負責任。

　　這突顯出江澤民從有爭議的政治問題中全身而退，並將責任推到別人頭上的「技巧」。

　　朱鎔基和江澤民對1999年中共領導面對的十個經濟政策問題上存在分歧，這些問題包括所有制的改革、貨幣政策、金融機構的改革、農業政策和WTO問題。在大多數問題上，朱鎔基和江澤民意見不一，朱鎔基表現更具改革姿態和更加務實，而江澤民則不斷表現出爲了取得公衆、官僚機構和意識形態上的左派的政治支援，不惜減緩必要改革的鋒芒。

　　江澤民不斷在政治上削弱朱鎔基，雖然經濟是朱鎔基的專長和朱鎔基的責任。結果，雖然不是朱鎔基的責任，朱鎔基不得不因經濟方面的問題而承受指責，同時，江澤民卻通過他的高調、模糊和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指示將經濟政策弄成一團糟，使本來在困擾經濟的問題久拖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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