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英国社会，虽然对爱滋病仍旧有偏见与恐惧，但人们开始接受爱滋病，并善待爱滋病人。社会给予加曼机会，让他在被爱滋病夺去生命之前，以乐观和博大的心胸，创造出迷人的艺术作品。

在去世之前，加曼已经双目失明，皮肤肌肉都在脱落，但他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气，拍摄下自己“与爱滋病共存”的最后岁月。因为发现许多爱滋病人对自己的病非常害怕，在那部叫做《蓝色》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影片中，加曼对爱滋病情做了艺术性的解释，让人们产生勇气去拒绝恐惧和绝望。在最后一本书《自承风险》中，加曼写下他的遗愿：“在我离你们而去的时候，我会唱著歌离开。－－－请读一读我在字里行间所写的这个世界的关怀爱心。”

一个社会，能让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活得高贵、死得凄美，并把爱心留给他人，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人道的社会。在西欧，爱滋病被视为是人类的苦难，不管得病的是谁，大都能获得社会的救助与适当的治疗。因此，爱滋病人报复社会的事情不能说没有，但绝对是极其个别的现象。

前不久有来自国内的报道，天津市多名艾滋病患者拿装有自己血液的针筒在街上找人乱扎，造成天津市陷入极大的恐慌。据说，这是爱滋病人报复社会对他们的不公。他们中的许多人，既不嫖娼、卖淫，也不搞婚外情，更不吸毒，他们患病，皆因政府的不负责任，贪渎和压制真相报道，由医源性“血祸”危害感染了爱滋病，因此一些爱滋病人绝望中走上极端，再去陷害别人。

这个可怕的扎针事件，让我们注意到中国那样一个对病人缺乏关爱的社会。在死神的阴影中挣扎，爱滋病人除了承受肉体的痛苦之外，还得承受社会的歧视。许多人因此失去身份，失去基本的权利：被单位隔离，被亲友抛弃，政府的医疗部门对他们无动于衷，这样，无路可走的他们选择了报复。

中国社会对他们如此残忍，他们便不顾一切地报复社会。这样一个人性不健全的社会还能够治疗吗？如果我们不致力于改造这个患了冷漠症的社会，如果我们不去谴责中国政府的渎职与不人道，那么，我们怎么能指责艾滋病人以死相拼呢？据说，他们拿著针筒乱扎针，其实根本感染不了什么人，只是制造了社会恐慌，为的是唤起人们对他们悲惨处境的注意。

也许不少得了爱滋病的人终不免一死，但是，让他们死在社会的温暖之中，死在亲友的关爱之中，而不是死在残忍和冷漠之中，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公民的共同责任。

摘自(大纪元)